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蔚 微藝

最初葡萄牙人從中國買回的瓷器應該是普通的中國風格瓷器，這類瓷器現在也還常能在西方看到。但是很快的葡萄牙人就開始訂製他們喜歡的西方風味的瓷器，例如於基督教題材有關的瓷器，大家族的徽章瓷器以及少量寫有船員名字的瓷器。

但是當時因為葡萄牙人沒有穩定的據點來進行瓷器貿易，而且貿易業是非常的不固定，因此訂製的東西往往拿不到。所以這類瓷器往往都是為王室或上層貴族定製的。目前據知最早的一件訂製徽章瓷器是 1517 － 1521 年間，葡萄牙人為葡王曼奴埃爾一世訂做的一件青花瓷罐。而另外一件較早的青花水壺上的家族徽章則被認為是嘉靖時期到中國貿易的帕首投父子（ Peixoto ）的。

因為訂做特殊瓷器在這一時期不太現實，而且數量少，價格高，不利於大量出口，因此中國瓷器商人特別設計生產了符合西方人審美要求的克拉克瓷器，給中國瓷器賦予了符合西方的審美要求的形式，因此很快就大批量生產出口到歐洲。

萬曆時期的克拉克小碗，青花采用浙料，明亮淡雅，胎質細膩，釉水滋潤

從國外檔案記載和中國窯業遺址的研究，目前知道最早的克拉克大概是萬曆初期出現的，而在此以前出口的瓷器大概都是明代的內銷瓷器。最遲到崇禎時期，克拉克已經有多種樣式可供選擇。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1639年荷蘭商人在定購瓷器時就按造樣本指定了瓷器的模式和種類。 可見當時的中國瓷器商人已經製作了不同種類的模盤供西方商人選擇。

克拉克瓷器最早是由景德鎮生產的，其布局多半采用外圈由多個開光或錦地開光圖案組成邊飾圍繞中間主要圖案的形式，圖案主要是中國傳統的花鳥、人物，吉祥物等樣式，到後來也出現充滿異國情調的繁密紋飾，新穎的鬱金香紋樣和西方的神話，宗教，人物和社會生活圖案。

克拉克瓷器質地細膩，畫工精美，胎體輕薄，釉水明亮，發色雅致，頗受歐洲貴族厚愛，幾乎暢銷整個十六世紀後期和十七世紀。高檔的景德鎮克拉克瓷器， “ 以高嶺山優質高嶺土 ( 以土膏形態賦存的次生高嶺土或偉晶岩的風化物 ) 摻合瓷石製作。器壁薄膩，胎骨潔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蘭翠，優雅、明快、繪製蕭灑生動，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窯最佳瓷器媲美 。

崇禎時期的克拉克瓷盤，中國主題加荷蘭鬱金香文飾
摘自Maura Rinald 《 Kraak Porcelain 》

當時內銷的瓷器往往大都選用質量不太好的胎土，而克拉克瓷器則基本選用優質高嶺土生產，秉承了中國人把優質產品出口到國外的一貫原則。這主要可能是因為出口瓷器的價格和利潤高於內銷而且可以大批量生產的原因。

除景德鎮外，國內福建地區也在十六世紀後期開始大量仿製生產類似的瓷器，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的漳州所屬的一些窯口。此外在國外，日本也開始仿製景德鎮的克拉克瓷器。

福建漳州所屬窯口從十六世紀中葉以後開始仿製克拉克瓷器，生產的這類瓷器的主題尤多見鳳凰，麒麟，壽字，鬆鹿，漁藻，飛馬，鴨戲荷塘等圖案。而其開光中則往往愛畫牡丹，蓮紋，竹子，八寶等。汕頭器的畫工較景德鎮的克拉克瓷器要粗糙，不過因為其用筆粗壙豪邁，毫不拘束，不少圖案也顯得相當有力度。

得益於地理位置臨近當時的官方對外港口－月港，福建克拉克大量銷往日本和東南亞，也有一些銷往歐洲。到了十七世紀初期，外國海船等外國風味的圖案葉開始在汕頭器上出現， 但是傳統的主題一直占絕對主導地位。

