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當數學老師(11)
文章來源: 66512014-12-30 16:37:00

十二月八日,我被錄用滿六個月,但考試成績要等兩到三個星期才能收到。一早剛上班,西雅圖從她的辦公室打電話給我,說人事部主任叫我馬上去人事部一趟。

我問:“什麽事?很急嗎?我可不可以學生放學後才去?”

她說:“很急,人事部主任說得馬上過去。”

“那如果到上課時間我還回不來,我的學生怎麽辦?”

“我會叫比特老師幫你照看的。”

“那好,我現在就過去。”

她補充說:“如果人事部問你教師資格考試的情況,你知道該怎麽說吧?”

我想,今天我剛好期滿六個月,是不是人事部要炒我魷魚呢?要不,西雅圖為什麽這樣問我?我馬上意識到西雅圖是在暗示我,要想辦法應付人事部的盤問。

我說:“我知道該怎麽說。”

她說:“那好,你現在就去吧。”

人事部主任是個香港人,四十歲左右,名字叫岑芳珍,這是我給她的中文譯音,我並不知道她的真實中文姓名。很多在學生飯堂工作的台山大嬸阿姆怎麽也發不好她名字的英文發音,她們說,芳珍來芳珍去的,這麽難發音,幹脆叫她岑方安生算了,叫起來順口多了。於是,背地裏,所有的中國教職員工都把她稱為岑方安生。

岑方安生是老板的忠實助手,她總是處處維護資方的利益,對老板忠心耿耿,但卻想方設法損害勞工的利益。她見到上司或者管理層的人都會點頭哈腰,見到每一個教職員工都板著臉,一副裝腔作勢的嘴臉,可恨極了。盡管她會說廣東話,但在任何場合她都隻使用英語,從來不說一句廣東話。通常,我們中國員工之間,沒有老外在場時,都會用中文交流,當然她要例外,以表明她和我們既不同聲,也不同氣,公事公辦。

我敢肯定,把我定為代課老師,她不是拍板者,至少也是個策劃者之一。對白人老師比特,她就不敢欺負;對我這樣的中國老師,她就覺得該欺負。幾個從香港來的維修部門的工人,有時跟我說起岑方安生,他們都說對他們香港人也一樣板著臉。看來,她對中國同胞,不論是大陸來的還是香港來的,都是一樣看不順眼。我真不明白,為什麽中國人要欺負中國人?也許她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是加入了美國籍的美國人了。

在十分鍾的路途中,我在想著怎樣應對岑方安生的盤問,不知不覺就來到了人事部。不出所料,她找我問話是關於我的教師資格證書。

我一進她的辦公室,她就用審問我的語氣說:“你應該記得吧,今天你已經六個月期滿,你有沒有把教師資格證書帶來?”

我說:“我前幾天才考完試,沒有這麽快就收到證書。”

我當然不會說我可能不及格之類的話,要不,她會立刻就炒我魷魚。

我這麽一說,她馬上就追問:“那你什麽時候才收到證書?”

我故意說得嚴重些:“我說不定,因為作文部分是人工評卷的,所以我估計時間可能會長一些。”

她窮追不舍:“長一些?到底有多長?”

我故意逗她:“個把月也不一定,加上郵寄的時間,這個月又遇上郵局聖誕繁忙期,兩個月也有可能的。”

她繼續板著臉孔:“你要給我一個確切的時間。”

“我真的說不準,快則,可能一個月就行;慢則,三個月也有可能,如果郵寄地址被弄錯的話,或者郵遞員投錯信件。”對待岑方安生這種人,我總是以這種語氣回應。

她有點發火了:“按學校的規定,我本來今天就可以辭退你,但西雅圖主任跟我說了,要我給你多一些時間。”突然間,她竟然忍不住用廣東話說:“你明明確確比我一個時間,如果你做唔到,我就照規矩辦事。”

我心想:“你幹脆說格殺勿論好了。”

我說:“就兩個半月吧。”

我這樣說,是為了給自己留條後路。如果這次我還是不及格,這個時間足以能夠讓我參加二月份的考試。

她也挺幹脆的:“那我就把時間定到二月底。到時候,我不管你收到還是收不到,按學校的規定執行。”

我回答得很幹脆利落:“行!就二月二十八日。”我補充一句:“二月份隻有二十八天。”

她回應得很快:“我知道,不用你提醒。”

可能她意識到她自己說話的語氣太直板生硬了,她柔和了一下她的語氣接著說:“你有什麽問題要問嗎?”這是美國官員慣用的結束語。

我說:“沒有。”

她再說一句美國官員慣用的道別語:“如果你有什麽問題,請不必猶豫隨時來問我。”

回到課室,西雅圖打電話給我:“跟人事部談得怎麽樣?”

我告訴她,岑方安生給我的期限延到了二月底。

西雅圖說:“那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是西雅圖幫了我一把。要不,我現在該卷包袱上路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收到了教師資格考試的成績,作文成績42分,加上以前數學和閱讀的最高分,總分150分。我終於取得了州的教師資格。還有兩天就是聖誕節了,這是我送給自己最好的聖誕禮物。

我沒有馬上告訴西雅圖,也沒有馬上報告給岑方安生。既然我說了起碼一兩個月才收到成績,岑方安生也允許我把期限延到二月底,我沒有必要自己露了餡。我決定最快也要到一月底才對她們公布答案。

一個人倒黴的時候,往往會禍不單行,連走平路都會腳指頭碰到硬石頭;而當一個人幸福降臨的時候,總會雙喜臨門,連飛鳥也會為你慶賀一番。十二月底,在全體教職員工大會快要接近尾聲的時候,校長突然宣布,副校長三文魚將從明年一月一日開始,被調到印第安納州的一所分校當副校長。那學校位於郊外荒蕪人煙的地方,是一所規模很小的分校。聽起來像是平行調動,實際上是“發配邊疆”。

隨時無端被斥責的日子以三文魚的消失而宣告結束,我頓時感到雲開霧散。從此以後,我不必整天提防三文魚什麽時候失驚無神地站在我的身後。盡管我在心裏給自己壯膽,就當三文魚透明吧,但我心理上還是有一種提心吊膽的感覺,像做賊似的。

我感到有點遺憾,三文魚這樣一走,我想拿他外甥來給他顏色看的機會也隨之消失了。

和別的老師一樣,我走過去例行公事地和三文魚握手道別,祝賀他榮升貴職。

他例行公事地對每個跟他握手道別的人說:“我會想念你的。”

我的回應當然也是口不對心的客套話:“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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