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後，我沒能留在上海。也算是對患了精神病的我的一種照顧，我被分配到父親的工作單位蕪湖的一家省立醫院。我又回到了曾經渴望離開的我成長的家鄉，住在父親和繼母的家。

我在腫瘤科做了一年的臨床護士，見證了太多的痛苦、掙紮和死亡。

有個叫麻曉玲的年僅二十五、六歲的女病人，在我的記憶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麻曉玲得的是一種惡性程度很高的肺癌。初次見到她的時候她剛確診，入院來做化療。那時她還很漂亮，愛打扮，有個2歲的小女兒，丈夫也很體貼，總來陪護。化療出院後她又回來化療了幾次，情況每況愈下。

最後的那一次，她沒能活著走出病房。癌細胞肆虐地吞噬著她的身體，化療的副作用帶給她難以言表的痛苦。臨終前她頭發完全脫落，極度消瘦，一層薄薄的暗黃色皮膚包著骨頭，典型的惡液質，就是一具尚在呼吸的骷髏。愛美的她要求丈夫在火化時讓她戴上她心愛的首飾。聽說那時她的丈夫在外麵已經有了人，不過還是來陪護到最後。麻曉玲死後她丈夫火化了她所有的衣服。讓她戴著假首飾，在焚化爐中化為灰燼。

還有一個姓魏的三十多歲的男病人，被胃癌奪去生命，死前他的眼中充滿求生的欲望。還有好幾個病人都在我在腫瘤科的那一年裏受盡痛苦死在病房裏。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疼痛難忍，在病房裏呻吟著，一遍遍地叫護士給打杜冷丁止痛，但是那時不到時間（6小時左右）間隔，護士不能給藥。

那時病房裏的護士的主要工作就是打針發藥。雖然擁有本科學曆，剛畢業的我在護理操作技術如鋪床打針上比不上其他護士。我那時還服用較高劑量的有較強鎮靜作用的抗精神病藥物，每天早晨上班時都提不起精神。護士長和其他護士對我很關照。但是我非常不喜歡那種機械單調的護理工作，還擔心自己會給錯藥，也為自己不能減輕病人的痛苦而感到無助和失望。

一年後醫院因申辦三級甲等醫院開設心理門診，在我的爭取下我成了心理門診的護士。這個心理門診隻有一名剛調來的原為某縣級醫院兒科醫生的並沒有受過醫學心理專門訓練的醫生，和我這個對心理學感興趣的護士。我主要負責用量表給就診者做心理測試。這是個閑差，比起臨床護理來說清閑多了。沒病人時我就看書。這段時間我也慢慢停止服用我的抗精神病藥，精神越來越好了。

醫生做谘詢時有時讓我在一旁觀察。有次來了一個焦慮的父親，為有同性戀傾向的19歲兒子做谘詢。醫生提議在他兒子手臂上纏上橡皮筋，每次他出現同性戀念頭就拉橡皮筋彈射皮膚，產生的疼痛感會讓他減少同性戀念頭。這種治療方法其實沒有效果，現代西方主流醫學已經認為同性戀不是病，與異性戀一樣隻是一種性取向，不主張對其進行矯治。

還有一次醫生不在，我接待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她告訴我她在7歲時遭到一個老頭子的性侵害，現在與一個二十五、六歲的混混在一起，同時她知道這個混混還與其他女的有性關係。她還沒來月經，完全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擔心她可能已經懷孕或染上了性病，我建議她去看婦科醫生。後來沒再見過她，不知她情況怎樣。

我當時有一份穩定又清閑的受人羨慕的工作，按說我應該滿足。可是我卻覺得我的生活如一潭死水，不願意就這樣過一輩子。當時聽說有人下海，去南方，去深圳，我充滿向往。此外在家裏我也不快樂，要看繼母的白眼。我期待著離開，去南方，去上海，去有生機有活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