明晚期漳州窯克拉克，摘自Christie's 《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

福建生產的這類瓷器較景德鎮的克拉克瓷器質地粗糙，發色灰暗，釉水渾濁，胎體厚重，采用頗釉的上釉方法，因此釉麵不平整，與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器區別比較明顯，因此國外把這類福建生產的仿克拉克瓷器稱為 ” 汕頭器 “ （因為他們開始誤以為這些瓷器是由汕頭生產的）。

福建生產的這類瓷器當時被稱為 “ 粗瓷 ” ，這類瓷器大部分是出口東南亞用來換取香料而不是出口西方，西方人一般更喜愛質量高的多的景德鎮克拉克瓷器。 1607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商人維克他。斯賓科爾記載到： “ 這個季節來這裏（爪哇）的中國人不會帶來任何值得運到荷蘭的瓷器 ” 。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材料也記載荷蘭的商船也將中國粗瓷運往加爾各答銷售獲利。這類粗瓷除了銷售東南亞外，在日本也格外暢銷。在某些時期，這類粗瓷也有不少被銷售到了歐洲, 但總的說來比重不大。

景德鎮的克拉克瓷器直到清早期景德鎮還有少量生產，而福建窯口到清中期也還偶爾有生產。

克拉克瓷器應該算是早期出口瓷器中最主要的一種樣式了，當然這種樣式隻是從總體上來說的，其細微的變化是多種多樣的。這類試樣是中國瓷器商人和工匠為西方商人設計的並大批量規模生產的，當然也有可能在設計過程中采用借鑒了西方的一些圖案設計。

康熙晚期的西方主題的可拉可瓷器
摘自Craig Clunas等《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到 17 世紀中葉，因為荷蘭占據台灣，有了穩定的貿易地點，因此訂製瓷器更為可行，訂購品也大為增加，訂購者除了國王和貴族，還有平民百姓和商人。 1639 年，荷蘭訂購的瓷器達 25000 件。與此同時，中國人為了迎合歐洲人的需要，在瓷器的造型和紋飾的製作上添加了西方的風格和情趣，如荷蘭的鬱金香圖案、西歐有特色的建築等。

縱觀整個十六，十七世紀，除了極少數的訂製瓷器外，克拉克瓷成為這兩個世紀出口瓷器幾乎唯一的樣式。而且大都是青花瓷器，也有少數是五彩的。除此以外，一些內銷的瓷器，特別是一些單色釉瓷器，比如福建德化窯口的白瓷在瓷器出口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這些瓷器主要是各類生活用品和小雕塑。特別是當時瓷塑的觀音，達摩，獅子等在西方也是廣受歡迎，被成為 ”Blanc de Chine” 。另外在這一時期，出口瓷器的器形有的於內銷瓷器也有區別，比如一些西方風格的軍持，藥罐，執壺、奶杯等。

繪有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徽章的瓷器，大概是1760年左右在廣州加彩的。
摘自Craig Clunas等《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西方的荷蘭商人向中國景德鎮訂購更符合西方人使用習慣的瓷器大概是從荷蘭人占據台灣後開始的。當時訂購的主要品種有啤酒杯，芥末瓶，鹽尊，尿壺，茶具和咖啡具。這類東西於克拉克瓷器不同，它們往往都不用開光的形式，在器身直接畫山水，人物，花鳥等中國風味的主題，用以和歐洲同樣形式的陶器和玻璃器皿相區別，突出中國特色主題。

從十七世紀晚康熙開海禁，特別是十八世紀各國到中國廣州開商館直接通商以來，由於直接貿易，因此西方商人對於瓷器生產的影響力明顯加大，大量訂貨的瓷器往往是根據商人的要求來生產，因此種類繁多，變化迅速，往往是這批瓷器和下批的式樣就完全不同。

這一時期的外銷瓷器和內銷瓷器的主要區別是內銷瓷器采用中國傳統構圖方法，往往在瓷器中心部位畫主題文飾，然後外麵則是大麵積留白。而外銷瓷器除中心主題外，往往在器物邊緣畫上一圈或多圈文飾。

