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幾年前有一次我在醫院的手術台上爬了下來，在麻醉前的那一刻要求中斷手術。

那次醫生建議我去做一個腎上腺的血樣檢查，我當時要求醫生幫我約市裏最好的醫院。 我的專科醫生說，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是在那方麵的權威， 我可以去那裏。一個星期後我被告知我得等三個多月， 同時醫生給我在一個也挺大的教會醫院另找了一個有這方麵經驗的醫生給我， 約好了半個月後去。

這個檢查的過程是有風險的，技術也很尖端。一般是兩個醫生同時進行，在病人大腿內側的兩個大動脈上入針，將儀器隨著動脈深入到腎上腺然後在那裏取血樣，盡管全程是有計算機顯像引導和控製的， 但如果醫生操作不當的話，會當場損壞病人的腎上腺使其喪失原有的功能， 而且是永久性的。還有一個很大的可能就是手術不能完成，那個儀器因為操作過程的失誤根本沒能到達指定部位，采不到血樣。

那天我在醫院裏按部就班的做好了檢查前的所有準備，包括靜脈注射的針頭也在我哆哆嗦嗦的囧樣中埋在了我的右臂上。按照慣例，一般在麻醉前醫生會來和病人自我介紹一下，然後象征性的描述一下具體過程。當那個中年女醫生出現在我麵前的時候，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一直以為會是一個男醫生的。果不其然，女醫生說她是那位男醫生的助手，而原來安排的那位醫生因為家裏有突發情況不能來了，那天將由她來獨立完成我的檢查。我當場問她，她以前做過幾例這樣的手術，她說做過一次，而那一次也是失敗的，並沒有采到血樣。然後她直率的告訴我，她對我那天的手術，沒有100%把握。我一聽心裏就打鼓了，幾種念頭一瞬間在腦袋裏回旋，一會是我在醒來後被告知我的一個或兩個腎上腺全死翹翹了， 一會兒又是醫生告訴我手術失敗，血樣沒采到，三個月後我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反正每種都讓我心落潭底。激凜凜地打了個哆嗦，我騰地坐了起來，弱弱地問了一聲：“我可以放棄這個手術嗎？”這個醫生真是個白衣天使，心善仁慈， 一點也沒有責怪我的不敬魯莽，反而表示理解我的決定，並且告訴我，我也不會因為半途放棄有任何道義和經濟的責任。

回家後我決定寧願在家等三個月也不要去其它醫院了，心髒經不起嚇啊，要是再來一個這樣的實習醫生， 還沒有第一個的誠實，那很大的可能，一覺醒來，我就莫名其妙地少了個零部件了，原來的小毛病沒治好，一天裏雲霄車跌落穀底，成殘障人士了。沒想到一周後，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給我來了電話，有個cancellation, 問我願不願意兩天後去做檢查。這天上掉個大餡餅，哪有不接的道理。好像補償我前麵一次無厘頭的情況似的，兩天後一早五點半在醫院登記的時候我又一次跌跟頭撿金條——碰上了好運氣。 一個男護士笑咪咪地恭喜我，那天將會是由世界上這領域最權威的醫生負責我的手術。平時要約這位醫生，那可不是三個月就能等到的，而我還是這位醫生在美國的最後一位病人。手術後的第二天，這位醫生就要回歐洲自己的國家去了。

這次我心定神閑，一切就緒躺在手術台上，瞄一眼寬敞的手術室和腳後兩邊接著無數儀器電線的兩台顯示器，不禁感歎娃哈哈，這位著名醫生過往100% 的成功率，我可以高枕無憂啦！

一會兒，進來了一個很精壯的三十多歲的男醫生，他介紹自己是那位醫生的學生和助理， 將會和他的老師共同完成我的手術。我疑惑的問：你是做他的助手還是獨立操作？他說，他負責左麵，他的老師負責右麵。嘿，這不是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嗎？那就是說我左側的那個腎上腺的命運在他的手上了。有了第一次那個助理醫生的經曆，這次我忍不住直截了當地開問：你不是助理嗎？你有獨立操作的經驗嗎？那位“助理”聽完我的問題就一臉“No Blame attaches to the unconscious doer of wrong”的大度笑容回答道：我早就獨立操作了，我現在在這個領域也已是很知名的了。今天是因為老師最後的手術，我來友情合作順便送行的。 我一臉愧疚，請他看在我上有老下有小，不得不對自己身體格外小心的份上原諒我的冒犯。

正愧疚呢，我撞上大運的中獎醫生來了。

犯困，明天再接著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