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記者 大井真理子（Mariko Oi）
2012年9月，中國不少城市出現激烈的反日示威。
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激化，再次在中國引發激烈的反日抗議示威。中日關係的緊張可以追溯到久遠的年代，但是，為什麽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至今難以愈合？BBC記者大井真理子和一位中國記者一同到中國和日本采訪，尋求答案。
負罪感
“您對戰爭期間日本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有負疚感嗎？”我們在日本采訪期間，我不止一次得翻譯這個問題。和我同行的劉海寧曾經是中國官方媒體中央電視台記者。
向部分采訪對象提問的是海寧；這些采訪對象中最年長的人1945年時還是孩子。
“我對（戰時）發生的事感到抱歉，”其中一人回答。“發生了很多令人遺憾的事，”另一個說。
其中一位又補充道：“也許我的歉疚並不夠？”這是個日本民族主義者，他認為大部分學校的教育都誇大了日軍當時的惡行。
海寧回答：“是的，不夠。”
無可爭辯的事實表明，日本是侵略者，1931年占領了中國北方的滿洲裏。大規模戰爭於1937年爆發；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死於戰禍。
最臭名昭著的事件發生在南京，當時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首都。日軍在亞洲其他國家也有暴行。
但是，每次把guilt（罪責）這個詞翻成日文時，都令我感到不自在。接受采訪的所有的日本人都不用這個詞。
盧溝橋事件是中國曆史教材的重點之一。
今天的日本人應該為曆史錯誤承擔責任嗎？
我和海寧共同采訪的第二天，我問了她這個問題，並問她是否認為我也應該有負罪感。她沒有回答是或不是。
“在這裏采訪期間我會繼續問這個問題，”她說，“因為這是許多中國人的感受。”
“叛徒”
我自己十來歲的時候對我們國家的戰爭史開始感興趣。從那時起，我傾心盡力做這方麵的研究，度假時經常到亞洲各國的戰爭博物館參觀訪問，試圖對日軍造成的傷害和苦難加深理解。
很久以來我就感到學校教我們的很不夠，因此去年寫了篇文章，主題是日本曆史教育中的缺陷。文章指出，根據日本的教育體係，千百年來日本與鄰國的關係史隻用一年的課程一帶而過。這意味著許多日本人對自己國家與鄰國的地緣政治緊張關係缺乏了解。
我這篇文章使許多同胞，包括我的一些親屬，感到不自在。
那不是一個外國人在批評日本；那是一名日本記者在全球受眾麵前公開批評日本。
人們用各種惡名罵我，比如“叛徒”和“外國間諜”。推特上有人質問我，“你不愛自己的祖國嗎？”我當然愛祖國。
直麵日本的過去令我感覺就像一場艱難痛苦的分手。我經曆了痛苦的各個階段：震驚、拒不接受、憤怒和悲痛。這個過程逐漸使我最終接受了現實：我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一切。
疑問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擺放了數千雙鞋紀念死難者。
但是，尤其是目睹了2012年中國發生的激烈反日抗議行動之後，我想提兩個問題。
我們還能做什麽來改善雙方關係？為什麽其他亞洲國家，那些當年有許多平民死於日軍屠刀下的國家，不像中國和韓國那樣痛恨我們？
“痛恨”這個詞或許太重，但我覺得它表達了那些焚燒日本車的中國抗議者的情緒。
海寧不這麽看。她成長在1980-90年代，日本大眾文化，像音樂、戲劇和漫畫，在中國年輕人中很受歡迎。她說，自己和朋友們對日本都有積極的看法。
“但我不能為中國13億人代言；中國很大，人們各有各的感受和想法，”她說。
“比如，那些在日軍侵華期間喪失親人的，或者自己就在戰爭中吃盡苦頭的人，可能現在還懷著敵意甚至仇恨，不應該據此就來評判他們。”
生存哲學
我2006年起就住在新加坡。新加坡也曾遭日軍蹂躪，但那裏幾十年來沒有發生過一起反日示威。
1942年日本占領時期的肅清大屠殺（Sook Ching massacre），根據不同來源的數據，總共有5萬到10萬華裔新加坡人被殺。在一個當時隻有70萬人口的城市國家，這是個巨大的數字。
我曾在美芝路上的和平紀念碑（Civilian War Memorial）見到一名肅清大屠殺受害者的親屬。。
“我不責怪今天這一代人，” 劉濟雄（Lau Kee Siong）的話令我意外。我問他為什麽不像那些參加反日示威的中國人那麽憤怒。
1931年日軍占領中國東北滿洲裏，1937年日本對中國展開全麵侵略。
“我們是個移民國家，所以我們的基本哲學是必須生存，”他說。
“我們1965年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時，普遍認為大約三年後就會匍匐著回歸馬來西亞。所以，當日本向我們提供金融支持和投資時，最合乎邏輯的做法是接受他們而不是批評他們過去的所作所為。”
“不是你的錯”
大約就在那段時間，我還發現我的一個密友的親屬在日本占領菲律賓期間被殺害。我和傑德·馬拉維拉斯（Jade Maravillas）是多年的好友，但她在讀到我的那篇文章前從未跟我提過這件事，怕“讓我們的友情變尷尬”。
“戰爭期間，包括我祖父的兄弟姐妹在內，有很多人住在德拉薩大學（De La Salle University），”她說。
“日軍突襲大學校園，祖父的兄弟們都被殺，姐妹中有一個挨了一刀但保住了性命；我十來歲的時候她還給我看那條傷疤，”她說。
我不知道她心裏是不是怨恨日本人。“你剛認識我的時候有沒有想起那些親人？”我問。
“你在開玩笑吧？我那口子就是半個日本人，”她大笑。“再說，那又不是你的錯。”
我也請傑德解釋她對日本的看法為什麽跟許多中國人對日本的看法差別那麽大。