這一時期訂製瓷器比以前要容易的多，相應的這一時期的訂製瓷器較前兩個世紀普遍增加。當然由於訂製的瓷器數量小，繪製難度大，因此價格昂貴，而且頭一年訂的瓷器要到第二年才能拿到，很不方便，因此仍然是比較少見的。也正因如此，當時還出現了訂燒瓷，這類瓷器是由景德鎮工匠景將各種比較流行的西方式樣的設計用彩料繪成 “ 樣盤 ” ，供外國人選擇參考。這種盤往往都是在廣州當地加彩二次燒製，交貨迅速，因此也深受西方商人歡迎。這種樣盤在歐洲的博物館中也有收藏。

康熙時期的青花徽章紋瓷盤

康熙時期的青花徽章紋瓷盤
摘自Craig Clunas等《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總的來說，十八世紀符合西方人口味的瓷器卻是越來越普遍了。此時的外銷瓷有相當一部分是按照訂貨合同根據國外市場的需要而特地生產的。

《景德鎮陶錄》說： “ 洋器，專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有粵東人，販去與鬼子互市，式樣奇巧，歲無定樣。不少東印度公司的訂單裏就附有瓷器的式樣，還有的歐洲商人將名畫家的畫印成畫冊，帶到中國，供彩繪工匠摹繪，並且提供國外的陶器樣本供景德鎮工匠仿製。

法國這一時期訂製的徽章瓷數量比較多，可能跟法國這個民族崇尚的個性化有關係。 1700 年法國商船第一次從中國回來，就帶回 181 箱瓷器，其中有一件繪製了法國王室的徽章（現存於法國國家博物館的康熙五彩瓷罐，罐身繪有雙鷹國徽），而另外一件則是法國太子結婚的場景。此後也一直有不少瓷器是訂製的徽章瓷。

康熙時期的五彩描金暗刻盤，描繪細致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也曾經訂燒過不少的瓷器。據西方學者研究， ” 哥登堡號 ” 所載的瓷器中，就有七種樣式的不少瓷器是訂燒的 [35] 。這些瓷器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都是釉上彩瓷。這些瓷器不可能是從景德鎮訂燒的，因為時間上來不及，而且它們也不是什麽特定意義的瓷器。從瓷器都是釉上彩這點判斷，這些瓷器應該是當時從中國瓷器商人已經製好的樣板中選樣在廣州加彩燒製，而瓷胎是事先從景德鎮運來的素胎。

這些瓷器的彩和通常的廣彩並不一致，個人認為廣彩是在大量瓷器在廣州加彩基礎上逐漸變化形成的一種有自己特色的彩種，並非凡廣州加的彩都是廣彩。到 18 世紀後期廣彩已經流行時，這類的訂燒瓷器很多仍是在廣州加彩，而且彩色仍然是粉彩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廣彩。

這一時期，有不少的瓷器采用了歐洲的主題，以吸引歐洲商人。比如荷蘭在爪哇的殖民據點，瑞典的首都哥登堡，英國的鄉村風景，歐洲生活場景等都是當然瓷器的常見主題。此外，一些當時的大事也往往出現在瓷器上，比如鹿特丹暴動，英國選舉，阿姆斯特丹股市崩盤等。另外聖經故事，歐洲名畫也都出現在瓷器上來。

雍正時期的粉彩荷塘初夏盤，粉彩鮮豔

由於這一時期的很多主題和瓷器的器形都是按造歐洲商人提供的圖樣來設計的。因此當時歐洲風格的餐具，雕像，茶具等都是出口瓷器中的常見品種。這類瓷器現在在歐洲也很常見，讓人很難相信它們是來自於中國的古老瓷器。

這一時期也是西方文化對出口瓷器影響最大的時期，很多新的符合歐洲人生活習慣的器物被西方商人帶到東方並由景德鎮的瓷器工匠進行仿製。 1989 年在越南頭頓（ Vung Tau ）發現的中國康熙時期沉船上，就裝載有相當不少的明顯西方風格的瓷器，例如帶蓋的高腳杯，高腳蒸盤，高腳酒杯，長筒蓋罐，帶蓋茶杯，帶蓋細高杯，軍持，各種形式的葫蘆瓶，各種奇怪形狀的帶蓋和不帶蓋的花瓶，各種帶把芥菜罐，帶把和蓋的大茶杯，帶蓋水壺，束腰小香料尊，小圓藥盒，帶蓋觀音瓶，各種奇形怪狀的花觚等等 [36] 。 這一時期的瓷器品種還有湯鍋，吐痰杯，塘罐，奶罐，燭台，果籃，漏盆，沙拉盆等。

