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四年即公元783年十月十一左右，自稱秦帝的朱泚親自帶兵緊逼唐德宗李適避難的奉天，雙方開展了長達一個多月的血腥攻守戰。

當時朱泚黨羽所占據的隻有長安而已，援軍的遊騎時不時都能跑到望春樓下。守衛長安的李忠臣等人屢次出兵，但總是失敗，隻好向朱泚求救。朱泚又怕百姓利用他的困弊搗亂，因此派出的兵馬都是在夜晚出行。朱泚擔憂長安出事，所以加緊進攻奉天，讓僧人法堅建造雲梯，高度和寬度各數丈，再用兕（古代犀牛）皮裹住，下頭裝上巨輪，上頭可容納壯士五百人。城中守軍望見後無不驚慌恐懼。唐德宗因此征求群臣的禦敵意見，渾瑊和侯仲莊回答說：“臣注意到他們的雲梯很重，重就容易陷進地裏。臣請求在他們前來進攻的路下挖鑿地道，積蓄柴薪和火苗等待他們。”神武軍使韓澄說：“雲梯不過雕蟲小伎，不足讓陛下煩勞聖慮。臣請求負責抵禦。”於是他估計了雲梯的去向，將東北角的城牆增廣三十步寬，在那裏儲存了很多膏油鬆脂和柴薪蘆葦。

十一月十四（丁亥），朱泚派大軍擊鼓呐喊著要進攻南城。韓遊瑰說：“這是想分散我們的兵力。”於是帶兵嚴加防備東北角。次日，北風刮得很凶，朱泚的軍隊推著雲梯，上頭鋪了濕氈，懸掛水袋，載著壯士攻城。他們還在兩翼安排了轒轀（上頭蒙著牛皮，下麵可容納十來人的大型木製攻城戰車），上頭站著不少士兵，抱著柴薪，背著土袋，一邊填平壕塹一邊前進，矢石火炬也不能傷悼到他們。叛軍出動所有兵力進攻奉天城的東北角，矢石如雨，城中守軍死傷不可勝數。叛軍已有人登上了城牆，唐德宗得知後，和渾瑊相對哭泣，群臣也隻有仰首朝天，祈求保佑。唐德宗將自禦史大夫和五百戶封邑以下的千餘空白告身（即委任狀）全都交給渾瑊，讓他招募敢死隊去抵禦叛軍，還賜給他禦筆，讓他根據他們的功勞大小全權署名發給，告身不夠時可以在他們身上書寫任命。唐德宗還跟他說：“今天便與愛卿道別了。”渾瑊俯伏在地，淚流滿麵。唐德宗拊著他的背，歔欷痛哭，悲不自勝。當時士卒饑寒交迫，又四處尋找甲胄。渾瑊安撫曉諭他們，並用忠義激勵大家，於是士卒無不擊鼓呐喊，拚死力戰。渾瑊中了流矢，但仍然不停地戰鬥，起初毫不感覺疼痛。剛好這時雲梯輾到地道上頭，一隻巨輪偏斜後陷進地裏，既不能前進也無法退卻。大火從地裏冒出，風勢也回了過來。城上守軍於是往雲梯上投擲蘆葦火炬，倒下鬆脂，加以膏油，歡呼聲震天動地。須臾之間，雲梯和梯上的敵兵全都化為灰燼，臭味幾裏外都能聞到。叛軍這才退下。於是奉天的三座城門全都打開，官軍衝了出來，太子親自督戰，叛軍因此一敗塗地，死了數千人。受傷的官軍將士，太子親自為他們包裹瘡傷。到了夜裏，朱泚再次前來攻城，流矢都射到禦座前三步才墜下。唐德宗大驚失色。

李懷光從蒲城帶兵直趨涇陽，沿著北山西進，並先派兵馬使張韶扮成百姓走小路前往唐德宗的行在，將奏折藏在一粒蠟丸裏。張韶到奉天時，正值叛軍猛烈攻城。他們見到張韶後，以為他是個賤人，便驅使他和其他百姓一道去填平壕塹。張韶找到機會，越過壕塹抵達城下，向上頭喊道：“我是朔方軍派來的使者。”城上守軍放下長繩把他拉上去。到了牆上時，張韶已經身中幾十箭，還是堅持從衣服中拿出奏折呈上。唐德宗喜出望外，讓人抬著張韶四處巡視，用以激勵將士。城上歡聲如雷。叛軍不知道怎麽回事，非常疑心恐懼，隻好緩慢了進攻。

