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國內的統一呼聲的日益加強的內在因素，台灣議題是一個幾乎被所有的大國都利用過的。中國大陸實際上在國際事務中，一定的程度地主動利用台灣議題，尤其是在毛主席周總理時代。當代，台灣問題對中國而言，通常是一個被利用的議題。尤以美國對這一議題的利用，是非常的嫻熟。即使在兩岸關係較為緩和的馬英九時代，美國也能有效的牽製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鬆弛。雖然中國大陸不願看到他人打台灣牌，那自己就要把台灣問題的牌握在手裏。今天，大陸對台灣可用的牌可以說多到數不過來，但大陸領導人被“兩岸同胞一家親”“兩岸同胞”所迷惑。無論是馬英九或蔡英文，對中國大陸來說，都是另一條戰線上的敵人。

中國大陸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下，有效地利用了當時的美國“目中無人”一強超大的心態，成功地積累資本，國家得以轉型。在實施“韜光養晦”的政策期間，中國的確沒有實力更沒有能力來挑戰戰後由美國所建立的國際次序，中國也助長了美國的“霸權”地位。但隨著中國日益發展的經濟規模，“韜光養晦”的政策，加上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解釋，無疑成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懷疑。 當然適時摒棄“韜光養晦”，也是一個選擇。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在繼“韜光養晦”後的有一個國際政策，但到目前為止似乎不算太成功。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在國際政治關係學中，一個國家的崛起，一定帶來國際現行次序的變化（——必然性），直至更迭（——少有例外）。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中國也無法解釋或形成一整套的理論來詮釋“和平崛起”，“二不”（不衝突不對抗）政策是一種變相的自我限製政策。一部分的美國人認為“和平崛起”是另一個“韜光養晦”。美國在南海的介入，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試驗中國二不政策的底線。

雖然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可以說是隸屬國內關係，不在“和平崛起”的範疇。然而在現行的國際政治關係中，武力推翻一個民選政府（即使是一個地方政府）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但台灣問題是一個在國際上包著“民主”“良性腫瘤”的“惡性腫瘤”。這個“惡性腫瘤”是一個長在中國身上，且不斷的流著血的“惡性腫瘤”。雖然解決這一問題越早越好，但合適的時間來解決是一個考驗中國領導人智慧的事。

中國在國際事物中的領導地位，如果沒有意外，那將是一個必然，除非中國願意今天不再發展，除非中國人願意成為當今世界第一個不設防的大國。如果中國不願意或者不能，那麽中國作為全球性的大國，必然會有不斷的衝突伴隨。中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不可能有其他國家拱手相讓。然而，台灣問題的解決會是一個上馬石。既然台灣的蔡英文決意要做這個上馬石，中國大陸應該做個好人——成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