外象一些傳統的中國器形也往往按造歐洲人的口味加以改造。比如康熙時期的花觚，就有各種適合西方人審美觀念的形狀，並且往往都是一組五隻生產的，包括花觚和有蓋的觀音瓶，歐洲人往往把這一組的瓶子房子客廳的壁爐上做裝飾。由於歐洲人喜歡大件的瓷器，應此當時也特別生產了不少大件的瓷器以供出口。比如法國的凡爾賽宮中，就陳列著高達 1 米的康熙五彩花觚。如此大件的瓷器，在當時內銷瓷中很少生產，應當是為適應歐洲人的審美情趣而專門燒造的。

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的中國伊萬裏描金盤

十八世紀的中西瓷器貿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西方的彩料進入中國並成功導致了琺琅彩，粉彩，墨彩，廣彩，青花加彩的瓷器的出現和流行。從十八世紀早期開始，彩瓷成為中國出口瓷器中最暢銷的品種，並且價格是青花瓷器的幾倍。不僅如此，彩瓷的出現，也使得西方的透視畫法得以開始和中國傳統畫法相結合。

早在十六，十七世紀，中國就出口了五彩瓷器，但是數量較少。到十七世紀早期，朝鮮工匠在日本生產出伊萬裏瓷器（ Imari ) ，這種瓷器的特征主要是在釉下青花上加畫礬紅描金，在二次低溫燒製。在清初戰亂海禁期間，西方商人轉向日本購買瓷器，由於歐洲人更喜歡這類顏色鮮豔的瓷器，因此伊萬裏在歐洲大受歡迎，很快流行起來。

到康熙開海禁後，中國商人發現色彩鮮豔的伊萬裏瓷器的流行妨礙了中國傳統青花瓷器對歐洲的大量出口，由於歐洲人喜愛色彩瑰麗的瓷器，歐洲市場上的彩瓷價格要比同類青花器高出 4 倍。因此景德鎮的工匠很快就研製出了仿製的伊萬裏瓷。由於中國伊萬裏瓷的成品率高，價格便宜，於是很快就奪回了被占領的市場。不過由於伊萬裏瓷器是分兩次燒成，工藝複雜，因此景德鎮又引進歐洲的琺琅彩，並加以改造，在康熙末期開始形成適合工匠彩繪的 “ 粉彩 ” ，同時還引進了西洋畫法。粉彩瓷器由於一次燒成，比伊萬裏瓷製作更為簡單，很快就開始取代了伊萬裏瓷器。到乾隆中期以前，中國基本上就停止生產伊萬裏瓷了。

乾隆時期的墨彩加金盤，傳統中國主題

這時候彩瓷的流行，還和當時的皇帝有很大關係。康熙皇帝就以接受新事務聞名，畫家，傳教士馬提毆 ˙ 芮帕（Matteo Rita) 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告訴他的上級康熙皇帝”非常喜歡歐洲琺琅彩飾和彩畫的新方法“

目前已知中國工匠最早畫的白粉彩是1714年，而玫瑰色則是在1720和1723年之間 。但是這時候的粉彩還不穩定，直到三十年代成熟。早期雍正時期的粉彩處於過渡期間，因此透明的五彩和不透明的粉彩往往混雜在一起。

十八世紀雖然粉彩瓷器發展極為迅速，但是由於歐洲商人紛紛搶購，景德鎮有限的工匠已經無法滿足大規模的彩瓷出口需要的加彩工序。為滿足外商的急迫需求，在乾隆時期，出口商們將許多景德鎮白瓷運到廣東後再加彩燒製後就近出口。這樣既避免了瓷器在成品運輸中因破損而造成的成本浪費，又加快了外銷瓷輸出的周期。這些彩瓷一般被稱為 “ 廣彩 ” ，其瓷器彩繪多數較景德鎮略顯粗糙，彩料也不及景德鎮的精細，但也有不少畫工彩色精細者與景德鎮高手難分高下，甚至超過景德鎮的彩瓷。另外還有一些商人幹脆把景德鎮的優質素胎瓷器運到歐洲，由歐洲畫家就地上彩，畫各種歐洲風格的主題，這些瓷器往往比中國瓷器跟鮮豔，也更符合歐洲人的口味，因此銷路也很好。