十一月二十（癸巳），李懷光在澧泉（《新唐書》作魯店）打敗朱泚的部隊。朱泚得知後非常恐懼，當夜隻好解除對奉天的包圍，帶兵逃回長安。大家都知道如果李懷光再過三天還不來的話，奉天就要失守了。同時，神策軍大將李晟自定州率師赴難勤王，進駐渭橋。

朱泚的大軍退走後，邕從唐德宗的群臣全來祝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說：“陛下性子太急，不能寬容他人。如果這一性子不改，即使朱泚敗亡，隻怕憂患並未就此結束！”唐德宗也不覺得被他冒犯，反而十分讚許他的直言。侍禦史萬俟著接著又派人打開金銀布帛和通商運輸的道路。重圍解除後，各道進貢的租賦相繼來到，朝廷的費用也開始有了保證。

十一月二十一（甲午），唐德宗任命商州都虞候王仙鶴暫領商州防禦使。

朱泚回到長安後，隻專心在城防事務上，但還時不時讓人從城外過來，繞著城牆喊叫道：“奉天已被攻破了！”想以此迷惑大眾。他占有了府庫的財富，不惜拿出大量金銀布帛取悅將士，公卿大臣在長安的家屬也都照樣發給月俸。隨從禦駕到奉天的神策及六軍將士，以及哥舒曜和李晟的部下，他也給他們的家庭發放糧食；再加上修繕器械等，每天的費用也很大。後來朝廷收複了長安，發現府庫尚有剩餘積蓄，見到的人都追怨有司部門過去的橫征暴斂。

有人跟朱泚說：“陛下既然接受天命，唐朝的山陵宗廟就不能繼續保留。”朱泚說：“朕曾北麵事奉唐朝，怎忍心做出這樣的事！”有人又說：“百官的位置大多空缺，請派兵脅迫士人來填補。”朱泚說：“強迫他們當官會造成人們的恐懼。隻要願意出仕，就讓他們當官，何必到各家敲門拜官！”他所用的隻有範陽和神策團練的將士；涇原的將士驕傲專橫，都不聽他的使喚，隻是為他守護掠奪來的資產，不肯出戰。他們又密謀要暗殺朱泚，但事情不成，也就算了。

李懷光生性粗心疏忽。他從崤山以東趕來赴難後，多次和他人談論盧杞、趙讚、白誌貞的奸佞，還說：“天下大亂，都是這幫人造成的！我見皇上時，一定請求誅殺了他們。”奉天之圍解除後，他仗著自己的功勞，以為唐德宗一定會用特殊禮儀接待他。有人勸王翃和趙讚說：“李懷光來時一路上憤慨感歎，覺得宰相們的謀略非常失當，度支征收的租賦煩重，京兆尹對他部隊的犒勞賞賜卻很刻薄。導致禦駕顛沛流離的，都是這三個大臣的罪過。如今李懷光新立大功，主上一定會推心置腹地對待他，征求他對朝政得失的見解。如果讓他把這番話告訴主上，大家不是都很危險嗎！”王翃和趙讚將這話轉告盧杞。盧杞十分恐懼，便私下跟唐德宗說：“李懷光的功勳業績，是社稷的依賴。賊徒對他聞風破膽，全無堅守的決心。陛下如果派他乘勝攻取長安，那麽一舉即可滅賊。這正是所謂破竹之勢。如今聽任他入朝，陛下必得賜他宴席。這樣留連多日，一旦讓賊兵退入京城，得以從容加緊防備，那時恐怕就很難對付了！”唐德宗覺得很有道理，於是下詔派李懷光直接帶兵進駐便橋，與李建徽和李晟以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定期共同攻取長安。李懷光覺得自己不遠數千裏，竭誠赴難，打敗朱泚，解除重圍，而近在咫尺卻不能見到天子，因此怏怏不樂。他說：“我今天已被奸臣排擠，以後的事情可想而知！”於是帶兵離去，在魯店逗留了兩天才前進（《新唐書》說，這期間唐德宗任命李懷光為中書令兼朔方、邠寧、同華、陝虢、河中、晉絳、慈隰行營兵馬副元帥）。

