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的一生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絕大部分都是擦肩而過的匆匆過客，唯有那些真有緣分的人才會在記憶中留下長久的痕跡，或是在生命中陪著你走一段。

今天周四，和我的一位越南朋友安吃了一頓中飯。她剛從海外旅遊回家，好幾個月不見了，見了麵當然是又摟又抱，親熱得很，她還是我印象中的安，很篤定的樣子。

老實說，我剛認識越南女子安的時候，從來沒有注意到她有多少與眾不同，更不會覺得有一天我們會成為好朋友。 她是我以前公司的同事，作為合同工，來幫我們做項目，簽了六個月的合同。在澳洲IT 行業，做合同工的薪水比做公司固定員工的工資要高很多，所以有些人會選擇短期合同工。唯一的不好就是每半年一年的你就得去麵試找工作，一個項目幹完後公司一般是不會再續合同。

她個子小小的，皮膚比一般越南女人白皙，人很秀氣，安靜，但是並不靦腆，眉眼中透出自信和精幹。 由於和我做的是同樣一個項目，所以我們接觸得比較多。每天中午都是在一塊吃飯，到周四下班以後也會結伴去逛逛街。我很喜歡時裝，所以對一個人的穿著很注意，我發現安有好多很漂亮的上班套裝，看上去做工講究。

有一天我開玩笑說：“安，你是不是掙的錢都用來買衣服了？”

“我花很少的錢在著裝上，這些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 安不無自豪的回答我。

“這些做工這麽講究，式樣時尚的衣服都是你自己做的？” 我驚訝得張大嘴驚歎道。

“對啊，我以前可是縫紉女工，做的服裝訂單都來自David Johns 大百貨公司。” 她看出我的疑惑，忙補充道：“我十幾歲就開始做衣服補貼家用。”

David John 應該是悉尼最老的，也是最名牌的百貨大樓。在那裏賣的服裝不是世界名牌，至少也是澳洲名牌。我對她的縫紉手藝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記得當初大家做留學生的時候，因為要掙生活費和學費，我們大都當過縫紉女工，我的縫紉水平至今也就是可以給女兒縫縫校服而已。

她性格比較隨和，但是也不是沒有主見，時間長了，大家很投緣，就成為不錯的朋友。直到她離開公司後我們還一直保持聯係，常常在一起吃頓飯，逛逛街，周末也會偶爾聚聚。

但是我對她的真正了解是那次她給我講起她的身世以後。那時正值澳洲大選之前，我從來就是自由黨的支持者，對難民的去留問題比較偏向於嚴格的審核，不太讚成政府太寬鬆的難民政策。

因為當時是競選大熱時期，自由黨和工黨的領導人就難民問題在電視上辯論得如火如荼。我們在一次吃晚飯的時候也說起了這個話題。

她聽完我的觀點以後，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對我說，“小愛，如果你感興趣，我可以給你說說我的故事,不過這個故事很長，你得有耐心。如果你覺得沒有興趣，請你坦白的告訴我，不是每個人都會感興趣別人的故事。”

“我很感興趣，我們找個安靜的地方你慢慢說。” 我是一個好奇心比較強的人，對於這樣的機會一定不會放過。

我們來到一個安靜的酒吧，找了一個角落坐下來，各自要了杯紅酒，她望著酒吧的窗外，眼神似乎有點飄渺迷茫，開始了她的緩緩敘說.

2.

我的老家是在越南南方的一個小漁村裏，那時父親是一個老實巴交的漁民，不是出海打魚，就是在屋前編織或補著漁網。母親在家照顧我們姐弟五人和操持家務，打理家裏一塊小小的菜地。我是家中的老大，下麵有兩個弟弟，兩個雙胞胎的的妹妹，最小的弟弟才5歲。那時的我還在學校讀書，回家幫母親照顧小弟，和做些家務。日子雖不是很富裕，但是也不拮據，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其樂融融。

父母親感情也不錯，母親很聽從父親，一般家裏的大事情都是父親做主。家裏氣氛比較緊張的時候就是父親出海未歸，如果遇到暴風雨，母親會坐立不安，整天燒香拜神，打發我們孩子們一趟趟的去海邊等候父親。

那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越南的南北戰爭爆發，父親也被強行充軍去打仗。父親所在的一邊在1976年宣布戰敗，他雖然在軍隊裏是個地位很低的士兵，但回到村裏後還是被抓去學習改造，原本以為隻要在學習改造班中隻要呆上一個星期，沒想到兩個月後也不見父親回家。母親派出很多人打聽消息都無結果。

當時家裏的經濟情況已經到了揭不開鍋的地步，那時我是最大的，14歲的樣子，大弟也還小，不到可以出海打魚養家的年齡，我在外麵找了一些零時工作補貼家用，不過因為戰爭的緣故，經濟很蕭條，沒有太多的工作機會，家裏常常有時揭不開鍋時，叔叔們會接濟我們一些。

四個月後的一天下午母親突然接到當時政府的通知要我們馬上派人去接父親回家。母親和叔叔一起將衣衫襤褸的父親接回家，父親一隻眼睛已經失明，一條腿被傷殘了，走路一拐一拐的，整個人的性格也完全改變。原來父親雖是個老實人，但整天是開開心心的，不出海的晚上喜歡喝點酒，高興時還會唱上幾句越南民謠。自從學習改造班回來後，他整日坐在家裏靠窗的一把木椅子上，一聲不吭，由於父親的生病，也不可能出去打魚，家裏的生活更是每況愈下，母親也是終日愁容滿麵。

有一天我的小叔叔來到我家，父親和他在房間裏密談了很長時間。隨後的一個星期，叔叔再頻繁來過幾次，父母親開始悄悄變賣家裏的家具，炊具，被子，乃至我們的衣服。在一個傍晚時分，父親把我們都召集在一塊，麵色凝重的給我們說：“明天早上3點我們都要出發去海邊坐船去一個很遠的地方，不能帶很多東西，每人都隻能帶一個很小的包裹，帶些必需品就成，特別告誡我們明天旅途中每個人都不可以發出任何聲音。”

“我們還會不會回來？”我怯怯的問道。

“小孩子不要多管事。”母親輕聲回答。

那天晚上我一直沒有睡著，從父母親他們這個星期忙碌而神秘的生活節奏中，我隱約覺得明天將發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們的生活將隨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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