這一時期的彩瓷還有極少數的墨彩瓷器，大部分都是歐洲特色的文飾和主題，傳統中國風味的墨彩瓷器相當少見。另外鬥彩瓷器也少量運用到了出口瓷器上，但是因為鬥彩極為耗費工時，製作也遠比一般瓷器複雜，因此在外銷瓷器中格外罕見。

這個時期還有一種外壁為醬油釉，內畫青花或粉彩的瓷器也相當流行，這類瓷器以青花為多見，粉彩極少，到乾隆後期基本消失。不過到晚清光緒時期又重新出現過青花的醬釉瓷器，以漁藻紋為多見。

整個十八世紀可以說是中國出口瓷器的黃金時代，各種形狀，大小，文飾，主題，色彩的外銷瓷器層出不窮，應有盡有，中國的瓷器生產達到了頂峰。

十九世紀主要的瓷器進口國主要是美國。這個世紀中國的瓷器出口一直在走下坡路，瓷器的質量和數量都有明顯的下降，也沒有什麽太多的創新。除青花瓷器外，粉彩，特別是廣彩是主要的出口品種，其製作質量和文飾都不如清早期。

十八，十九世紀除了多種多樣的按照訂單製作的瓷器以外，也有幾種製作量比較大，形成自己風格的瓷器文飾式樣（ Pattern）。這些式樣在實際生產中雖然有變化，但是變化比較小，其主要的風格和原則保持不變，因此是比較穩定的式樣。

開光式樣：這個樣式是仿照克拉克瓷器而來，在清早期極為流行，而且這種式樣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乾隆中期後青花瓷器中比較不多見而在廣彩，粉彩種還常常見到。到清代後期的鹹豐，光緒時期，因為大量仿製康熙瓷器，因此開光式樣的瓷器又相當盛行了一陣。

這類瓷器的普遍特點是外圈的花邊是以開光的形式來表現的，開光可以是各種主題的繪畫，如人物，花鳥，魚蟲，八寶等等。中間的主題也是各種各樣的，幾乎包括了任何形式的外銷瓷器主題。這類瓷器往往製作精細，發色，畫工和胎質都很好。

清早期的克拉克瓷器，與明代的有明顯區別

南京式樣（ Nanking Pattern）：這個式樣的瓷器往往是以山水樓閣紋為主，也有的西方學者把有幼苗狀邊飾或蜂巢狀邊飾，中心圖案為風景圖案的都叫南京式樣（我認為這是晚期南京式樣的標準器物）。在此我隻討論山水樓閣紋的南京式樣。

南京式樣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這些都被認為是南京運來的。一般來說西方人特指的南京式樣往往是指比較晚的瓷器（乾隆中期以後），但是從近些年打撈的沉船瓷器來看，這類風格在康熙晚期和雍正早期就已經形成，並且在乾隆中期以前，晚期，嘉慶晚到道光時期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而且這一式樣的形式和主題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並不局限在西方學者傳統的認識上。

山水樓閣紋瓷器是以山水，城牆，樓閣，寶塔等風景圖案為主構成畫麵。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的山水樓閣紋大都以地平線的平行線（橫線）為分割點把山水分為近景和遠景，中間以流水相隔。往往對近景和遠景同樣強調。並且遠景多城牆，寶塔。其畫意深遠，以簡單筆畫勾畫，往往不追求精細而達到神似，韻味無窮。這一時期的山水樓閣紋瓷器的邊飾往往很簡單，往往以幾何文飾的窄邊，以突出中心的主題。清早期山水樓閣紋的瓷器，在雍正時期的越南金毆船貨有大量裝載。 早期的南京式樣往往有大麵積留白，比較符合中國傳統的審美觀。

