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國家的國歌連著另一個國家的《哀樂》，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和日本，一對文化的表兄弟之間，無獨有偶，也發生在英國和德國，一對種族的表兄弟之間。
 
中國遊泳名將孫楊2013年秋季無證駕駛一輛保時捷，並引發交通事故。
國歌與哀樂
在20世紀中國音樂不多的成就中，《二月映月》《黃河》《梁祝》和《哀樂》可稱為四大名曲，它們的特殊意義在於，它們都凝結有華夏古樂的風格，是華夏古樂向現代的偉大延伸，體現出民族性的偉大方麵，故意義特殊而非凡。
前三曲的作曲者明確，獨《哀樂》的作曲者說法紛陳不一，《哀樂》還和日本國歌《君之代》(君が代，Kimigayo)有明顯的音樂上的相似性，有好事者挖苦日本偷藝於中國《哀樂》創作國歌，但《君之代》曲比《哀樂》早生半個世紀，這種說法說不通;有人反過來說，中國反日份子故意用日本國歌曲創作《哀樂》;也有人說，這是現代人牽強附會，硬拉扯在一起。我的看法是，二者相似性不是偶然，緣於它們共同的音樂血緣，是中國詩經時代，雅樂的現代流布變形。
關於《哀樂》的曲作者百度上有三種說法。
說法一，
是劉熾等人改編自陝北民樂嗩呐吹奏的《風風嶺》演化而來，樂曲1949年9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閱，被正式批準為典禮用樂曲。
1942年春，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的音樂工作者劉熾、張魯等隨河防將士訪問團到米脂采風，聽到嗩呐藝人常文青演奏的《粉紅蓮》寓意悲壯，特別動人。劉熾等人將其改編，成《哀樂》，用於成吉思汗安陵儀式和迎送劉誌丹靈櫬儀式
說法二，
大作曲家馬可(1918-1976)為主，馬可、安波、張魯、劉熾、關鶴童五人組成的民間音樂研究小組對兩首陝北民歌《繡荷包》與《珍珠倒卷簾》的主旋律改編，為劉誌丹同誌移靈而創作。
說法三，
《哀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首任團長羅浪根據北方一首民間吹打樂《風風鈴》曲調改編而成的。是他影響最廣、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三種說法的共同點是，《哀樂》是基於民樂的再創作，首用於迎送劉誌丹靈櫬儀式(發生於1943年)。那麽《哀樂》的原本民樂到底是什麽?很顯然，隻能是嗩呐樂，《哀樂》有明顯的嗩呐風格，《繡荷包》《珍珠倒卷簾》《風風鈴》和《哀樂》相差太遠，談不上有什麽共同的音樂元素，從中能得到啟發創作別的音樂有可能，但啟發了《哀樂》太扯了。嗩呐藝人常文青演奏的《粉紅蓮》是唯一答案。
嗩呐是中國原生的民族樂器，是上古音樂的主要演奏工具。從周代到唐朝，長安大部分時間是中國首都，是貴族文化、貴族雅好的保存地。伴隨王朝的更迭覆滅，皇家和大貴族家的樂師流落民間，他們把雅樂也帶到了民間，其結果和法國大革命導致皇家廚師流落民間、使皇家廚藝推向民間、成就聞名的法蘭西佳肴文化一樣，許多陝西民樂實際就是原來失傳了的寶貴的宮廷音樂。
《哀樂》的再創作主要作者是誰呢?中國人有一個惡習，就是把功勞歸功於後來的當大官的人，其次歸功於後來的大名人。分析三種說法，羅浪說一看就是因為羅浪當的官最大、最長，死得又晚。故馬屁精們盡歸功於他，羅浪最多是《哀樂》的再配樂人或配樂的最後定稿人，《哀樂》的原配樂人是劉熾，這從說法一中可以證明。說法二持集體再創作說，這一說法部分包含了說法一，因為劉熾也是集體之一。對劉熾說有利的是，隻有這一說和嗩呐藝人常文青的《粉紅蓮》聯係一起，但對劉熾說更有利的是，劉熾後來成了出名的大家，一直站在舞台上。
說法二的馬可說，最有可能和最容易符合中國國情。馬可是個音樂天才，和劉熾等集體成員歲數相差不大，但早早出名成家，年紀不大就居於老師的地位。但出名早、倒楣也早，1955年起就不斷受到批判衝擊，死得也早，名聲消失得早，其功易被別人截取。對馬可說不利的還有，看不到馬可與《粉紅蓮》之間的聯係。
