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總以為自己是個口齒伶俐的人，自小就在學校當廣播員，朗誦起來字正腔圓頓挫有序，人生幾十年，大多數時間都是生活在語言霸權主義的自尊環境中。不過最近我對自己這方麵的能力越來越產生懷疑，在經曆了腦子慢嘴快的階段後，現在好像正在往腦子慢嘴也不利索的方向發展。再加上是年級大了後進入的新語言環境，說起話來象是在開一部先天輪子沒被裝正的車，稍不留神沒抓緊方向盤，口音就會跑偏。

上次去劇場看芭蕾舞，進門檢票時不知腦子裏哪根筋開了，多嘴說了句：‘我們來看天鵝湖’。

門口站著的胖女士聽我說完，稍楞了一下，衝我笑眯眯地說：‘哦，那你來錯地方了，今天這不演那劇。’

‘是天鵝湖！’我太太在旁邊插了一句。

‘哈，當然，我是和他開個玩笑。你們盡情欣賞。’

進了門，太太和女兒還在後麵忍俊不禁，等細問過後我才明白我的傻氣是怎麽冒的。

原來在加拿大天鵝一詞念做‘思望’，我一隨口，說成了‘思彎’，那就是把swan說成了swine，也就是說，把天鵝湖喚做了肥豬湖。這就難怪那胖女士要幽我一默了，這舞劇《小豬湖》的作者可能還沒出生呢。

在語言交流上，我太太能力比我要強，這應該是事實，不服氣也不行。不過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夫人的方向感就比我差很多。想好了要去一個地方，在地鐵裏, 我總能下意識地選對在車行方向正確的站台等車。而我家夫人，會是躊躇一陣子，然後張張望望地走到錯誤的站台去等車。如果以此作為研究課題，搞一個抽樣統計測算，相信很容易得出男人的方向感比女人要強的客觀結論。對於這一點，在分析了人類進化的過程之後，其中的原因是不難解釋的。由於睾丸酮的作用，男人的肌肉發達，對抗搏擊能力比女人要強出很多，所以在遠古時期，男人的職責自然是外出狩獵，尋找食物。通常他們要走很遠的路才能發現獵物。有時為了追趕慌不擇路驚恐逃竄的動物，不知要在遮天蔽日的密林裏闖蕩多久，但就算是追到了天邊，隻要能逮住戰利品然後活著回到家裏，那走不丟的基因就算是帶了回來，傳了下去。於是，經過無數代祖先的積累繁衍，到了我這輩，都能在飛機上閉著眼睛往返於美亞大陸之間，而且從來不會迷路。

女人就不同了，那時她們的主要職責是待在安全點的地方養育後代，所以隻能在所居住巢穴不遠的地方蹓躂，這樣就沒能演變出明辨方向的基因。但由於和孩子在一起，每天少不了要有叮囑詢問這樣的溝通交流，因此語言能力就強，不象是在叢林中埋伏著的獵人們，輕易不能發出聲響，否則嚇跑了獵物是小事，弄不好成了更凶猛野獸的美餐就慘了。所以，對英文講得不如太太好這事不必太過糾結，天定如此，吾奈何之。

除此之外，由於獵殺的事情是在巢穴之外很遠的地方就解決了，女人在進化的過程中見到的血腥場麵越來越少，她們身上的嗜血凶殘的原始本性當然就慢慢地退化了很多，現代女人通常都表現得比男人溫順善良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當然，這世界上是任何事情都有反例的，女人有時候也會做出和進化規律很不相符的可怕事情，甚至美麗的女人有時候也會非常的凶殘。

三十多年前，香港導演李翰祥執導的電影《垂簾聽政》中有這樣一個情節：鹹豐死後，大權在握的慈禧令人把以前得寵的麗妃削去手足，裝入一酒甕中，抬上廳堂。那場麵陰森恐怖，但主演慈禧的劉曉慶當時還是美得發甜，讓人難以將她和歹毒劃上等號。其實曆史上的慈禧倒還真沒有對族人下過如此狠手。把情敵做成人彘放入酒缸的是唐朝的武則天， 而發明人彘這種讓人生不如死酷刑的，則是漢高祖劉邦的遺孀呂雉。還有南宋光宗的皇後李氏，生得膚黑但貌美；她的家勢雄厚，曾讓相師編排出此女降生時李家門前的樹上有黑鳳凰棲落，故此喚名鳳娘。這李鳳娘十分霸道，有次光宗洗手時見端水盆的宮女兩手光滑白淨，不禁心中起愛，就順手撫摸了一下。這事被李皇後看到，結果幾天後光宗收到一隻精美木盒，打開一看，裏麵有一雙纖細白淨的人手。

成熟的女人做出的凶狠事情很多是和妒忌後的複仇有關，而青春期的少女做出凶狠的事情則可能是和雌性荷爾蒙的分泌旺盛有關。也許是因為處在那個階段的女人十分渴望得到理想中的愛，於是她就要做她認為自己所愛的人喜歡的事情，或者照著自己所愛人樣子做同樣的事。對於思維意識極端的女人，由於感情的極端投入，當然愛人恨的就是自己恨的，而且會有一種必欲除之方解心頭之恨的狠勁。

文革時，中國有個最大的保皇派名叫陶鑄，在當時政壇此人曾一度是排在總理後麵的第四號人物，非常了得。陶鑄的夫人叫曾誌，她可是原汁原味的老革命，而且在有著同等資曆的女無產階級革命家中，絕對是最漂亮的一位。當年在井岡山，她是容貌不遜賀子珍的一枝花，連毛委員對她也是心存情意，害得賀子珍曾半真半假地為此醋意頻發。別看這小女子長的細膩嫵媚，當時可卻是殺人放火都敢幹的巾幗豪傑。曾誌逝世前，出版了一部自傳體的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書中有一段有關她在十七八歲時手刃仇敵的生動描述，看了讓人驚心動魄：

“國民黨利用農民對幼稚的共產黨‘焦土政策’的不滿，挑動農民叛亂，很多共產黨人被殘酷殺害；教導隊抓住了一個領頭破口大罵共產黨的農民，我拿起梭鏢朝他肚子上紮去，他一閃身沒刺著。我又向別人要了一把大刀，連砍了幾刀，但砍不深，還死不了。用腳一踢，他倒在地上。我還是不解氣，再用梭鏢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亂紮，隻聽他發出呼呼的喘氣聲和哼哼的呻吟聲，那種聲音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曾誌這樣自小就投身革命的血性女子，在她人生的最後時段，如實寫出這樣的場景，不知是不是在隱喻她身上尚有的一絲女性溫良開始回歸。這讓我想起當年北京師大女附中狂熱的紅衛兵小將們，在文革高潮時，為了表現對偉大領袖的熱愛，她們凶狠地虐待施暴於自己的師長。遙想當時的鬥爭場景，那些本處於人生花蕾階段的女生，綻放出的卻是肅殺冷酷，看著無助瀕死的校長，我猜她們心裏沒準有一種縱情後的快慰，一種為所愛付出後的滿足和驕傲。半個世紀過去了，已快進入人生暮年的當事人，好像也要開始懺悔以前的凶蠻了。

善良是做人的第一美德。在中國，要懂得這個道理還真不是件簡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