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執的魯迅


對於中國的左派而言，有幾個人是碰不得的。別說平靜地批評他們，即便向他們眨下眼睛也不被允許。其中魯迅就是一個特大號神人。無他，隻因為毛一再對魯迅大加推崇，魯迅也就變成中國的一種所謂魯迅精神了。可是，魯迅的精神又是一種什麽精神呢？

魯迅精神大約就是他的一些思想吧。其一，是魯迅販賣的“吃人論”。在中國的二十四史中，他隻發現了兩個字：“吃人”。而“吃人論”，是魯迅對中國文化徹底否定的一個形象注解。

其二，中國人的劣根性論。這是魯迅徹底中國文化的佐論。他認為，中庸、苟安、妥協、忍讓、愚昧、迷信、麻木、無聊、奴性、散漫、懶惰、幸災樂禍、等級觀念、 自欺欺人、安於命運、崇拜權利、精神勝利、欺弱怕強、盲目自大、排斥外來、害怕變革、擬古仿古、逆來順受、喜歡團圓、“差不多”論、趨同心理、惟上是從、 惟眾是從等，都是國人劣根性的表現。

中國人的劣根性，是中國文化給害的。

其三，是全盤西化論。雖然魯迅並未像其他一些人 明確宣布他是全盤西化論者，但卻是一位全盤西化的實踐者。既然中國的東西都不行，那就依照西方來改造中國好了。他要年輕人不讀中國書，也即在根上斷絕炎黃 子孫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 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一句話，外國的東西再怎麽爛也是好的。

不僅年輕人不要讀中國書，而且漢字也要消滅。魯迅甚至曾經這樣說過：“漢字 不滅，中國必亡，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 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代替這種障礙進步的文字。”

至於對孔子的仇恨，則更無以複加了。當時魯迅一夥人正是把妖魔化孔子，當著推行他們新理念的一種工具。隻不知道沒有了中國書，沒有了漢字，中國還是中國嗎？

其四，痛打落水狗論。痛打落水狗論也是反人道主義。魯迅雖然曾經學過醫，可不知為何，在他眼裏找不到仁義、慈悲之心。他宣揚的鬥爭哲學，和後來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完全是一回事。

魯迅的有名言論是“一個也不寬恕”。因為不需要寬恕，所以即使做錯了事也可以心安理得。他在北京教書時，有一天清早，有一位自稱“楊樹達”的年輕學生，闖進 魯迅的家裏胡鬧，還向魯迅要錢，並聲稱：“不給錢是不走的！”因為此事，魯迅便寫了一篇雜文《記“楊樹達”君的襲來》，刊在1924年11月《語絲》周刊 上，對這學生大加嘲諷。別的學生告訴他，那學生真名是楊鄂清，是精神病患者，來找魯迅時正發病。魯迅並未像別人所稱的那樣，對此深感不安，故又寫一篇《關 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為自己辯護：“因為我對神經病患者的初發狀態沒有實見和注意研究過，所以很容易有看錯的時候。”

其五，廢中醫論。 魯迅廢中醫論，自是附和1879年俞樾等人廢中醫論者。這也是魯迅要埋葬中國文化思維的一個組成部分。魯迅說“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無意的騙子。”理據是他 中醫曾經“治死”他的父親，令他終身憤恨。《朝花夕拾·父親的病》一文中，魯迅敘述說，父親患水腫，紹興的一中用經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對、敗鼓皮丸 之類稀奇古怪的中藥，終將父親治死。其實此事隻有孤證，也即魯迅一人自說自話。

當然，魯迅還有其他一些思想，但要以上述幾點備受世人的重 視。如果我們未讀幾本書或者僅讀了些食之不化的書，不知道思考，缺少起碼的批判意思，那麽，我們必然被魯迅的這些言論或所謂思想所迷惑。事實上，我們很多 人都曾被魯迅迷惑過。依照魯迅的思維方式，我們可以讓自己的行為方式簡單一些，可卻也粗暴了一些，鄙陋了一些。

這首先是由於魯迅的偏執思 維所決定的。魯迅的思維，是典型的潑婦罵街式的思維模式，非此即彼，要麽全盤肯定，要麽徹底否定。如果當真通讀了《二十四史》，隻能從中國的曆史中看到 “吃人”文化，那就太容易看清曆史真相了。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魏晉的人文發現，大唐文學藝術成就，宋朝建立的君臣共治政體，都無法以“吃 人”二字所概括得了的。

就是魯迅所鄙視的一些我們的國民性，比如中庸、妥協、忍讓、喜歡團圓等，也不完全是有害的。凡事沒有妥協，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才是要命的東西。

