2.工業化沉澱了本來就不多的資金

其次士大夫的行為模式變了。前清時候，士大夫辦實業的不多見。一般都是官辦，士大夫的股份作為商股夾雜在裏麵。存款也是唯恐人家知道，偷偷摸摸地存在洋商銀行裏。有的連家人都不告訴。李鴻章死後，天津匯豐給出150萬兩存款。李經方拒收，認為他父親在匯豐的存款絕不止這點。大清一倒，這些就都漂白了。可以拿出來用了。幹什麽呢，辦實業。民國初的風氣是士大夫人人談實業，個個講救國，形勢看得都很明白，地主階級必須趕緊向資產階級轉變，過了這個村可沒這個店了。中國的民族資本從此誕生了。工業投資是很耗費資金的，即便是輕工業。

一戰是中國工業騰飛的起點。投資主要來自二個方向：一個是日資，一個是民族資本。日資前一章已經充分敘述過了。並不消耗中國的白銀，他實際上是向中國注入白銀。現在單說民族資本。1911年民族工業資本是1.5億銀元。到1933年不包括東北的數據是4億元。這些民族工業資本數據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額。當時的民族資本家是根本不考慮流動資金的，都是先投入固定資本，周轉的事情等廠子轉起來再說。1911年全中國白銀存量才12億庫平兩，民族工業固定資本幾乎要占據10%。1933年全國流通銀元大概17億元，民族固定資產要占23.5%. 這是新出現的問題，跟工業化之前的經濟模式不一樣。以前都是辦貨，貨如輪轉，錢也是飛快周轉的。1911年中國12億庫平兩的白銀能夠支撐100億兩左右的商品經濟規模，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經濟主要是以貿易為主的。一戰以後，變了，辦貨變成了辦廠，工業化像個怪獸，源源不斷地吞噬中國本來就不多的資金。其實何止是工業化，現代化本身就是錢坑。通訊，交通，公用事業哪個不是費錢的無底洞？Rawsky做了個估算，他把所有的帶現代味道的固定資本投資全部算進去， 1903-1936，中國年均投資4.95億元。總共168億元。就算東北全是日本人在投資好了，去掉44億元，剩餘124億元。這些錢妥妥地沉澱到了近代中國經濟的底層，成了他的地基，周轉緩慢。

3.銀根奇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新的社會經濟行為帶來了新的資金使用模式，從而造成了新的問題。一戰爆發，歐洲各國暫停了金本位，禁止金銀輸出，鼓勵輸入。英國開始從中國抽回白銀，1914-1917年海關記錄了8170萬關兩白銀的淨輸出。偏偏1916年開始中國的民族工業快速崛起，二下夾攻，再加上農村日益增長的銀元需求，上海的銀底撐不住了。

銀根緊到什麽程度？17，18，19年連續三年上海的白銀存底月平均金額始終保持在3000多萬規兩。這是什麽概念？當時全國中外鈔票發行量在1.2億元，準備金至少要求5000萬銀元；那還有存款保證金呢，1922光中交二行的存款就達3億元，外商銀行方麵，單是匯豐一家就有1億元存款在內地，10%的保證金起碼的吧？這就是4000萬元！二項相加9000萬元，合6480萬規兩是雷打不能動的；錢莊日常結算資金呢？前麵章節裏說過100億左右的全年結算金額，一天就是3333萬，10%的現金結算都要300萬元；其他零零碎碎的比如標金，外匯倉位保證金等等，這些都得靠月均3000萬規兩銀底來支撐，難不難？千難萬難！

但是飯不能一天不吃啊，生意也不能一天不做。每年春季絲茶上市，中秋一過，棉花，雜糧，上海都要拿出白花花的銀子去采購。一年之中，上海銀底，洋底的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可以相差三千萬規兩。[1]一到冬季洋貨結賬和土貨收購兩麵夾擊，一邊是白銀嘩嘩地向洋商銀行裏流，一邊是銀元大量下鄉。銀拆，洋厘本來應該是個蹺蹺板，此時卻同時上漲。銀根極緊，商家到處找銀子，急如星火，深夜不息。1923年冬季上海可以動用的存銀下降到500萬規兩。連洋商銀行都恐慌了，從來沒有過的事。[2] 1924年冬季基於上年的教訓，大家都多準備了白銀。總庫存從23年的月均5399萬規兩上升到月均6985萬規兩。結果還是出了事，還倒了幾家錢莊，比23年還不如。[3]那麽上海的白銀少了，內地的白銀是否就多了呢？才不是呢！看當時的報刊，大家都在叫錢少，而且都將原因歸結給對方。上海叫嚷內地土貨吸收了太多的銀元。內地叫嚷上海的錢莊將頭寸全部調回上海，總之誰都缺錢。錢到哪裏去了，一個沉澱到了農村裏了，一個沉澱到了洋商銀行裏去了。

1911年以後的中國需要錢，需要大量的錢來和日益增長的經濟規模相匹配，來完成從商貿經濟到工業經濟的轉變，但是中國沒有一個起碼的現代貨幣製度，中國法幣的發行之路遲至1935年，還是被迫，不得已才走上去的。之前，中國隻有白銀，隻能依靠白銀輸入和加速周轉來解決自己的貨幣困境。輸入的事慢慢再說。先說周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