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小說劉誌丹的前因後果,也包括當今聖上的父親
文章來源: 黃玫瑰8882015-05-11 15:07:57
文章太長,沒搬全,有興趣可以去這看:http://blog.boxun.com/hero/2007/zzh/3_2.shtml
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台高效絞肉機——評李建彤著《反黨小說〈劉誌丹〉案實錄》

 

 

張祖樺

   自19世紀中葉《共產黨宣言》麵世肇始,共產主義運動就象罌粟花一樣在全世界彌散開來。此“花”在外表上異常美麗,且具有迷人的芳香,一接觸就可能使人上癮。但內裏卻包含巨毒,可以置無數人於死地而不自覺。張戎女士和她的先生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寫的是毛傳,實際上也可視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書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曆次政治運動)先後害死了多達“七千萬”中國人。這一紀錄遠遠超過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和前蘇聯的斯大林,算得上是史無前例。

   不久前在香港出版的由李建彤女士著的《反黨小說〈劉誌丹〉案實錄》(以下簡稱《實錄》)一書則從另一個側麵揭示出共產主義運動的殘暴本性。

 

一本小說株連了6萬多人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的語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幾乎家喻戶曉。但多數人可能不知道,這段語錄是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8屆10中全會上針對李建彤的小說《劉誌丹》而發的。原文是: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就是由於老毛的這段“最高指示”,將李建彤著的《劉誌丹》定性為“反黨小說”,造成了曆時17年,株連6萬多人大案,成為中國當代史上的曠世奇冤,開創了現代文字獄的新紀錄。

   李建彤,曾用名韓玉芝,河南許昌人,1919年出生。1937年冬在陝西參加抗戰工作。1938年加入共產黨,到延安就讀於抗日軍政大學和魯迅藝術學院,先後在西北藝術工作團、陝甘寧邊區政府俱樂部、邊區政府選舉委員會、邊區政府辦公廳工作。1949年10月隨丈夫劉景範到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監察委員會擔任辦公廳秘書處負責人,後任監察部第二司二等監察員。1959調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副書記。

   1962年,《劉誌丹》小說第5稿脫稿後,雖然還沒有公開出版,但陸續有報刊開始轉載。此時,前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向康生挾私誣告,說這部小說是“為高崗翻案”。閻紅彥的誣告為康生提供了一枚整西北老幹部的重磅炸彈。康生得到閻的密報後即向毛澤東報告,老毛借機清理異己,致使這部尚未正式問世的小說在中共8屆10中全會上被定性為“反黨小說”而遭封殺,並由此揪出一個龐大的“西北反黨集團”,又稱“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受株連的黨政軍各級官員多達上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西北籍老幹部。為此,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專案委員會,由康生擔任主任,會同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合處理此案。文化大革命中,小說《劉誌丹》案進一步升級,不僅受株連的西北老幹部被鬥被關被逼自殺,而且株連範圍還擴大到包括陝北紅軍根據地普通民眾在內的6萬餘人,連已在30多年前戰死的劉誌丹本人也被打成叛徒。

   韋君宜女士在《思痛錄》(第8章)中披露了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劉景範因此案受整肅的細節:

   “全國瀕臨餓死的災禍,盡力設法混過去了。到1962年,緩過一點氣來。剛剛緩過氣來,馬上又搞起了新的對於‘異端’的迫害。原來說在反右傾中批判過的人全不算了,到這時,喘過一口氣,就又戴上放大鏡找起‘敵人’來。”

   “首先是8屆2中全會和北戴河會議,在1962年秋至冬開的。在這個會上,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其具體所指是小說《劉誌丹》,實際波及的範圍則更廣。該書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執筆。她的文筆並不怎樣,所寫的陝北革命鬥爭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沒有用真名。這時候,高崗已經早被劃為‘高饒反黨集團’了。可是,高崗對於陝北的土地革命,關係實在太重要了,不寫上他的事情,全書情節將無法綴合。作者隻好用了假名,又盡量減少一些具體描寫。稿成後給陝北土地革命的又一領導者習仲勳看過,他當然也在書中出現過。誰知這本書剛剛發表在刊物上,還未來得及出版,便已被最高當局定為‘反黨小說’,而且還是‘一大發明’。十萬火急,上麵傳下通知,不許再印,立即徹查。理由沒有別的,高崗已成為十惡不赦的罪犯,隻要提及他的過去,哪怕隻是客觀敘述,也就是反黨!這個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這是慣例)還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劉景範,即劉誌丹烈士的弟弟。還拉上審稿的習仲勳,竟說成他是主謀,是陰謀替高崗翻案,亦即反黨。習仲勳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立予撤職。這種做法,實在說不出理由。他們要反黨,要奪權,寫這麽一部小說幹什麽?一般讀者連看也不會看出來其中有高崗,起什麽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讀者因此對高崗有一點點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黨?邏輯也說不通啊!可是當時就是這樣定了案,……”

   小說作者李建彤在遭受迫害的17年間斷斷續續寫下50多萬字的文字,給後人留下見證那段荒謬曆史的珍貴資料。1970年代末,反黨小說《劉誌丹》案獲平反後,李建彤以頑強的意誌力,抱病將當年的筆記、信件、陳述和申訴材料整理成書,希望將之公布於世。然後由於受到政治因素幹擾,書稿一波三折,始終無法出版,最後作者隻能帶著遺憾與世長辭。直到今年5月,《反黨小說〈劉誌丹〉案實錄》一書才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本書真實記錄了《劉誌丹》從創作到被定為反黨小說,最後獲得平反的全過程。為讀者提供了了解中共黨內鬥爭之殘酷無情的第一手資料。