偏執，讓思維簡單化，線性化。這也是魯迅在文革中受到熱捧並升格為特大號神人的重要原因。因此，從打倒孔家店開始而消滅中國傳統文化，從消滅中國傳統文化到 全盤西化，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為中國開錯了藥方，卻成了最具煽動性的“革命思想”。與魯迅不一樣的是胡適等人在發現自己錯了之後會自省，而魯迅卻是最 不願意自省的一個人。於是，在胡適支持整理國故時，魯迅非常生氣。氣極了，思維更加偏執，便寫了一係列文章批判“整理國故”。後來，魯迅這種意氣用事的思 維，確實讓很多人習慣了不去認真思考。於是，中國的古城牆、名人故居、傳統風物街及其他文化古跡，說拆就拆，根本不去考慮這樣的行動有什麽危害，什麽惡 果。對一些觀點不一致的人物，我們可以用群眾運動一棍子將其打死，而不在乎他究竟在說什麽，提倡什麽。

上世紀，中國80年代開始的“現代化”，當真實現了魯迅的全盤西化主張。城市不論大小，中國傳統建築基本通過“城市改造”消滅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森林，玻璃馬賽克裝飾。最令人詬病的西方的環境汙染，我們為了經濟增長加快引進。結果，全國各地大江小河，全都出現水危機。

不尊重別人，特別是不尊重真正的大師，是魯迅思維的另一個重要特征。魯迅極力反對過的人，主要有胡適、梁實秋、陳西瀅等人，另外還有顧頡剛、章士釗、周作 人、徐誌摩、林語堂、成仿吾、沈從文、李四光、杜衡、吳宓、楊村人、張資平、高長虹等長長的名單。同時，魯迅也曾與郭沫若、周揚那些“左派”時分時合，糾 纏不清。魯迅與自己同胞弟弟周作人的交惡，又是特別有意思的一件事。由於周作人曾做過漢奸，讓人誤以為魯迅站在“正確”的一麵。

其實魯迅反對的，常常隻是為反對而反對。在五四開始的時候，魯迅並不具備最大的影響力。其時，真正的旗手是胡適、陳獨秀等人。胡適不斷對魯迅和周作人的推崇，為魯 迅聲名鵲起起了很大作用。1926年5月，魯迅、周作人兄弟與陳源（西瀅）鬧起了大矛盾，在《晨報》展開筆戰。徐誌摩《晨報》副刊的主編，煩了他們的爭 吵，勸他們停止。然而雙方鬥得起勁，勸阻無效。徐誌摩自作主張，停上登載雙方文章。這時，魯迅兄弟倆大為光火，不僅繼續生陳源的氣，也遷怒於徐誌摩。胡適 得知此事，做和事佬，給魯迅和周作人兩人寫信勸和。可是，魯迅兄弟倆連胡適也仇恨上了，並從此與胡適絕交。1929年，周作人有些悔悟，主動與胡適和解， 魯迅卻是一竿子擼到底，終生不悟。

胡適在抗戰期間，對日本侵略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為了抗日，作為文人他接受民國政府“征調”，以北京大 學文學院長、中國駐美大使等身份到美國為中國抗日進行宣傳和遊說。美國珍珠港戰爭之前，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而胡適告訴美國人：僅靠消極的綏靖主義而沒有 建設性的和平政策為後盾，絕不能保障列位希望的和平。魯迅弟弟周作人當漢奸前，胡適也勸過他不要作錯誤的選擇。

可是，這位堅定抗日知識分子，魯迅曾經的朋友，卻受到魯迅的重大誣蔑。魯迅的用來攻擊胡適是《申報·北平通訊》1933年3月18日刊載一篇文章，胡適回答記者說：日本“隻有一個 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經後來考證，胡適這句話，很有可能是新聞記者自己製造的假新聞。即便不是假 的，也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胡適賣國。可魯迅不管，隻要抓住一個話柄，他就要無情攻擊。他把這句話簡化為“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並由此推論：“胡適博士不愧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麵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幸好胡適沒有落在後來的紅衛兵手中，否則就憑魯迅的這句話，胡適就該千 刀萬剮了。

這又要提提胡適對魯迅的姿態。1936年魯迅去世後，女作家蘇雪林寫長信給蔡元培、胡適，對魯迅猛批了一頓。胡適給蘇雪林的回 信卻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人們哧然 發現，盡管魯迅不斷攻擊胡適，可無論魯迅生前還是死後，胡適都未說什麽魯迅的壞話。魯迅與胡適的高下，由此也可立判。

魯迅的簡單化思維令追隨他的人很難成為大師，而胡適等人正好相反。比如胡適的弟子就有傅斯年、顧頡剛、俞平伯、羅家倫、毛子水、羅爾綱、吳晗、周汝昌、唐德剛等，他們都成為大師。

