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一月，我剛在位於安徽蕪湖的單位上完為期一年的由外教執教的英語強化班，就有本單位一位研究計劃生育和輔助生育的醫生請我做翻譯，幫他與外國同行或公司聯絡。我因此第一次接觸到外資企業。

一天，該醫生和另一位女醫生帶著我到南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一屋子坐了一百多位醫生。在講避孕。這個會是由一家荷蘭的製藥公司讚助的。當時主講的是個外國醫生。我聽了，在問答時間裏也舉手站起來用英語提了個問題。會後，大膽的我幫我院的醫生們直接與外方經理和專家溝通。外方的經理是位足足有1米9高的高個子荷蘭小夥子，會說中文。我還是用英語與他們交流。甚至自說自話地說我們有興趣做他們產品在蕪湖的代理。第二天，外方請了我們一行3人參觀了他們在南京的合資廠，還與他們的總經理，一位來自瑞士的優雅的中年女士同桌吃飯，期間我給對方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二月我因故去上海，給該公司在上海辦事處的經理致電，詢問是否能在向他們一樣的公司供職，他說應該不難，並叫我去他們在延安東路外灘一座高檔寫字樓麵談。原來該公司恰好有意從母公司獨立出來，建立自己的銷售隊伍。我見到了正巧到上海出差的那位年輕的荷蘭經理，談了我的意向。他約我3月初去南京合資公司麵試。我如約去了並順利地通過了麵試，獲得了去上海工作的機會。

這次上海之行，我到大學母校見了我在讀研究生的好朋友前同班同學慧，告訴她我可能要來上海工作。慧當即給了我一把她宿舍的鑰匙，告訴我如果我能來上海工作，可以住她宿舍。她要到夏天才畢業。哈，住的問題也解決了！

回到原單位，我打算與他們商量辦停薪留職，但新公司要求我辭職以便建立正式的勞動關係。我的原單位是當地最好的醫院，穩定，福利好，人們都想進來，鮮有人辭職。我卻鐵了心，決定辭職。一來我無法忍受醫院裏那種按部就班論資排輩緩慢而令人窒息的節奏，二來與繼母同住常受她白眼。開明的父親支持我的決定，同時告訴我如果我在外無法立足，我可以回家，他會養我，但決不願為我去求人。

辦離職手續那天院方要求我一次性繳付5000元違約金。當時學英語時約定學成後要至少在醫院服務五年，否則少一年罰一千元。5000元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我的月收入才兩百多元。我請求院方準予分期付款，看在父親為醫院服務了幾十年且仍在崗的情況下，由父親做擔保。但院方不同意。那個把持著公章的辦公室主任就是不肯給我在離職證明上蓋章，還撒謊說章被去合肥開會的院長帶走了。有好心人人告訴我和父親這還是錢的問題，交上那5000元他們就會蓋章了。父親連忙離開。過了一會，父親氣喘籲籲地趕來，鐵青著臉將厚厚的一疊鈔票拍在院長辦公室主任的桌上，那主任就悻悻地從抽屜裏拿出公章在文書上該了章，我終於自由了！

事後，父親說錢是他向好朋友借的。後來我才知道父親從上海老家祖父購置的老房子落實政策（老房子以2百多圓一平方的價格賣給國家）分得8000元，給醫院的5000元來自其中。因繼母一向對錢把持得很緊，父親沒告訴她有這麽一筆錢。

第二天，記得是個雨天，妹妹和她的男友（妹夫）送我取道南京到上海開始我的新生活。我當時的行李是一個大箱子和一個塞得鼓鼓的帆布旅行袋。

我這隻受困的鳥終於飛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