這期間，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朏率領所部兵馬作亂，進入成都。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棄城逃奔漢州。鹿頭衛戍將領叱幹遂等人出兵討伐，殺了張朏及其黨羽，張延賞這才重新回到成都。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帶兵討伐李希烈，進駐盱眙。得知朱泚作亂後，他回到廣陵，修築壕塹和堡壘，也修繕甲胄和兵器。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關閉和封鎖關口橋梁，禁止馬牛出境，同時修築石頭城，穿鑿近百口水井，還修繕了幾十座館舍樓第和城塢壁壘。從建業直抵京峴，樓房城堞緊緊相連。他這樣做既是為了準備迎接禦駕渡江，也是為了自固。陳少遊征發三千士兵在江北舉行大閱兵。韓滉也征發三千水師在京江耀武揚威，和陳少遊互相呼應。

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準備送往京師。陳少遊覺得叛軍占據長安，何時能夠收複還不清楚，便想強行留下。包佶不肯，陳少遊居然要殺他。包佶怕了，將妻兒藏在裝公事文書的櫃子裏，急忙渡江離去。陳少遊將鹽鐵收入的錢帛全都拿走。包佶還有守衛錢財的三千士卒，陳少遊也將他們占為己有。包佶才帶著幾十人準備一道前往上元，結果這幾十人也被韓滉奪走。

當時南方的藩鎮都閉境自守，惟有曹王李皋多次派使者到西北交納貢賦。李希烈攻打緊逼汴、鄭一帶，江、淮的道路斷絕，朝貢都隻能經由宣、饒、荊、襄一帶抵達武關。李皋修治郵驛，鋪平道路，因此往來的使者得以通行無阻。

唐德宗詢問陸贄什麽才是當今的急切事務。陸贄覺得近來產生的動亂，主要是由於上下缺乏交流，便勸唐德宗虛心接待臣下，從諫如流。於是他上疏進諫，大略意思說：“臣認為當今的急務在於審察眾人的心願。如果眾人的心願覺得該這麽做，陛下可以率先實行。如果眾人的心願覺得應當革除，陛下可以率先除去。君主的好惡和天下人一致而天下卻不歸心，自古及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治理動亂的根本，關鍵在於人心，更何況正當變故動搖之時，和危疑向背之際。人心所歸則政權能夠穩定，人心失去則政權將會傾覆。陛下怎能不審察眾人的心願，跟他們的好惡一致，使黎民百姓歸心朝廷，一致安邦靖國！這的確就是當今的所急。”他又說：“近來臣私下聽到些輿論，也了解了眾人的心願。全國各地擔心的是朝廷內外意見分歧，朝廷百官擔心的則是君臣之間無法交流。郡國的想法不能達到朝廷，朝廷的誠意又局限在殿堂。皇上的恩澤無法普及下民，而下民的心願也無法上聞朝廷。真實的事情陛下未必知道，而陛下知道的事情未必真實。上下隔絕於其際，真偽混雜於其間。聚在一塊的抱怨甚囂塵上，翻騰胡鬧的誹謗一片狼籍。在這種情況下想要沒有猜疑和阻隔，可能嗎！”他又說：“如果能總結天下的智慧，幫助陛下耳聰目明；能順應天下的心願，幫助陛下實施教令；那麽就能做到君臣同心，有什麽不能相從！一旦遠近歸心，誰敢繼續為亂！”他又說：“有些顧慮看似愚蠢卻接近正道，有些事情非常重要卻看似迂腐。”