 

慘無人道的整人術

   毛澤東最喜愛的曆史人物是朱元璋,他本人曾自認是明朝皇帝的繼承人。他一生酷愛《二十四史》,尤其是其中記述的帝王馭人之術。曆代帝王尤其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馭人之術給了老毛極大教育,毛澤東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整人術”的集大成者。

   我認為,《反黨小說〈劉誌丹〉案實錄》的一大價值就是通過對小說《劉誌丹》案的忠實記錄揭露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用來整人的主要手法:

   其一、“附會法”,亦稱“影射法”。意思是整人者為了樹立權威,培植親信,消除異已(包括想象中的異已),隨意地使用牽強附會,含沙射影的手段,製造冤獄,打擊異已。

   本來,劉誌丹早在20多年前已經戰死,年僅33歲,關於他的小說照理說不會有什麽麻煩。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劉誌丹》問世之後,有人向康生報告:“小說字裏行間美化高崗,為高崗翻案!”通過這樣牽強附會和上綱上線,一下就使問題高度政治化了。

   高崗,曾參與陝甘邊區的創建,任紅軍第26軍第42師政委。1936年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後,1954年2月,在中共7屆4中全會上,高崗和饒漱石被打成“高饒反黨集團”,並被認定為進行反黨分裂活動,遭到大批判。同年8月,高崗自殺身亡。

   小說《劉誌丹》中的虛擬人物“羅炎”,被人說成是高崗的化身。康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認定小說是為高崗翻案,從而一下子就把《劉誌丹》打成“反黨小說”。

   康生把這一“嚴重情況”向毛澤東反映。正在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毛澤東,把這一“嚴重情況”視為“階級鬥爭的尖銳表現”,於是在中共8屆10中全會上說了那麽一番話。

   毛澤東的話,一錘定音。於是,小說《劉誌丹》被定為“反黨小說”。

   作者李建彤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之後,此案不斷升級。她的丈夫劉景範(當時任地質部副部長)被打成“反革命”。審看過《劉誌丹》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被撤銷職務,“下放”到洛陽一家工廠勞動。勞動部部長馬文瑞也遭到牽連,被撤職查辦,以至入獄……

   把小說《劉誌丹》附會成是“為高崗翻案”開創了一個惡劣的先例。之後4年毛澤東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附會法”大行其道,不知害了多少人。

   其二、“誅心法”。就是在實際證據不充足或根本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直接推究其居心動機的方法。

   漢代的“春秋決獄”,堪稱法外之法,專指在審判案件時,如果法律無明文規定,就以儒家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基本精神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誌;誌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即斷獄時高度重視主觀動機,甚至僅僅從追查動機的角度將罪犯分別首犯、從犯和已遂、未遂。動機邪惡的首惡者,自然從重懲治;動機邪惡,即便犯罪未遂,也難免刑責;主觀上無惡意者,即便實施了犯罪,也可從輕處罰。這種以追究嫌疑人的動機來論罪的“春秋決獄”,乃典型的“誅心法”。事實上,人的犯罪動機在法律上很難界定,“誅心法”給了司法官吏以主觀臆斷和任意裁量的巨大權力,錯判的冤獄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某些明智的古人所雲:“論心定罪,誌善而違於法者免,誌惡而合於法者誅”,乃流弊無窮的“擅斷論”。

   “誅心法”的采用非常恐怖,掌握政權者隻要認定一人或一群人對自己的統治不利,隨便指稱他(或他們)有謀反或犯罪動機,就可以將其法辦,根本不用考慮是否是事實及證據是否充分。

   小說《劉誌丹》被老毛欽定為“要案”後,老毛的大鷹犬康生親自出任專案組的領導人,並作了許多誅心之論。康生在給中共中央寫的報告中說:《劉誌丹》小說是篡黨篡國的綱領。康生還說:《劉誌丹》小說,比彭德懷的萬言書還惡毒。

   據“實錄”中披露的文革中紅衛兵組織發布的材料,康生先後多次對《劉誌丹》大加撻伐:

   1962年11月,康生對全國總工會黨組就小說《劉誌丹》問題向中共中央寫的檢查報告很不滿意。說道:《工人日報》幾個人在政治上有錯誤?應提高警惕,從組織上追查,不能說組織上沒有問題。

   1964年冬,康生看到全總黨組對《工人日報》所犯錯誤的檢查報告,在報告上逐段批示:(一)《工人日報》的問題,首先是報社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存在嚴重問題,當然全總黨組也有責任。(二)報社存在的問題:(1)不是根據毛主席思想,黨的方針,而是嚴重存在資產階級辦報思想,不是一定程度存在著資產階級辦報作風。(2)58年反右傾機會主義不徹底,右傾思想並未肅清,繼續發生錯誤。(3)報社組織人員幹部嚴重不純,人員中有壞人。報告中未著重檢查。在《劉誌丹》案中,很難說沒有同情彭德懷、高崗、習仲勳的人。而叫一個右派同李建彤一起寫小說,問題揭露後,還在報社留了2年之久,難道是偶然的嗎?要發動群眾,清理壞人。……

   1966年5月8日,在一次會議上,康生再次提到《工人日報》、《光明日報》刊登反黨小說《劉誌丹》問題時,說道:杜映(工人出版社編輯室主任)是推銷員。宣傳部也有人支持李建彤,李建彤因此有勁,不理睬閻紅彥。我一看小說,完全是為高崗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