越南金毆沉船（雍正時期沉）出水的早期南京樣式。

到乾隆中期以前，山水樓閣紋的設計由以橫線為分割的布局為主轉向以豎線和之字形分割為主。遠景往往放在瓷器左上邊（當然也有右邊的），而近景在右邊。這一時期的瓷器主要強調近景，遠景所占比重較前一時期為小，而且城牆紋基本不可見，有的有寶塔或小閣樓，有的則是單純的山石樹木。而近景則多見樓閣，且近景比重明顯超過遠景。

此外，除了前一階段的簡單窄邊外，這一時期不少瓷器的邊飾變款，出現了以花草，風景做為山水閣樓紋瓷器的圍邊，並且往往有兩層圍邊，內側包圍主題畫片的窄邊往往以柵欄頭文飾為常見。

這一時期的南京式樣絕大部分的構圖比較簡潔，留白比較合理，顯得疏密有致，並且畫風比較粗壙奔放，重神而不重形，比較有味道。

南京船貨中的中期南京樣式瓷盤

關於這一時期的瓷器，可以參考 1752 年的荷蘭沉船 “ 蓋爾德麻爾森 ” 所載的瓷器（南京船貨)。上邊是一個南京船貨中的中期南京樣式瓷盤。它中間的窄邊是柵欄頭文飾，這也是乾隆中期到後期的常見文飾。

當然，這些變化並不是絕對的，隻是從總體上來說是如此。

到乾隆晚期，山水樓閣紋一轉早中期的簡潔而變得非常複雜，往往是以三點或環形構圖，畫麵布滿整個瓷器，留白很少。而且筆畫也變得非常精細複雜，窄邊多見幼牙頭文飾。此外還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再不少南京樣式的瓷器上，小橋出現在畫麵裏並且占據醒目位置。早期的山水樓閣紋有的也有小橋，而中期的則很少見到有小橋在畫麵上。

到乾隆末期和嘉慶早期，由南京式樣的山水樓閣紋轉化而來的另一式樣－柳樹式樣大量開始出現並很快暫居了統治地位。這兩種樣式即使實在西方，很多學者也不是很清楚而常常搞錯，因此很多學者幹脆就渾二為一，把它們都當成南京樣式或柳樹樣式。

乾隆後期南京式樣向柳樹式樣的轉化，這個盤兼有雙方特征。

不過因為這兩種式樣非常接近，很容易混淆。在乾隆晚期到嘉慶時期的出口瓷器中，常常可以看到南京式樣和柳樹式樣的特載在同一件東西上存在。這也從另一個側麵說明這兩種類型的近親關係。

乾隆末到嘉慶時期的南京式樣其樓閣已經由畫麵的則麵向中間轉移，往往在中心略偏的位置，而且文飾也由乾隆晚期的精細開始簡化，但是布局仍然是非常複雜，畫麵留白更少。並且其邊飾常見外寬錦地內幼芽串珠紋（或許稱幼芽夾珠紋更為妥當，幼芽紋也有人稱矛頭紋）。這一時期的南京式樣往往是西方學者認為的典型南京式樣。

下圖是一個西方學者認為的典型南京式樣瓷盤，乾隆末期到嘉慶流行，外圈幼芽串珠紋（兩個幼芽之間夾一或多個珠子）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文飾。摘自Christie's 《 The Diana Cargo 》 1995 。不同的邊飾往往是這一時期給南京，柳樹式樣斷代的重要依據。應為篇幅，本文不在此詳述。

西方學者認為的典型南京式樣

南京式樣到道光時期開始又有所變化，這一時期為南京式樣的末期，常見的南京式樣已經把樓閣放在了中心位置並且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整個布局顯得淩亂而且沒有章法，另外繪畫風格也完全的改變，既不象早中期的那麽豪邁灑脫，也不象後期的精描細畫，顯得線條簡單，呆板僵硬，不過瓷質和製作還算精細。從道光後期的這個式樣基本上沒有再變過，而且數量也很少，隻是越來越粗糙不堪。

