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幻覺顛覆的現實 之五）

1943年，是同盟國向軸心國發動戰略反攻的前一年，當時所謂的同盟國四巨頭曾聚會於埃及開羅，共同協調下一步戰略部署及戰後世界格局安排。這個會議應該是由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起的。據說一開始的時候，丘吉爾收到了美國發來的會議安排，撇了一眼出席首腦名單後，氣得暴跳如雷，那上麵竟然把中國的蔣介石排在了第二的位置，而他這個大英帝國首相隻能屈居其後。蘇維埃聯邦主席斯大林更是氣不打一出來，索性就沒有出席顯示同盟國團結的記者會。於是，名頭正旺的蔣夫人坐在了第四把椅子上。

從當時西方重要媒體發布的一張照片上看, 前麵坐著的幾位好像有說有笑相談甚歡的樣子。而實際的情況是，蔣介石與羅斯福之間幾乎沒有對話，他們說起來也是雞同鴨講互相聽不明白。另一邊的丘吉爾由於心中有氣，特別專注與記者互動，有意無意地冷落身邊微微含笑的蔣夫人。在英國人眼裏，蔣介石根本就不是一個反法西斯鬥士，指望不上。他不過是一個美元兌現先生（Mr Cash the Cheque），這樣的場合是不應該有他的座位的。可羅斯福不這麽想。他的哈佛校友，能夠經常進出他的橢圓形辦公室的宋子文以及由宋子文支付薪水的院外說客，已經讓美國決策者們相信，隻要給出足夠的援助，蔣介石麾下的軍隊能夠戰勝日本人，從而減少幾十萬美國人（甚至上百萬）的犧牲，因此蔣是未來民主中國的希望。而這張照片的出現，正是當時親中院外說客的一起傑出策劃和運作。

但是，派駐在第一線與的美國軍方和國務院工作人員，根據他們日常和重慶政府高層的接觸，通過他們在第一線對社會和時局的觀察， 認識到，真實中國的現狀和華府一廂情願的想象完全是兩回事。作為美國軍方派駐中國的最高級別人物，史迪威將軍和蔣介石的關係搞得十分齷蹉。他曾私下對記者說：中國的問題很簡單，我們結盟了一個無知，沒文化，迷信的小農爛人（Peasant  son of bitch)。在史迪威看來，蔣經常不知所言，腦子有問題不穩定，不信守諾言，他的政府和希特勒德國沒有兩樣，都是蓋世太保橫行，一黨專製。美國運來的軍火不是去打日本人，而是留下來準備對付他最仇恨的共產黨。當時美國軍方的最高領導人馬歇爾對此也深有同感，他們都建議羅斯福去了解一下另一個中國，毛領導下的中國，看看他們是怎麽生存怎麽抗戰的。

在羅斯福一再施壓下，重慶方麵隻好放行， 讓美方人員接觸延安。1944年7月，一個由美國軍方，CIA和國務院人員組成的觀察團飛抵延安。他們馬上看到了蔣的中國和毛的中國兩者之間的不同。“路邊的行人很有活力，騾馬也是這樣，甚至連狗也是。我們的官員們立即感到了這裏和重慶的對比”。就像後來史迪威將軍總結的，在蔣那邊是腐敗，草率，經濟混亂 稅賦，官樣文章，囤積，黑市，通敵交易；在毛這邊是減租減稅，大生產，改進農民生活條件，參政實踐。此行讓美軍觀察員能真正躲在前線溝壕裏觀望對麵的日軍，而以前美國記者也被蔣介石的軍人帶到前線觀察敵情，後來他們發現，對麵的日軍都是蔣軍扮演的。讓CIA官員倍感興趣的是，他們能直接提審日軍俘虜了解情況，這在國軍那邊是提供不出來的。美國國務院中國小組的塞韋斯（Service）在他的日記裏寫道：“我們簡直是到了一個不同的國家，遇見了不同的人，他們士氣高昂”。一個月後，毛澤東把塞韋斯請到他住的窯洞，暢談了8個小時，江青親自下廚，為他做了晚飯。而在此以後的四分之一裏，再沒有過一個美國政府官員和毛澤東有過這麽長時間深度的交談。

毛澤東告訴塞韋斯，中國的政治前途是向這自己這邊發展的，戰後要中國建設要走工業化道路，靠蘇聯可能不現實，因為蘇聯遭受的戰爭破壞太嚴重，自救還來不及，難以幫助中國。所以，美國能提供中國需要的自由的企業和資金。中美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有合作的機會。塞韋斯認為，毛澤東在向美國示好，他率先伸出了友誼之手。而他所描繪的這種遠景願望，在二十一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最終成為現實。按照《The China Mirage》作者Bradley的思路，毛的這番言辭不一定就像有的曆史學者懷疑的那樣，是隨興之談，他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認真的。與美國這個二戰期間最為發達最為富裕最有實力的國家搭上關係，對於當時雄心滿滿的毛澤東太有誘惑力了，為此他完全可以拋棄已經精疲力竭的蘇聯。我覺得這種分析有一定的道理，那個時期為生存為前途一直苦苦爭鬥的毛澤東，其實是把現實主義思維放到意識形態之上的，所以他要打擊王明周恩來的教條主義提倡實事求是的做事原則。如果當時羅斯福能認真對待塞韋斯傳遞的來自延安的信息，握一下毛澤東伸過來的手，可能東亞戰後格局會大不一樣，甚至韓戰越戰沒準都不會發生。

寫到這裏，我在想這城裏一定會有不少自詡反共思維堅定的人士認為我是粉紅，是在為獨裁者塗脂抹粉。嗬嗬，當年我在西單民主牆念大字報的時候，這裏來的很多人還在穿開襠褲吧？我不是要擺老資格，我真正想說的是，對待曆史還是應該客觀公正，不能一根筋思維。曆史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有真實也有錯覺；你認為好的人曾經說出來的話做出的事未必就是全對的，你認為壞的人曾經說出來的話做出的事未必就全是錯的。不管怎麽說，Bradley給出的七八十年前發生在中國的那些史實，與我們小的時候聽到過的被灌輸過的，有很大部分的重合，盡管仍然可能不是完完整整真實的全部，但也讓人們看出了一個大概的輪廓，那就是，總體而言國民黨在那個時期的表現真的很爛，而有著太多基督徒坦誠情懷的美國人，對東方民主前景的期望過於天真，他們看錯了自己結交扶植的對象，巨大的投入帶來的卻是意想不到的荒謬。而共產黨在這期間所做的事情，不論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比國民黨讓人覺得滿意的多。這就難怪，在後來的內戰爭鬥中，毛澤東如願以償打敗對手統治了中國。

不過，後來曆史又開始重複。沒能有機會追隨美國的毛澤東，當然不會沿著新民主主義道路一直走下去。一個按照斯大林主義模式建成的新中國，必然還是要回到一黨專製的老路上去。很難說這究竟是不是這幾代中國人的宿命。民主，在這樣一個專製文化久遠的國家，這樣一個人口體量巨大的國家，這樣一個共通意願難以形成的國家，可能終歸就是一種奢望。

圖一， 開羅會議 （圖片來自網絡）
圖二 塞韋斯在延安 （圖片取自 Bradley所著《The ChinaMi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