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有三類。 第一種自己認為告密是一種正義的行為。 如果他是一個未成年人還可以理解。 年輕人幼稚衝動，稍為被人煽動幾下就成了別人的炮灰。遠的在文革的中國， 兒女為了給父母畫清界限主動檢舉。 近的在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時代。 看過電影Killing Field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裏麵年輕人的殘忍。

第二種就像這次事件的告密者。告密是為了達到打擊報複他人。 也許這人和畢福劍有怨， 雖然他自己從告密中得不到什麽實質性的好處。 文革時期我外公家鄰居就是這樣的人。 解放以前外公在國民黨軍隊中做過教開車的教官， 應該屬於文職人員。 當時住的地方牆薄，隔牆有耳。到了文革初期，這鄰居到外公工作的汽車修理廠告發， 不知怎麽的，外公居然成了反革命軍官。這還得了。 修理廠還沒出個潛伏了這麽多年的反革命。 當然伴隨我外公的就是無休止的批鬥和住牛棚。這鄰居還不罷休，又到我媽上班的地方去檢舉，害得我媽也差點被批鬥，因為大肚子才幸免於難。 許多年以後，我外公談到此鄰居,覺得好笑又可悲. 這鄰居真的什麽好處都沒有得到.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 外公成了不被信任的人, 被勒令一星期隻能工作三天, 也就是說工作一天, 第二天就不能上班. 他的工資並沒有減少..在我的記憶中, 外公總在那一天去釣魚.  我小時候因此也吃了不少魚.  當然外公精神上的痛苦是我小小年紀不能理會的.

第三種告密者是被逼無奈. 幾年前看電影The Good German. 對其中的猶太人告密者的情節感興趣, 就去借了原書來看. 裏麵講到某些猶太人為了自己和家人生存, 每天的任務就是在公共場合指認其他猶太人. 他們為什麽不逃走呢? 或者為什麽不選擇自殺? 當然我們站著說話不嫌腰疼. 當一個人麵臨那種絕望困境, 求生欲望之強烈也許不我們可以指手畫腳應該評論的. 我問過幾個德國朋友, 這些猶太人最終怎麽樣了. 據說到了後期也沒有什麽更多的猶太人可以指證了, 大部分的人還是進了集中營, 死了. 極少數生存下來, 二戰後也被逮捕審判, 如那本書中所言. 雖然他們的所作所為對被指證的猶太人的家屬而言不可饒恕.  誰又敢擔保自己的選擇會更有道德?

任何社會都不應該強求公民做道德楷模. 隻有社會製度的完善才能保證告密者沒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