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1968年，文革那十年裏我年幼，記得的事情不多。依稀也記得些，見有關於文革的征文，也落筆寫寫我耳目中的文革。

生我後母親突發高血壓，那家在上海市中心的醫院正處於文革中，管理混亂，護理人員在冷天裏用冰涼的水給剛生產的母親清洗，聽說刺激了母親，她大叫了一聲就陷入昏迷。然後醫院工作人員又不適宜地搬動了我母親，我出生六天後母親不治身亡。

我出生後到四歲那段時間，我父親工作的醫院和醫學專科學校很動蕩，父親不得不下鄉參加巡回醫療，東奔西跑。我出生後曾經分別寄養在上海的伯父和姑母家中，嬰兒期的我曾隨高齡的祖母乘長江航運的輪船在上海和蕪湖兩地往返。18個月大定居蕪湖後祖母曾經一個人帶著我居住在空蕩蕩的醫專宿舍樓裏，一老一小度過父親下鄉的日子。當時要是祖母有個閃失，我們完全無法求助，難以想象年幼的我會怎樣。幸好當時75周歲的祖母身體還健朗，我們熬過了那段時光。

有天父親的大學同學楊阿姨帶著比我大兩、三歲的她的獨生女兒小敏姐姐到我家來玩。她有個小鐵桶，我很喜歡。後來聽說小敏姐姐的爸爸極其冤枉地在武鬥期間被造反派一槍打中頭部打死了。他們來到小敏爸爸工作的醫院，把當時在的人都集中起來，然後叫了一個人的名字。小敏的爸爸是上海人，他聽錯了以為是叫他，就答應了。對方應聲就是一槍。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醫生就這樣失去了生命，留下孤兒寡母。不知小敏在沒有爸爸的情況下是怎樣長大的。

我漸漸長大，上了學。六歲時我上了第一個一年級，升學時被發現年齡不夠，被卡下來又上了個一年級。記得在學校裏我們這些孩子玩批林批孔的遊戲。還記的那時唱的歌“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嘴上講仁義，肚裏藏詭計……”。還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 高年級的學生參加紅衛兵。低年級的孩子們參加紅小兵，戴上紅領巾是件很光榮的事。聽說紅衛兵學哥學姐們曾經批鬥過我們小學校的一些老師。有個長得很好看的姓石的老師就被押著遊過街，胸前掛著雙破鞋。

父親是個非常好非常敬業的醫生。聽說有回造反派給他做了高帽子，準備給他戴上。後來找來找去找不出什麽說得過去的罪名，後來作了罷。父親逃過一劫。

文革期間我父親工作的醫院了按照上麵的指示，曾經讓醫院的工人做醫生。醫院還進駐過軍代表。還搞過針灸麻醉。父親說他不信這有效，病人在針灸麻醉開刀下是疼痛的。那個時候一切都顛倒了。

父親下鄉時曾經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在草棚裏開刀切除了一個病人頭頸部的大瘤子（腮腺混合瘤）。切下來稱重有四斤重，有人頭般大小。當時父親是承受著巨大壓力開這個刀的。上麵的人把它當作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好父親手術成功，病人的麵部神經也沒有受損，臉沒有歪。於是父親受到了敲鑼打鼓的表彰。但是不敢想象如果手術失敗，父親會受到什麽樣的處罰。

那時的年輕人是要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我上海的表哥和表姐就下過鄉。五表姐下鄉到江西，覺得很苦。父親後來幫她調到蕪湖鄉下的陶興在他的病人和農民朋友大隊書記毛書記那裏插隊。五姐姐那時來過我家。

這期間物質和文化生活極其匱乏。買什麽東西都要憑票。糧票、布票、肉票、糖票，等等，甚至買豆腐和肥皂都要票，更不要說買大件物品，如手表、自行車、縫紉機等。我五、六歲時我家有了台半導體收音機，播放的節目大多是革命歌曲和樣板戲。每天廣播裏都播放“東方紅”。電影也就是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等。

記得尼克鬆訪華那會兒有很多關於宴請他時國宴上的菜的傳聞。聽說有道菜是綠豆芽穿火腿絲：將切得極細的火腿絲穿過綠豆芽做的一道功夫菜。聽得我們直流口水。

還記得看過江青接待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伊梅爾達的記錄片。片中江青穿著中山裝帶著鴨舌帽不男不女的樣子，跟在衣著華麗的伊梅爾達身後給她打傘帶她參觀。覺得江青很醜。

1976年9月9日，醫院傳達當天下午會有重大消息發布。我們都以為又要地震了。那年夏天唐山發生了死亡二十多萬人的大地震，醫院裏來了傷員。大家也都搭了防震棚嚴陣以待。祖母把我和妹妹帶到了防震棚。後來消息驚天動地，我們“英明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逝世了。所到之處都被哀樂所籠罩。各個單位都搭了靈堂。我們孩子們都在哭，哭不出的我就假哭，怕不哭要倒黴。我們為毛主席做小白花，戴孝。

沒過幾天，又有消息說“四人幫”被粉碎了。又是舉國歡慶。我們還去蕪湖市中心的和平大戲院看了醜化四人幫的“活報劇”。記得演員們唱著“我們結成了四人幫，人人都有大官當”。我們孩子們在學校裏也演活報劇，由同學們扮演王張江姚。坊間傳言江青身上的一切都是假的，假發、假牙、假胸、假臀。不久前這些人還是人上人，一會兒就成了萬民唾棄的小醜。文革，一個顛倒的時代終於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