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是容易指摘批評別人的缺點而對自己的錯誤容忍忽視。這其中的原因除了主觀自信知識短缺之外，再有可能的就是神誌太過專注，開始走一根筋了，這樣就會造成一種思維慣性，使得當事人沒有能力辨別外在事物已經發生的微小變化，當這種微小的變化積少成多，不知不覺地跟著走到最後，回頭一看時，才發現偏差早已遠遠超越了原本設立的容忍原則，有的甚至在導致災難。

這樣的事情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總能能遇到許多。這城裏有位很有才華的網友寫過一篇博文解釋禿子悖論時，對這個問題做過很好的解釋。禿子悖論實際上是源自古希臘Eubulides的沙堆悖論，最初的說法是要弄清楚，有多少粒沙子才算得上一堆。一粒沙子斷然不是一堆沙子，兩粒也肯定不是一堆，在此之上再加一粒，三粒當然也不能稱做一堆，如此類推，一粒一粒地加上去，到了一萬粒的時候，你還是可以說那不是一堆，到了十萬粒呢？

再比如，我們麵前有一塊從紅過渡到黃的光譜色塊，我把這個色塊放大打印到一個一米寬的紙片上，然後把紙片從左到右切割成5毫米寬的小條；我從紅的這邊拿起第一條紙片，問你它的顏色，如果你大腦內的視網膜光感神經沒有缺陷，你就會毫不猶豫地告訴我，那是紅色。我拿起第二條紙片問你，你還是會說那是紅色。我們這樣一直走下去，來到色塊的中間位置時，當我舉起第一百張紙條，問你它是什麽顏色時，你就會猶豫了，你可能會說，那是橘紅色吧。可是它和上一條有什麽差別嗎？沒有！那為什麽變了顏色呢，它還應該叫紅色啊。按照這個思路，紅色的叫法會一直走到最後，走到那個明黃的邊緣。

同樣的道理在你觀察判斷政治人物的作為表現時也很適用。到底什麽是左派什麽是右派，什麽是極左什麽是極右，什麽是革命什麽是反動，這種理念變換的邊界在哪裏，居中點在哪裏，像這樣在模糊概念裏找到基準公理的問題，我估計現在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在民主的氛圍裏，你根據自己的利益喜好根據自己的理想追求去擁躉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這些都沒有錯，但是事情就是怕偏頗，怕走一根筋，怕那種被別人蠱惑後亢奮起來的執著。偏執，就是尼采說過的，對於真相而言，比謊言還要可怕的東西。

前幾天，又有網友寫文談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觀後感，我看了還是感到一種深沉的震撼。照理說，德意誌民族文化是理性思辨善於自省的，如果一開始的時候，納粹就主張大規模滅絕猶太人，應該沒有人會執行這種命令。而在今天我們回顧那段曆史，就會清晰地看到，災難的出現是符合愈演愈烈這樣的演變規律的。

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生物遺傳學較之過去的世紀有了長足的進步。1912年在倫敦，進化論之父查爾斯達爾文的兒子Leonard.Darwin， 主持了一個討論優化民族限製劣等人種的國際會議。可以說，在那次會議上，來自英國德國美國等先進優秀民族國家的知識界精英們，對消滅人類殘障缺陷的構思達成了學術上的共識，他們很快就行動起來了。在理論研究氣氛濃重的德國，各種各樣的“種族科學”“遺傳優化生物學”研究機構相續成立。而在講求實效的美國，一個全國性的弱智者集中地在佛吉尼亞的邊遠山區隔離而出。1927年，在最高法院的批準下，第一例強製性絕育手術，被施向一名來自佛吉尼亞智障營的青年女子布克，而布克本身其實腦力正常，她不過是一名智障者的女兒。隨後，美國許多個州相繼發布了旨在杜絕殘障弱智低端繁衍的絕育法令。

在大洋彼岸，民族政治責任感極強的希特勒一直關注著種族優生理論的發展，美國的絕育案例和法律推進給了他極大的啟示和鼓舞。1933年，德國發布實施了一部”防止基因疾病傳代“的絕育法。這部法律實際是把美國正在實施的方案擴展強化而來，法律要求”任何有遺傳性疾病的個人，一經法院判決確認，必須被送至實施外科手術，即便與本人意願相違也要強製執行”。很快在同年底，更進一步的法律明示大眾，“危險的罪犯（包括政治異見的作家，新聞工作者）可以被強製絕育”。對於這種提振民族精神保障國家富強的政策，廣大人民群眾當然是支持擁護的。1935年十月，紐倫堡法律出台，這是旨在保護德國民眾，避免受難於與猶太人通婚混雜基因的法令。在這些法令的督導下，成千上萬人被實施了阻斷生殖能力的手術。

從法律定義的絕育滑到直接的謀殺，是避實就虛沒有聲張地悄悄開始的。到了三十年代後期，德國民眾對待強製清除手術的泰然冷靜，使得納粹的膽量大了起來。1939年夏天發生的一個事情，為以後的屠殺開啟了閘門。當時，有一對叫作克雷斯舒馬的夫婦，寫信向希特勒請願，他們請求敬愛的元首批準優化安樂他們十一個月大的兒子，因為這個嬰兒先天失明而且肢體畸形；這對堅定的納粹黨追隨者，希望能以自己的無私效忠於國家強盛民族複興的偉業。希特勒敏銳地把握住了這個機會，他批準了克雷斯舒馬殺掉孩子的請求，並很快把這個決策擴展到了別的孩子身上。希特勒以優生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在全德國範圍內消滅不值得生存生命的計劃（extermination to the lives of unworthy of living)，以期建立一個幹淨的德意誌。當然，事情是以對三歲以下殘障幼兒的清除做為開始的，清單上排在下麵的是弱智的青少年。緊接著目標就轉向了猶太兒童，他們被強迫做體檢，然後一定會被診斷出有潛在基因缺陷。到了這一年的冬天，這個滅絕計劃開始推向了成年猶太人。與此同時，納粹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許多堡壘一樣的檢查中心，在這些檢查中心堅固建築的底層地下，就是氣密黑暗的浴室，淋浴噴頭後麵的管子，連接到的是一氧化碳的氣瓶裝置。

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政策，導致了將近六百萬猶太人的慘遭屠殺。那時盡管有一些人預感到厄運在醞釀，災難在形成，但為時已晚，當戰爭機器已經轟然開動起來，生路就已被全都堵死。在這裏需要點出的是，在英美沒有對德國宣戰前，從德占區逃跑出來的猶太人是麵臨被拒絕登陸或被遣返回去的風險的。而那些早早就察覺到了危險的苗頭，早早地采取了行動措施的有識之士，事後肯定會慶幸自己對容忍原則的敏感，自己對當斷則斷的果決。

容忍原則（tolerance principle)和立斷抉擇（cutoff decision），是在這種溫水煮青蛙環境中能全身而退的有效手段。這就是頭腦警覺的人們常常說到的，自己對事物判斷設立的“底線”，你不能觸動它，不然我就清倉離場。用另一種說法，就是時刻盯著壓倒駱駝的最後那根稻草的出現。當然，對於那種滿腦子糊塗漿子的人，他們是永遠也拎不清沙堆悖論的怪圈的，因為他們置身於迷惑之中，自己是看不出未來的荒謬的；這樣的不合情理，埃斯克爾在他的畫中向我們揭示過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