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最近沒事時偶爾會翻看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寫的一個短文集。這本書的最後一篇文章，是這位牛津大學的知名學者寫給自己十歲女兒的一封信。他給這篇短文起了一個很通俗的名字《造成置信的好與壞原因》（Good and bad reasons for Believing)。既然這是一個寫給小學孩童的教導文章，裏麵說出的道理當然也就會非常簡單實用。比如說，道金斯告訴女兒說，如果你相信一個論斷，是由於你看到了能夠支持論斷正確的證據，那麽這就是好的原因造成了你的相信。除此之外，道金斯特別告訴女兒要注意可能造成置信的三個不好的原因， 那就是沿襲傳統，順從權威和迷信天啟神諭。

看到這裏時，我放下書想了一下，覺得道金斯說得很有道理，但是事情也不都是單邊絕對。比如，這三個不好的原因中所說的最後一條，是指那些有特定宗教情懷的人，他們在神諭的感召下，能夠讓自身的思維情緒升騰到一種忘我的境界。我以前看到有人說，有腦神經神物學家給靜心祈禱的修女和冥思入定的喇嘛做過腦電波掃描，由此觀察到的腦電波行走模式顯示，虔誠的靈魂在追隨信仰時都有相似的形態。此時他們的心緒都很寧靜，沒有外在的幹擾能夠扭動他們的專注和執著。所以，如果這樣的動因帶來的置信，能讓人心悸寬慰精神解脫，別人也就沒有必要做進一步的解析評判了，說多了也沒用。

通過沿襲傳統得來的信念，是我們平時最容易順其自然繼承到的東西。很多時候是不知不覺就被融入到血液裏了，根本不需要動腦子思索。就像是小孩子跟著父母學習語言，你不必去問為什麽，你聽到了，下次就照著這樣用就可以了。再比如，中國人講究逢年過節要說喜慶話，不能說喪氣話，那樣不吉利；這就是傳統風俗，老輩人都是這麽過來的，到了我們這代，也繼承了，也相信了。這樣做有沒有道理，誰也不會去認真推理反證。

對於敬重權威，這裏也是有一個假設前提存在。我們總會設定，權威比我們有能力有權力，所以他們會比我們知道的多，會比我們正確。道金斯為此舉了個例子，他說在天主教的文化氛圍裏，人們喜歡讚美聖母瑪利亞，大家那麽愛戴她，感情上當然不希望她的故去。所以，以天主教的傳統說法，聖母瑪利亞最後是升天而去。當然，這事在其他基督教門派中是不被認可的，他們說聖母瑪利亞的確是像常人一樣死去了。但《聖經》對此事所言甚少，大家不能根據書本上寫下來的經典對此做出一個了斷。這事一直拖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最後由當時天主教的梵蒂岡教皇發布聖諭說，聖母瑪利亞的確是身體升天而去。這事由凡間至尊至聖的教皇給定了調後，大家也就不得不信了。

坦白地說，對於沿襲傳統敬重權威，我有時真的是很糾結。從一方麵說，真理的發現都是起自對傳統的反叛和對權威的挑戰；可從另一方麵來看，科學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已經是非常的艱深非常的難以理解了。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大眾的一員，我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精力做到，事事去學習事事去推理事事去驗證。所以，要想弄明白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恐怕隻有相信那些天才的判斷和解釋了。當然，作為從眾，基本的科學素養和邏輯思辨能力是我們選擇聽信的前提。

（二）

前不久，這城裏一位很有才華我很尊重的網友寫了一篇有關轉基因問題的探討文章。按他的意思，人為地改變人類食物中的基因組成，是一個在目前不能百分之一百確信無害的事情。即便是說有美國食物藥品管理局（FDA）所聲稱的，轉基因植物和非轉基因植物本質等同或說大體相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這樣的說辭，也是來自幾十年前的粗線條管理策略，在基因生物學飛速發展的今天，這樣的籠統說法在嚴謹度和精確性上似乎是欠缺了一些。

總的來說，該學者的文章語氣 比較平和，立論也算合理，根據當今世界的科技水平，要求政府監管部門對有關食物源頭的檢驗更加規範嚴格一些，也不算是過份或偏執。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文章最後，加貼了挺轉大拿方舟子懟出來的兩段推文。從用詞選擇和話語口氣上來看，方舟子風度不夠，蠻橫了一些，不像是平等地探討問題的態度。不過是不是方舟子要用語氣的專橫來表示觀點的毋庸置疑，我就無從判斷了，因為我沒有那樣的專業背景知識，沒有資格對那樣的技術細節評判對錯。