“我說不好，”她說。“但在我們眼裏，日本隻不過是繼西班牙之後又一個殖民者罷了。”
隻字未提
2006年，一名日本僧人在重慶街頭向中國民眾謝罪。
中國和日本1970年代恢複正常邦交後，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中國似乎也開始向建立更務實中日關係方向努力。
“那時，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強調的是國共內戰期間共產黨軍隊的勝利，”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當代亞洲研究院總監羅伯特·迪雅裏克（Robert Dujarric）說。
1972年，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為侵華向中國道歉時，“毛澤東告訴他不必道歉，因為你們擊敗了國民黨，幫我們執掌了政權，”迪雅裏克說。
但1989年中國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民主運動，造成“六·四”事件後，中共的宣傳口徑似乎轉向了民族主義。
“六·四前，它把中國描述成一個勝利輝煌的國家；在那之後，政府開始強調中國作為受害者的一麵，” 東京大學當代中國政治學教授高原明生說。
現在，中共把自己塑造成終結了中國一個世紀受外敵欺辱曆史的政黨，他說。
“其方式就是灌輸對最近一次的侵略者的仇恨。”
幸存者
我在中國下榻的酒店，打開客房裏的電視，很容易找到抗戰題材的電視節目。根據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政策，去年拍攝製作了200多套這類節目。
我們還跟一位演員交談過；他在無數抗日劇中演日本兵，一天要“死”八次。
陳桂香在日本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曆時，許多日本年輕人為前輩的罪孽向她致歉。
假如我自己看著這樣的電視節目長大，很可能也會認為日本是個可怕民族。
到北京城西南一所小學采訪時，我覺得那裏的學生集會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信息。操場上，孩子們排著隊輪流詠唱、朗誦和表演武術。他們朗誦的詩裏有一首是關於1937年盧溝橋事件；許多人認為那是最近一次中日戰爭的開端。這首詩刻在學校進門處的石碑上。
這個觀點站得住腳嗎？坦率地說，我感到自己的心被撕裂。我們在中國各地采訪、與日軍暴行的幸存者交談時，我心痛。
有一位幸存者叫陳桂香。1937年南京大屠殺發生時，她14歲。她告訴我們，當時學校外堆滿了屍體。她目睹了一位跟她同齡的女孩被七個日本兵強奸，然後被刺刀捅死。她自己兩次差一點被捉住並被強奸。第二次是因為扛著她的日本兵腳下打滑，鬆了手，她乘機逃跑，一直跑到精疲力盡昏倒在地，被一位農民藏在稻草堆下，這才撿了條命。
傾聽這些對侵華日軍暴行的憶述對我是一種痛苦的經曆。陳桂香的故事中唯一能給人一絲安慰的是這段經曆的後記。許多年後，她到日本向日本民眾講述當年的經曆，人們都向她謝罪，與她擁抱，告訴她他們對前輩做出那樣的事一無所知。日本領導人也多次向中國道歉。
《超越謝罪》
曾在官方《人民日報》任職的馬立誠說，據他統計，日本正式道歉總共25次。但中國媒體從未報道過其中任何一次道歉，也沒有報道過日本向中國提供了總計金額達36500億日元（357億美元，218億英鎊）的經濟援助。
“日本在戰爭年代對中國犯下可怕的罪行，”他在《超越謝罪》一書中寫道，“但讓他們負荊請罪沒有意義。”
中國反日示威中民眾燒日本國旗、燒日產車，情緒之激烈令大井真理子不解。
“日本道歉的措辭對我們來說或許不夠，但在他們已經是邁出了一大步，因此我們應該接受道歉，往前走。”
這本書出版後，他被罵作叛徒；他說，考慮到這個話題激起的情感，這種反應是正常的。
海寧證實說，她上學的時候學校也沒有講過日本道歉和經援的事。但另一方麵，她認為即使學校教了這些內容，也不大可能改變中國人對日本的態度。
“改變公眾態度需要時間，要很多年甚至數十年。正因為如此，日本領導人的行動和言論應該保持一致，”她說。
“人們對日本曾經道歉、曾經提供經援的情況有更多了解後，對日本的態度可能會有所改善。但是，隻要一個否認曾經發生南京大屠殺的聲明，或者類似的美化戰爭罪行的企圖，這種信任立刻就會被毀掉，而重建這種信任則需要更長的時間。”
2012年，日本民族主義陣營要人，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否認發生過南京大屠殺，稱隻有“常規的作戰行動”。去年，他又表明自己的觀點沒有改變。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之舉也激怒了中國和韓國。靖國神社供奉了日本曆代為國戰死將士，其中包括被定罪的戰爭犯。
教育“缺失”
很難預見這種事態的發展能夠嘎然而止。
1941年，日軍慶祝“輝煌”戰績。
采訪旅程結束時，令我高興的是海寧回答了我在行程第二天問她的問題。她說，她認為我個人不必有負罪感。
但我們對兩國關係的未來比開始這次采訪前更不樂觀。
仍令我糾結的是一代又一代日本孩子對我們的祖輩在中國犯下的暴行一無所知。而中國的孩子不知道兩個國家在1970-80年代已經開始努力超越曆史，而這種努力在天安門事件後陷入停滯。
海寧認為，“如果兩國領導人繼續執行現在這種相互對立的政策”，她看不到和解的希望。
“但我們至少有機會在公眾或草根層麵通過更坦誠的對話來改進關係，”她說。
“戰爭不是一個選項，無論多困難……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
BBC 2014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