下圖是一個道光時期的南京樣式小碟子，其樓閣已經占據了整個畫麵的正中央，整個布局雜亂擁擠。外圈的串珠紋是這一時期常見的文飾之一。

道光時期的南京樣式小碟子

一般國外學者隻把晚期南京樣式作為南京樣式，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個形式是從早期的樣式演變而來的。並且可以明顯的看到演變的過程。南京樣式的格式並非是固定的，因此在現存的外銷瓷器中我們可以看到多種多樣總體上非常類似而細節又不完全相同的南京式樣畫麵，大概是工匠自由發揮的結果吧。

柳樹式樣（ Willow Pattern）：這個樣式在西方學者看來是英國最老的瓷業公司Spode在1770年左右設計的然後被中國工匠拷貝製作。由於無法考證當時最早的柳樹式樣是什麽時候在中國生產的，所以這個樣式是英國設計的還是中國工匠根據南京樣式設計的恐怕是很難考證。不過從這兩種樣式的接近稱度來看，我認為不管是誰設計了這個樣式，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這個南京樣式。這一點從不少出口瓷器兼顧有兩者的特征就可以看出來。到後來，柳樹式樣有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這個故事說的是在很久以前，有一個中國的地主陶林住在河右邊蘋果樹下的閣樓裏，閣樓的前麵種著柳樹，院子用很細的籬笆圍繞著。他有一個已經許配給一個年老富有商人的美麗的女人叫寬澀，但是她卻愛上了他父親的長工常。他們有一天逃到了一個小島上的茅屋裏居住，但是很快就被寬澀的父親抓住了，就在他父親要把他們都殺掉時，他們的愛感動了上蒼，老天把他們變成了一對水鳥，從此他們可以自由飛翔。

乾隆末期嘉慶早期的柳樹式樣，也是采用幼芽串珠紋，
是當時高質量的出口瓷器，製作相當工整。

就象這個故事所說的，這個式樣的瓷器主題包括了閣樓，柳樹，一對飛鳥和海。一般說來主題是在河的右邊，左邊是小島。我個人認為這類瓷器是明顯從南京式樣變化而來的，而這種式樣最早出現是乾隆晚期。流行於嘉慶時期，道光時期已基本不可見。

乾隆晚期和嘉慶時期的柳樹式樣文飾變化不大，很難分辨，隻是乾隆時期的要稍微精細一些而已（一艘嘉慶二十一年（ 1816 年）的沉船黛安娜號（ Diana) 上所轉載的大量嘉慶時期南京和柳樹式樣的瓷器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樣本) 。

到清中期，柳樹式樣開始取代南京式樣成為當時的大宗出口瓷器。到道光時，另外一個式樣廣東式樣完全取代柳樹式樣，柳樹式樣基本上就消失了。

廣東式樣（ Canton Pattern)：這種式樣很可能是從柳樹式樣加以變化而來的，可以說是柳樹式樣的簡化版本。其主要特征是左邊的景物占有比較大的比重，同時有小橋從左邊景物平直伸向右方。右邊有亭台樓閣和柳樹，但是不同的是沒有了蘋果樹，而且樓閣直接臨水。

這種式樣幾乎是從柳樹式樣一出現就跟著出現，到嘉慶後期已經和柳樹式樣同樣流行了，而到了道光時期，這種式樣已經在出口青花瓷器市場上占主導地位，一直到清末仍在生產。

嘉慶時期的廣東式樣，其邊飾是由塗抹的寬邊和曲線狀的線條（西方稱雲紋）組成。
摘自Christie's 《 The Diana Cargo 》 1995

這種式樣的瓷器普遍比較粗糙，文飾也是粗陋不堪，也許是為了要追求便宜的價格而犧牲了質量，因為當時美國市場已經有歐洲的瓷器出售，質量也很好，並且文飾更符合西方人的口味，中國的瓷器從這一時期開始恐怕隻能以廉價來打開銷路了。道光以後這類式樣的瓷器質量是一天不如一天，到清末已經完全和普通粗瓷沒有什麽不同了。