疏奏呈上十來天後，唐德宗沒有任何措施，也不再征求他的意見。陸贄於是又上疏，大略意思是：“臣聽說立國的根本，在於得到民心；而得到民心的關鍵，在於了解下情。所以孔仲尼覺得下情是聖王的田地，說治國的大道就生長在那上頭。”他又說：“根據《易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天在下而地處上，就位置而言是反了，但反而說這是安泰，是因為上下交流的緣故。君在上而臣處下，就大義而言是順了，但反而說這是否定，是因為上下沒有交流的緣故。君上約束自己而富裕了下民，下民必然高興而甘願事奉君上，這難道不叫作益嗎！君上蔑視下民而放縱自己，下民必然怨恨而背叛君上，這難道不叫作損嗎！”他又說：“舟即君上之道，水即下民之情。舟順著水之道則可浮起，違背水之道則將沉沒。君上得到下民之情則王權穩固，失去下民之情則王權危亡。所以古代的聖王要居人上，必先讓自己的欲望順從天下人的心，而不敢以天下人的心順從自己的欲望。”他又說：“陛下因為習俗妨礙了國家的治理而氣憤，所以任意削平藩鎮，將大權收歸朝廷，以明威駕臨藩臣，以嚴法製服叛亂。然而流弊已經太久，而陛下的做法也太過。所以遠處的藩臣因為驚懼猜疑而抗拒朝命，為了逃避死罪而起兵作亂；而近處的臣僚因為畏懼膽怯而敷衍朝廷，為了避免獲罪而醜態畢生。於是君臣意見分歧，上下交流隔絕。君上一心要求國家的治理，而臣下則一心逃避自家的誅夷。臣下即使想要盡忠，而君上又擔心受到欺騙。所以君上的睿誠無法下達眾人，而眾人的下情也無法上達君上。臣以前曾任禦史，獲得朝謁陛下的機會，雖然僅有半年。陛下森嚴深邃，高居在上，從未降旨征求群臣的意見，而群臣也局促不安，急趨急退，也不羅列要事詳細奏陳。朝堂之間，尚且無法交流，那麽宇宙之廣，何以溝通！雖然陛下恢複了慣例，召使臣問對，也另外延請宰輔，征求意見。但這畢竟不同於師錫（即在朝堂上群臣獻言），也有異於公言（公開談論）。對尚未實行的事則相互告戒說不要談論朝廷的機密；對已經實行的事又認為不用進諫既成的事實。群臣逐漸心生顧慮，動不動就害怕遭到猜嫌。於是人們各自隱瞞實情，說話擔心冒犯忌諱。至於即將發生的事變和動亂，黎民百姓都非常擔憂，而隻有陛下恬然不知，還以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致。陛下如果將今日親眼目睹的事和以往聽到的相比，孰真孰虛，何得何失，事情的通暢和堵塞，不是一目了然了嗎！人情的真偽也不是非常清楚了嗎！”

唐德宗看了奏疏後，派宦官去曉諭他說：“朕的本性其實對人非常推誠置信，也能納諫。隻因為覺得君臣一體，所以全無堤防。正是由於推誠置信，對人沒有猜疑，所以經常被奸人賣弄。如今所導致的禍患危害，朕思來想去，過失其實反而在於推誠置信。又有，諫官論事時，很少能做到謹慎嚴密，照例自我炫耀，將過失歸於朕以取得自己的名聲。朕自從即位以來，見到很多人的奏對論事，大抵全是雷同，道聽途說。稍微加以質問，他們馬上就答不上來了。如果真有奇才異能的人，朕豈會舍不得拔擢重用？朕見到長久以來，事情不過都是如此，所以近來也不經常找人問對，其實也並非對接納臣下感到厭倦。愛卿應當深刻理解這點。”

