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中共中央號召各界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給黨提意見，開展鳴放運動。要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這個大學剛畢業的年青教師，曆來爭取進步，響應黨的號召，這次也決不落後，立即開始準備給共產黨提意見。
大概是5月初，我所在的東北林學院（後改為東北林業大學）聞風而動。大會小會動員群眾鳴放，助黨整風。我們係的係主任（黨員）召集下麵的頭頭開會。當時我是係團支部書記，參加了這個會。會上要求開展鳴放運動，要動員大家給共產黨提意見，暢所欲言，要我們聽到不正確的意見也不能反駁。而且要我們這些頭頭帶頭鳴放。
會後，我就開始準備召開青年團員的鳴放會，並考慮我發言提什麽意見。不久前發生的一件事讓我很不痛快。我當時是專家工作室（為蘇聯專家服務的翻譯室）的頭。來了一位林業經濟專家，校領導指派我們室的一名黨員給他擔任口譯。他的俄文水平是我們中最低的。翻譯的效果可想而知。聽專家講課的人不斷反映他翻譯太差。由於我不是黨員，這事又不是我決定的。我根本不想管這事。後來有一天林業經濟專家特意跟我說，他覺得翻譯有問題，要我一定去聽一次他的課。我早就料到會是什麽樣，但又不能拒絕不去。隻好硬著頭皮去聽課。我們那位翻譯把專家講的課翻譯的亂七八糟，他聽不懂的就胡編亂造。我坐在教室裏如坐針氈，頭也不敢抬。後來專家向學生提了個問題，他翻譯過後，竟無一人答對（答非所問，因為他譯錯了）。最後專家問我，我回答了。專家知道又是翻譯出的錯。氣的一擺手，下課而去。課後他要求我必須如實負責任地向校領導匯報。我萬般無奈，隻好報告給校領導。結果把那位不稱職的翻譯更換了。這樣，我就徹底得罪了這位翻譯，這也成了我的一大罪狀。在後來的一次生活檢討會上，我們室的另一位黨員（他是黨總支委員）對我發難，嚴曆批評我無組織無記律。大概是怪我事先沒向他報告吧。這件事令我感到很委屈，我覺得我並沒做錯。在鳴放會上我把這件事講了出來，批評那位黨員有宗派主義。
在鳴放會上，鳴放的氣氛很高漲。很多人都講了自己的一些遭遇。對一些共產黨員提出了許多意見。我們係的鳴放會，較突出的是一位實驗員的發言。她哭述了被懷疑偷東西而遭到的粗暴不公的待遇。她的發言得到了與會全體的同情。甚至參加會議的校黨委副書記，也發言建議寫成文字投到人民日報，說這會有助於全國黨的整風（後來這位副書記也受到批評，被調離林學院）。
會後幾個年青教師商量寫稿，決定由文筆不錯的賈裕觀執筆。大家七嘴八舌，湊成了一篇大字報。題目叫"一個女孩子的遭遇“。這篇大字報貼出後，在全校引起轟動。成了輿論的焦點。
沒想到，過不多久，風雲突變。黨中央號召反擊右派進攻。說前一段的鳴放是右派發動的向黨進攻。很多人都想不通。明明是你讓人家鳴放，還動員人家給黨提意見，怎麽就變成向黨進攻了呢？但這隻是人們心裏的想法。誰也不敢明說出來。
我們學校很快就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反右運動。真是風聲鶴淚，草木皆兵。對前一段出現的言論開始批判。首當其衝的就是我們係的大字報”一個女孩子的遭遇“。擔任執筆的賈裕觀成了被集中批判的靶子。我們這些幫著出主意的也難逃厄運。我當時有病休養，以為可以逃過一劫。沒想到也被領導專門派人叫來參加反右運動。為了不至於被打成右派，我隻好拚命批判別人，開脫自己，爭取立功贖罪。最後，倒黴的是在大字報上署名的賈裕觀和幾個說話多的人。我們一個隻有30幾人的森林工業係，就”揪出“4名右派。後來聽說，我本來在黨委會內已經定的右派名單上，隻是由於兼任我校校長的劉成棟（時任林業部副部長）替我說了句話，我才幸免於難，隻被劃成”中右分子“。為此，我一輩子都感激劉成棟（1956年8月他率森林工業代表團赴蘇考察，我是隨團翻譯）。
當時東北林學院共有學生不到500人。竟打出100多右派學生。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個叫金玉海的學生。他隻是因為說蘇聯占領的烏蘇裏江以東的大片領土原是中國的，就被打成極右分子，送去坐牢。好多學生就因為批評了班上的黨員，就被打成右派。
被打成右派的這些人，從此掉進苦海。到處都被當做階級敵人看待。有的被送去勞動教養，有的判刑，有的發配到農村去當農民，過著最悲慘的生活。最輕的被送到林區勞動改造。我這個沒戴上右派帽子的中右分子，也被送到小興安嶺的林區，在一個周圍是大森林的林場，勞動改造了4年。
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因言獲罪，沒人敢講真話的時代。不少知識分子變成了犬儒，隻能歌功頌德，溜蕦拍馬。
反右運動已經過去61年。至今中共不承認錯誤，隻說是擴大化。而且是禁止人們談論的議題。
後記：
本文寫於2010年。當時試投百度網，遭拒。後投《炎黃春秋》網，被登在2011年1月刊外稿上。最近到網上查找，隻剩下目錄（有標題和作者），內容全被新的《炎黃春秋》給刪掉。現根據記憶補寫出。由於親身經曆反右的人已所剩無幾，寫出來讓後人看看中共是如何殘酷鎮壓迫害知識分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