但如果要是從科學方法論的角度來分析他們之間的爭執，也會使人產生各有道理的感覺。我一直對諾貝爾獎獲得者，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對科學邊界的定義特別讚同，他曾經說：科學對事物的思維方法處於以下兩個極端之間的某個地方，一種極端的思維方法是“一切未經證實的事物，全不相信”；另一種極端的思維方法是：“所有未經證實的不存在的事物和未經證實的不可能發生的事物，全不排除”。假如所有的科學家都曾固執地堅持上述兩個極端的任何一方，那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科學。“一切未經證實的事物全不相信”這種思維方法過於狹隘。“一切從實證上或邏輯上完全不能否定的事物全不排除”這種立場過於寬容。

學者網友主張對待轉基因作物要特別地慎重，這種態度當然是無可指責，但是慎重走到極致，就可以歸類於“未經證實不可能的有害，全不排除”一邊了，所以他要政府部門負起應負的責任。而相反的，即便說方舟子是站在另一條極端的邊界上，既“一切未經證實的傳說中的有害，全不相信”，那也是情有可原。這是因為這裏邊牽扯到了一個證明沒有的問題，那則是科學的邏輯做不到的事情。這就像是我那篇《秋天的無奈之反證的詭異》裏麵講到的那個火龍的故事，你想象中有的東西，但你不能證明或顯示出來讓別人看到，那麽這個想象中的存在和現實中的不存在的意義就是一樣的，兩者之間沒有區別。羅素曾經用繞著土星飛的瓷茶壺，做過同樣意義的比喻。而科學不能因為聽到了一個不能證偽的假設就畏縮不前。

（三）

對於這種正反兩個方麵聽上去都有道理的問題，應該怎麽選邊站隊就成了一個有點讓人為難的事情。想來想去，可能還得回到我們前邊談到的，相信天才或“權威”的說法。

對我來說，在基因生物領域，道金斯應該算是一名值得信任的“權威”。這不單單是因為他在本業的學識精湛，更是由於他對其他學科的博學領悟觸類旁通。我以前翻看過這位仁兄摘編的一部各學科巨匠論述現代科學的經典集錦，那裏邊全是像愛因斯坦，薛定諤，海德堡，圖靈這樣的名字，很顯然道金斯一直在和那些天才們對話，通讀他們的著作，主題涉及數學，生物進化及基因學，理論物理學，應用數學和邏輯，分子生物學等等等等。如此深刻廣博的閱讀，使得道金斯對方法論的把握真的不同凡響。

在一篇曾經寫給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備忘錄裏，道金斯以他獨有的智慧分析了大眾對轉基因問題認識上存在的誤區。道金斯認為，基因的改動與其他事情的改動一樣，都會是有好有壞，就看你所要設定的方向了。科學隻是保證一種方法的正確可行，而與人類的道德倫理無關。當你把一個北極魚體內的抗凍基因拷貝到西紅柿身上，轉變了基因的西紅柿就會不怕霜凍。這的確是讓西紅柿節省了上百萬年的自然進化的時間，但西紅柿也沒有因此變成魚味。這就像一個太空科學家把火箭升空的控製程序中加進了一個平方根參數，有可能這個平方根在一個分析金融風險的程序中也被使用過，但這並不說明太空探索的項目中摻進了股票的變化參數。數字不過是數學程序中最基本的有效成分，它與程序的功能結果有關，但又不會改變程序本身的運轉方式。

當然，從直觀的感覺來說，西紅柿的這種改變很不自然，這就讓很多崇尚自然主義或者秉持懷疑主義人生觀的反對者很生氣，很情緒化。但是他們那種對新生事物天生敵意的想法，很多是來自華生／格雷克他們發現DNA理論之前的錯誤概念。道金斯覺得，如果那些口口聲聲大喊狼來了的人，把身段放低一些，能說出理性的訴求，科學家們是不會反對確保安全的做法的。但是，一味的感情用事，那種憑直覺無根據地猜疑，則正是科學需要糾正的主要公眾問題之一。

當然，在寫這篇備忘錄時，還沒有人往甜玉米身上植入一種叫做bt的蛋白。所以，道金斯不可能在十幾年前就把今天的疑惑全都解釋清楚。但是他說，方向決定好壞。而好壞就是人類道德倫理範疇的事情了。目前，我相信許多專家的說法，認為BT蛋白對人體無害，我也趨向相信大多數科學家的人性向善。但這些並不妨礙我們督促監管體製的建立和與時俱進，畢竟，公權力的有所作為才是緩解大眾無端焦慮的有效手段，因為大眾即偏愛傳統又順從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