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在其曾公布的六零年人口統計數字上，有兩個缺口。一個是總人口數，統計出來的六一年底人口總數較六零年底的總數，整整少了一千萬！另外一個就是六零年奇高的人口死亡率，記得是千分之二十三左右，較常年好像要高出一半左右（現在懶得去查證，以後再說）。按照死亡率一算，基本上也要有一千萬了。

這兩個數字，我們無法繞過去，也是無法無視的。怎麽解釋呢？

人口總數的缺失，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人口流動。即當時從城市動員很多人回鄉務農。城市戶口注銷了，可是他們並沒有離開，當然也沒有去原居住地報戶口，於是形成人口數字的暫時短缺（有人已經有帖子了，按其計算我覺得能夠解釋六零年底人口數的暫時短缺）。我們家雖然沒有從城市去農村，可是據我母親回憶，當時國家就曾動員幹部的家屬從國家機關中退職，以減輕國家的負擔。我母親就是當時從國務院機關中辭職回家的。

但是，用此來解釋人口缺失肯定需要佐證。即這些人口缺失的數字主要來自城市方麵，這樣才能解釋得通。但是現在國家統計局把這些資料都控製著，沒有公布其資料的來源，因此無法證明。所以我們盼國家統計局早日公布資料，以澄清謠言。

那麽如此高的死亡率怎麽解釋呢？

我覺得這是因為因為當時除了城市有大量流動人口外，農村也有大量人口遷移。合作化是一個因素，大搞水利建設大強度的勞動是另外一個因素，再有就是饑荒等，都在促成相當部分農村人口遷移。國家政府方麵肯定是在阻止這種遷移（盲流）的。那麽基層單位（村，小隊，大隊等），在麵對上級領導要求阻止人口外流的文件時，怎麽應對呢？

那就是按照中國幾千年來的習慣做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在麵對上級指示要求阻止人口外流時，將所有（不約而同地）外出人口全部當作死亡處理！當然，筆者這樣假設，需要佐證的。中央乃至地方（省一級）的文件，要求阻止人口外流是肯定的（部分地區還有傳說是民兵持槍阻止外出等），但基層單位用死亡來推卸責任，則無法查證。間接的證據是：八、九十年代和近期內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現在活在世上的六零年出生的人口，要高於當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當年出生人口！而這一現象也主要在六零年出生的人口中發生。這就直接暗示著，當時有很多流失在外的人口，其出生的孩子甚至無法報進戶口！

當然，我這裏隻是提出一種假設，有機會了需要填補更多的證據，有心的朋友也可以幫我提出佐證來。總之，餓死Ｎ千萬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信的。我們堅持認為，這是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製造出來的“醜聞”。

同時，筆者承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肯定有超過往年的人口餓死。但這是有諸多因素造成的：自然災害、基礎薄弱和人為因素（興修水利、超高征糧、密植、忙於煉鋼等），還有就是體製因素，合作化以後人們失去了勞動的積極性等。最後還要就是一個年輕的政府，缺乏應對的經驗等。

總之這是一場悲劇，希望永遠不要再發生了。

（下麵收錄二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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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有關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災害問題：

 重要數據

從氣象、水文、農業、民政和統計部門記錄的原始資料文獻看，“三年自然災害”是建國以來第一場連續多年的嚴重幹旱災害。按照國家氣象局分析發布和出版的權威性資料文獻^[1]，水利部統計歸納的資料和研究出版的^[2]，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匯編的《中國災情報告^[3]》，概括其記載、歸納與研究，陳述於下。

氣象部門就時間、地區、降水量距平、幹旱種類給出序列統計表（摘錄研究時段如表1）。

表1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幹旱時段、地區和降水距平 ^[4]

從農業、水利部門統計，以及民政、統計部門匯總數據看，當代研究和出版的資料數據基準，業已完全統一。地麵反映的災情，與氣象部門的記載分析，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按照《中國災情報告》記載，1958年，“1-8月，全國大麵積旱災……冀、晉、陝、甘、青與西南川、滇、黔及華南粵、桂等省區。春旱時間長，波及麵廣，嚴重影響農作物播種、生長。河北省中部、東部連續200多天無雨雪……5月中旬……西南、華南及冀東持續幹旱。入夏，華東、東北800多萬頃農田受旱。吉林省266條小河、1384座水庫幹枯，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內，旱災波及24個省區2236萬公頃農田。”

1959年，“1-4月，冀、黑嚴重春旱。因去冬以來降水稀少，春旱影響河北省150萬公頃小麥生長，成災62萬公頃，另有20萬公頃耕地需挑水點種；黑龍江省……150萬公頃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數4-5寸深，為曆史少見。”7-9月，渭河、黃河中下遊以南、南嶺、武夷山以北廣大區域普遍少雨，閩、粵60天無雨，遂“波及豫、魯、川、皖、鄂、湘、黑、陝、晉等20個省區的旱災分別占其77.3%（受災3380.6萬公頃）和82.9%（成災1117.3萬公頃），受災範圍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劉穎秋主編的《幹旱災害對我國社會經濟影響研究^[5]》認為，“是新中國成立10年來旱情最重的年份”。1959年的大旱，在水文方麵有顯著的表現。是年，鬆花江源瀕於幹涸，豐滿水庫缺水發電。江、淮出現曆史同期（記載）的最低水位。江蘇省山區塘堰、小水庫幹涸37萬座（占本省同類型工程的67%）。湖北省塘堰幹涸達80%，8月中旬以後小河幾乎全幹；由於江水奇低，沿長江的121個水閘和161個明口，能夠自流放水的也隻有50個閘、13個明口。湖南省邵陽、衡陽和湘西州的71萬處塘壩，在9月中旬有半數幹涸。