另外還有一個出口樣式是專門為西方市場設計的，叫” Fitzhugh”樣式（Fitzhugh Pattern）。 這個樣式在國內基本看不到。這種瓷器的名稱來源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指導 Thomas Fitzhugh。他在 1787 年到 1800 年之間在廣州的英國商館呆了很長時期，這種式樣的瓷器就被認為是他開始大量定購生產的。因此這種瓷器的最初出口應當是在 1787 年左右的乾隆末期。不過證據顯示美國總統華盛頓在 1786 年就收到了中間畫有美國鷹圖案的這一式樣瓷器 。由此可見這種樣式在此以前就已經有少量生產，隻是Thomas Fitzhugh開始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大量定購才使這個式樣從此流行的。

這個樣式的瓷器在嘉慶時是最為流行的外銷瓷器之一，到道光時期仍有小規模的生產，不過質量比嘉慶時期的差不少。

一個少見的嘉慶時期青花加彩水瓶（用來盛水洗臉用的，平時常常放在洗臉盆內）。
邊飾也飾寬錦地和幼芽串珠紋。
類似的水瓶和洗臉盆見Herbert，Peter等《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 65－66頁。

這個樣式的主要特征是四簇牡丹畫圍繞著一個圓形的大獎章圖案。四簇牡丹畫的是誇張的雙犄牡丹，並且每一簇牡丹都是和琴，棋，書，畫的一種相連，代表了文人的四藝。中間的圓形圖案內圈是一般是四隻瓜果組成的圖案（比如波蘿），也有的是歐洲風格的動物，外圈一般是塗抹後留白四個歐洲族徽上常見的動物，如變形的狗等。偶爾這個中間的圓形圖案就是一個徽章什麽的。

這種瓷器以青花，綠色釉，橘紅色釉，咖啡色釉的為多，此外還有黑色釉，黃色釉和加粉彩的，後麵三種比較罕見。這種式樣的瓷器普遍被認為是當時出口瓷器中最好的一種。但是我個人認為柳樹模式的瓷器從製作上來說最為精細，而南京樣式從畫工上來說最好。特別是早期的一些南京式樣瓷器，有的胎質，釉水，發色，畫工，製作無一不精，質量完全可以和好的官窯媲美。

關於這幾種出口瓷器的斷代，尤其是後期和晚期南京式樣，柳樹式樣，廣東式樣和Fitzhugh式樣都是從乾隆晚期開始向下延伸，而且因為是比較標準的樣式，變化也不是很大，因此確認年代顯得比較困難，除了從畫工，發色和質量上來區別外，別飾的不同往往是斷代很重要的依據，限於篇幅，本文不在此做詳細的討論。

在十九世紀比較流行的樣式還有貴族生活樣式，大獎章式樣等。

貴族生活式樣（ Madarin Pattern）：這以式樣最早出現在乾隆後期，也就是所謂的廣彩形成以後開始形成的，到嘉慶和道光是達到頂峰，一直持續到清代後期為大獎章所替代。這個樣式的特點是主題為清代貴族的生活場景，表現的往往是庭院生活的場麵。

道光時期的貴族生活式樣盤，色彩華麗。

大獎章式樣（ Rose Medallion）：這種式樣普通認為是從嘉慶時候開始的，一直到清末（其實一直到現在都還有生產）。它的主要特點是瓷器由四個開光包圍中間的大獎章。大獎章內的圖案往往是花鳥而開光中的圖案可以是花鳥或人物。

同治-光緒時期的大獎章式樣廣彩盤

這兩種樣式中，貴族生活樣式數量比較少，其質量也相當高。而大獎章式樣的瓷器質量有好有壞，但是普遍質量不好。一般來這兩種瓷器的斷代比較困難，主要從彩的不同，邊飾的不同和瓷器的質量來加以區分。一般說來凡綠色占主要地位的這類瓷器是比較早期的。

此外這一時期還有白菜式樣，綠龍式樣，百蝶式樣等。到清代後期，出口瓷器處幾個大宗的產品外，其它都是直接從市場上購貨，加上這一時期很多外銷瓷器的樣式也溶入了內銷瓷器，因此內外銷的分別較早期更為模糊。

總的說來，明清出口瓷器的種類和樣式實在是數不勝數，很難用一兩篇文章甚至是一兩本書來說完。這裏所說的樣式隻是比較固定的幾類大宗出口產品，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從乾隆晚期到清中期的。清早期的外銷瓷器種類樣式分散，不太好歸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