陸贄覺得人主君臨臣下，應當以誠信為本。進諫的人即使言辭和意見低鄙拙劣，也應當寬容他們，好大開言路。如果靠震怒威懾他們，以爭辯反駁他們，那麽臣下怎敢言無不盡？於是他又上疏，大略意思是：“天子之道，和天相同。天不因為地有惡劣樹木就廢除萬物生長，天子也不應當因為時有小人就廢除聽納諫言。”他又說：“隻有誠與信才是至關重要，一旦失去就無法彌補。一旦失去真誠則人心難保，一旦失去信用則言而無效。陛下所謂的因過於誠信以導致禍患，臣私下覺得這話有點過頭。”他又說：“靠小聰明駕馭臣下則人們變得欺詐，以大猜疑對待臣下則人們學會敷衍。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如果自己不能盡到誠信，卻希望別人盡到，眾人必然得過且過而不會聽從。如果自己首先缺乏誠信，卻說今後會誠信，眾人必然心生疑慮而不會相信。所以說誠信之道，任何時候都不能離身。還希望陛下慎守此道，行之有加，而不是追悔自己的誠信！”他又說：“臣聽說仲虺曾讚揚成湯，不稱讚他沒有過失，而是稱讚他能夠改過。吉甫曾歌頌周宣，不讚美他毫無缺陷，而是讚美他能夠彌補缺陷。所以聖賢的意思非常明朗，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這是因為人們立身處世，必定會有過錯，不管上智還是下愚，都在所難免。但智者能夠改過而遷善，而愚者卻恥過而為非；遷善則智者的仁德日新月異，為非則愚者的惡行與日俱增。”他又說：“諫官的進言不夠周密卻又自我炫耀，的確是不夠忠厚的做法；但這並不損害陛下的聖德。陛下如果納諫不違，那麽傳出去隻會更增加陛下的美名；陛下如果違諫不納，又怎能禁止他們的話傳出去！”他又說：“沒有效用的高談闊論不必采用，很有道理的隻言片語不必違背。辭句笨拙而效用迅速的未必就是愚劣，言辭甘美而注重利益的未必就是智慧。所以對任何諫言都必須以實事求是加以分析，憑最終目的加以考慮，即‘其用無他，唯善所在（除了對朝政有益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他又說：“陛下說：‘近來見到很多人的奏對論事，大抵全是雷同，道聽途說。’臣私下覺得眾多的建議中，足以見到下情，必有可行之處，也有可畏之事，恐怕不宜一概輕蔑地加以否認，全不省閱采納。陛下又說：‘稍微加以質問，他們馬上就答不上來了。’臣隻是覺得陛下雖然讓他們答不上來，然而卻未必讓他們覺得自己沒有道理。陛下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他又說：“作為臣下的莫不願意盡忠，作為君上的莫不想取得大治。然而臣下總是苦於君上無法取得大治，而君上也總是苦於臣下不能盡忠。為何會這樣呢？是因為兩情沒有很好交流的緣故。臣下的建議莫不願意得到君上的采納，君上的旨意莫不尋求臣下的理解。然而臣下總是苦於君上難以聽納，君上總是苦於臣下難以理解。為何會這樣呢？這是因為無法除去九種弊病的緣故。所謂九種弊病，君上有其六而臣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這六者是君上的弊病。諂諛，顧望，畏愞，這三者是臣下的弊病。君上好勝必然喜歡聽到佞臣的言辭；君上恥過必然忌諱聽到忠臣的直諫；這樣一來諂諛的臣下就順從旨意，而忠實的言語就無法上達。君上騁辯必然抄襲先聖的言論，用以反駁臣下；君上眩明必然臆想猜疑，總擔心臣下欺詐；這樣一來顧望的臣下就得過且過，而懇切的進諫就不能盡言。君上厲威必然不能放下架子接待臣下；君上恣愎必然不能自我引咎接受規勸；這樣一來畏愞的臣下就盡量避禍，而有理的建議就不法上申。國家的區域如此廣大，天下的生靈如此眾多，陛下的宮闕如此深重，地位的高卑如此隻隔絕，自黎民中的賢人以上，能夠獲睹陛下尊容的，千萬人裏也不到一人；而獲睹至尊的人裏，得到陛下接見問對的，千百人裏也不到一人；幸而得到接見的，又有九種弊病叢中作梗，因此上下之情實在難以交流。上情不通於下則眾人感到困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主產生猜疑。產生猜疑則不能相信眾人的真誠，感到困惑則不能聽從陛下的詔令。臣下真誠而不見采納則將導致繆悖，君上詔令而不見遵從則將加以刑誅。下悖上刑，不失敗還更待何時！所以動亂的時代居多，大治的時代居少，自古以來都是如此。”他又說：“從前趙武口齒不清卻成為晉的賢臣，絳侯為人木訥卻成為漢的元輔。所以說能言善辯的人說的事未必可信，言窮辭屈的人講的話也許有理。知人很難，連堯、舜都感到頭疼，所以怎能光憑君臣間的一問一答就能完全知人！以此了解天下的民情，當然會失去很多真實。以此輕視天下的士人，必定會遺漏很多人才。”他又說：“諫者多，表示我能喜好善言；諫者直，表示我能寬容諍臣；諫者狂誣，表明我的仁恕胸懷；諫者漏泄，表明我的從諫如流。隻要有其中之一，都算是盛德。這就是人君和諫者互相交流相得益彰之道。諫者得到封爵賞賜的好處，人君也有天下安定治理的利益。諫者得到獻可替否的名聲，人君得到博采廣納的美名。即使這樣，諫者也有失去中肯的時候，而人君卻還有納諫的美名；唯恐忠讜之言不夠懇切，天下之情無法上聞。這樣則納諫的美德將更加光彩了。”唐德宗采納了他的許多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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