 

1960年，持續旱情擴大：“1-9月，以北方為主的特大旱災。上半年，北方大旱。魯、豫、冀、晉、內蒙、甘、陝7省區大多自去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區旱期暢達300-400天，受災麵積達2319.1萬公頃，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魯、豫、冀三省受災均在530萬公頃左右，合計1598.6萬公頃，成災808.5萬公頃左右。山東省與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區大部分河道斷流，濟南至範縣的黃河也有40多天斷流或接近斷流，800萬人缺乏飲用水。夏秋季節，南方皖、蘇、鄂、湘、粵、滇、川7省區因旱受災麵積都在66.6萬公頃以上（按：廣東、海南旱情持續了7個月，西南各省冬春連旱），川、鄂2省成災198.1萬公頃。除西藏外，大陸各省區旱災麵積高達3812.46萬公頃，為建國以來最高記錄”；“本年災情是建國後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黃河外，還有不少河流斷流，如永定河、瀦龍河斷流5個月；子牙河及滏陽河衡水以下河道，自1959年11月斷流，直到1960年7月18日才有來水；山東境內12條主要河流，有汶河、濰河等8條斷流。

1961年，旱情持續：“1-9月，全國範圍的特大旱災。全國旱區受災麵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1865.4萬公頃，主要分布於華北平原及長江中下遊地區、黃土高原、西遼河流域”。是年3-6月，海河水係的趙王河、瀦龍河平均流量距平偏少一半以上。西遼河通遼站3-6月平均流量僅0.123秒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少99%！安徽省正陽關、蚌埠和江蘇洪澤湖各站6-8月平均流量較年均值偏少8成。湖北襄陽專區8個縣325條大小河流，斷流312條。

1962年，“1-9月，全國大麵積旱災。去冬以來，南方湘西北、粵北、川北、蘇北、皖中地區雨雪稀少，2月約有100萬公頃呈旱象；3月，旱區擴至豫、鄂、黔、陝等省，共計360萬公頃……甘肅河西走廊、內蒙呼倫貝爾和烏蘭察布地區、晉北、冀西北、吉西北地區，旱期長達200-400天，甚至井幹河斷、人畜吃水困難……年內，旱災波及北方為主的24個省區（市）2174.6萬公頃農田，成災麵積878.4萬公頃。”

人們習慣上將這幾年的災害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從幹旱災害的延伸和轉移看，影響我國農業生產的嚴重幹旱災害，大致延續了四年。時間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黃河流域、西南、華南為主，1961年春夏秋華北平原、長江中下遊連續幹旱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華北黃河流域、東北的幹旱。人們在談論和研究中往往忽視了1958和1962年也是較大旱災年，從宏觀角度看，集中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幹旱，是有一個發展、高峰、減弱的過程的。

二、1959-1961年的特大幹旱在建國初期幹旱災害序列裏的地位

1950-1990年全國曆年受旱、成災麵積序列

1．根據《中國水旱災害》歸納，在1949-1990年的長時期內，“全國受旱麵積超過2000萬hm的有23年，成災麵積超過1000萬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災麵積超過1500萬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災麵積大小，依次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過15%和成災率超過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個連續年段。受旱率超過20%和成災率超過10%的有6年，分別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見，1959-1961年屬於該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災麵積名列前茅，而在建國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統計裏，該時段的受旱麵積、成災麵積、糧食減產量、受旱人口的統計數值，則更居於首位。

2. 必須強調的是，在建國初期（1949-1961年）旱災災情統計序列中，1959-1961年時段，各項統計指標的平均數值，大大高出前10年的平均值：

表2 建國初期平均旱災災情統計指標比較

3．可見，盡管1952-53、1956-57年部分省區也有嚴重的災害，但建國初期，成災率大於20%的極旱省區和成災率在10-15%的重旱省區分布，時間特別集中、且旱區十分廣闊的，是在1959-1962年期間。

部分流域1949-1990年因旱災糧食減產率圖

4．文獻《幹旱災害對我國社會經濟影響研究》研究中國農業旱災的長時期（1950-2001年）變化，歸納認為：“受旱麵積的7個高峰期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萬畝以上。幾個受旱超過4000萬畝的嚴重幹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現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嚴重幹旱，按時間序列居於諸高峰期的第一峰。

5．文獻在對近500年典型場次特大旱災及規律分析後，結論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災害等級為3級重旱，頻率為100年一遇”；1990年代以來，“與1959-1963年相比，全國受災麵積尚未突破1959-1961三年特大持續幹旱時3812.5萬公頃最低值。”

從資料和分析看，1959-1961年幹旱災害都是建國以來第一場連續多年的嚴重幹旱災害。

表 3 1959—1962年累計成災100萬公頃以上的省市逐年統計 單位：萬公頃

表中前5名均為我國的農業、糧食大省，幹旱災害的威脅與後果可想而知。

三、幹旱災害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表 4 1959-62年主要糧食減產省的減產幅度統計 單位 萬噸

僅僅從主要產糧省的減產幅度（這裏既有幹旱災害的影響，也有其他方麵的原因），可以估計到當時由於減產給這些省本身，或需要他們調出糧食所遭遇到的嚴重困難了。

附文二：

毛澤東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供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