有人或以為魯迅隻是文學家，他不可以與胡適那樣的大學問家相比。的確，魯迅的小說、雜文有些特別的味道，這也是他曾被世人推崇的原因。可是，仔細研讀魯迅的文學作品，我們又不得不得出遺憾的結論：魯迅可以被稱為一流的作家，但卻不是一位超一流的文學大師。

魯迅最高的文學成就在於他的小說，《阿Q正傳》、《藥》、《祝福》等是代表了一個時代，但也留下了永遠的硬傷。主題先行，圖解自己的政治觀念，使魯迅小說成 為公式化、概念化寫作的重要源頭之一。因此，《阿Q正傳》可以用於政治運動中，卻不可以成為很好的小說範本。相反，沈從文的小說，才真正有世界文學大師的 味道。讀魯迅小說，隻能看到幾根骨頭，那與沈從文小說展示的那種精神視野，是完全不一樣的。魯迅的雜文，雖然有不少俏皮話，但卻是魯迅文學成就的一個噩夢。詛咒、謾罵，不斷詛咒，繼續謾罵，這是魯迅雜文的基本特征。可是，那些罵文又隻是為那個時代所寫的。過了幾十年，年輕人便無法理解那些罵文的意指。這 使得魯迅雜文的閱讀，成為年輕人痛苦的一件事。文學不具有時代的超越性，就不具有傳承性。在魯迅被抬得很高的時候，一定要青少年讀魯迅的雜文，孩子除了學 到魯迅的罵語和罵式思維之外，又能學到什麽？

還有重要的一點，魯迅絕不是別人所以為的那樣，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硬漢子。魯迅罵過國民黨，罵 過與國民黨政權妥協的知識分子，可後來人檢視魯迅全集，卻未見到他對國民黨的頭子蔣介石有過直接的不敬之語。魯迅所選擇的攻擊對象是沒有多大權勢的知識分 子和籠統的政治組織“國民黨”，而不是當權派。相反，被魯迅宣布為國民黨“走狗”的胡適，卻是敢指著鼻子罵老蔣的：“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頂 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隻能到處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隻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1929年）在 《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中，胡適又說：“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權限，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 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誌和小同誌，生平不曾夢見 共和政體是什麽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

台灣作家李敖頗有些看不起魯迅，是他經過大量考證，發現魯迅一邊領著國民黨的薪 水，一邊其實是不痛不癢地罵著國民黨。李敖通過他的證據證明，魯迅在1928年-1931年這四年之間，每個月向國民黨的政府領薪水。那期間，他一年竟得 490黃金。李敖還揭露說， 1932年陳獨秀因為“反日反國民黨”，被國民黨逮捕，蔡元培、胡適、章士釗等人主動展開營救，但另一個老朋友魯迅不但不參加營救，反而以何幹之的筆名， 在《申報》上諷刺陳獨秀是《紅樓夢》中的焦大。

魯迅不是硬漢子，但較會討巧。在與左聯聯合時，很快產生了矛盾。當時左聯組織的文人有一些 不過是投機分子，魯迅與他們一會吵一會和，道不清說不明。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他是很欣賞左聯這個組織封他作精神領袖那種感覺。又因為有了左聯的這個關 係，使得魯迅後來被封聖有了合法的基礎。

魯迅的偏執，必然演變為文化的墜落。

如今，中國的一些全盤西化信徒，仍是以魯迅 為其精神導引的。盡管胡適、陳獨秀等人都曾是這一主張的有力推動者，但惟有魯迅變成一個特殊的無需自省的西化符號，所以對中國文化的損害也最甚。除了與文 革那種反文化的運動結合之外，魯迅最大的反文化“貢獻”就是為中國培養出更多的“左奴”。左奴與極左派不同，他們自覺地承認了極左思想的絕對權威而不允許 自己和別人對極左思想有任何懷疑。而在大多數左奴眼裏，文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此，我們可以為現代化而現代化，可以輕易地毀滅民族的一切而沒有任何惋 惜。

很多人看到中國的毀滅是古建築、風俗、民間藝術、中醫正在走向滅絕，卻未從人倫方麵予以高度的警惕。沒有了民族性，即沒有了人性，沒 有了任何禁忌或敬畏，於是，中國變成了無道德、無信仰、無根性的精神荒漠化社會。這樣，任何不可想象的邪惡，都可以隨時在我們身邊出現。若再進一步，這地 球那個曾經補稱為中國的東西，將不複存在。

中國的一個重要精神問題，是不僅要把魯迅拉下神壇，而是要將魯迅所代表的尋種偏執思維予以根除。然而，這是很難的。一方麵，這是因為左奴已經有了很大的社會群體，一方麵，文化的墜落使得中國再難創造善於自省的社會環境。

當然，中國也不是絕然無望的。隻要真正的大師，能夠自由地發聲，他們的思想，能夠被自由地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