我注意到張魯的特殊性，張魯和劉熾一起與《粉紅蓮》關聯，又和馬可一起與《白毛女》關聯。《白毛女》比《哀樂》早出，其中有明顯的《哀樂》元素，這說明有同一個人在中間起了作用。張魯是二大關節的唯一共同關聯人。張魯後來一直做老師，社會名頭不大，在中國，這樣的人有大功也須歸於別人。也許，是張魯的天才不夠，需要天才的馬可指導，這樣《哀樂》是馬可、張魯二人為主再創作的。
日本國歌的出生譜係非常清楚，1869年，日本人得知國家應該有國歌，於是，比中國被西方列強開國晚20多年的日本，卻比中國早20多年開始尋摩國歌。明治三傑之一的大山岩(Oyama Iwao)(1842-1916) 從公元10世紀的《古今和歌集》中選了一首歌頌君主的古詩做為國歌的詞，(君主製國家的國歌幾乎都選用君主的頌歌，這是一世界通例)，作曲則由英國軍樂團教師約翰.威廉.芬頓代勞。但西洋鬼子不識東方文化精義，其作曲缺乏東方之魂，日本人不滿意，10年後重譜，由日本宮庭雅樂指揮林廣守(はやしひろもりHayashi Hiromori)編曲，取雅樂風格。日本宮庭雅樂本身就是中國古樂的完整保存，而中國卻早已失傳。這樣日本國歌和中國《哀樂》共同承接了中國古樂的音樂基因。
一個國家的國歌連著另一個國家的《哀樂》，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和日本，一對文化的表兄弟之間，無獨有偶，也發生在英國和德國，一對種族的表兄弟之間。
英國國歌God Save the Queen (King)是世界國歌之母，其作曲曾被許多國家共同采用。它是參考日耳曼古樂而譜，保持了日耳曼古風。
著名的德國軍隊挽歌又名(我曾有一個同誌)，詞由德國詩人路德維希·烏蘭特(Johann Ludwig Uhland，1787年4月26日――1862年11月13日)於1809年完成。曲由作曲家佛利特立希·紀爾舍(Phillipp Friedrich Silcher， 1789年6月27日――1860年8月26日，)於1825年完成。在德語區(包括德國、奧地利、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以及智利的德意誌人聚集區)至今依舊傳唱廣泛、深受喜愛、成為葬禮風俗。
該曲與英國國歌明顯相似，其實都是緣於日耳曼古樂因緣。
中華上古雅樂也好，日耳曼人用於莊重場合的古樂也好，基本風格就是莊重舒緩、慢而低沉、心靜追思，最終要體認到與天地通、與另一宇宙通之人生幽玄感，其優點是人生感強，缺點是旋律感不足。日本和英國的國歌都是很難唱的。而相應的哀樂版都是在的旋律方麵改進極大，成為名樂。
因難唱而無知憤青們常嘲笑。
最近的事例，仁川亞運會，中國遊泳名將孫楊奪金後感言：“日本國歌很難聽”多無知啊，日本國歌是正宗的中國古樂。孫楊2013年秋季無證駕駛一輛保時捷，並引發交通事故。當時,他還正在為一汽車做廣告代言……非同尋常的泳壇健將在生活中也可謂是與眾不同。
而且，南北朝鮮共同的國歌曲《愛國歌》，中華民國國歌曲也都是師法中華上古雅樂，中華民國國歌也難唱，也一樣常被無知青年嘲笑為哀樂。這也是無獨有偶。無知青年嘲笑的是東方之魂。
作者:達之 2014-09-26
先秦·左丘明《左傳·昭公十五年》裏寫道：“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說的是：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晉大夫籍談出使周王室。宴席間，周景王問籍談，晉何以無貢物，籍答道，晉從未受過王室的賞賜，何來貢物。周景王就列舉王室賜晉器物的舊典來，並責問籍談，身為晉國司典的後代，怎麽能“數典而忘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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