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八十年代申請出國的難忘經曆

我在文化大革命後第一次出國是在1980年。1980年是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到4年。我說的經曆也不是國外見聞，而是出國前的複雜申請經曆。

現在的中國人想出國，那很容易。隻要有錢，全世界任你跑。80年代則大不一樣。我就講一下我出國的經曆，讓今天的年輕人聽一聽“天方夜譚”。

80年代出國的人員，基本上都是紅二代。特別是80年代初期，幾乎沒有點背景的就別指望出國。我自從1957年被定為中右分子打入另冊後，先後被送到小興安嶺林區和黑龍江農村勞動改造，一直到1973年才回到任職的大學。在那個年代，大學黨委的黨員們見了我，從來都是用斜眼看我，滿臉階級鬥爭。在他們眼裏，我就是一個被改造的對象。因此，對我來說，出國比登天還難，我從來想都沒想過。

大概在1979年冬天，大學領導楊院長突然找我。院長要找我這個小人物，讓我這個另類感到很意外。當我見到院長後，院長一改平時嚴肅的麵孔，熱情洋溢地跟我說話。原來是我校的領導部門國家林業部決定舉辦遙感技術培訓班，邀請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專家來講學，地點定在我校。我校當時沒有合適的英語人才擔當翻譯。院長動員我擔任翻譯。我從來沒學過英文，更沒學過遙感，隻學過俄文，當過俄文翻譯。這不是趕鴨子上架麽？楊院長說這是院黨委的決定。我這個當了幾十年奴才又被打入另冊的小人物，最終隻好硬著頭皮答應，開始學英文。我當時已經49歲，學習的難度可想而知。到1980年4-5月間，遙感班開學。我竟然濫芋充數，用我這半吊子英語，連蒙帶猜，也勉勉強強當了一把翻譯。

參加這個遙感培訓班，除了學了點英文外，另一個收獲是同聯合國糧農組織建立了聯係。從那以後，該組織經常給我寄一些技術資料，使我對國外的林業技術有了一些了解。後來，該組織通知我，1980年10月在印度將召開一個國際林業技術研討會，邀請我參加，一切費用由糧農組織提供。這就激起了我的出國夢。

在那個年代，紅二代出國很容易，隻要老子一個電話，或一個紙條，秘書就會很快把各個關節擺平，辦好一切手續，你就隻須等著拿護照上飛機。但是，普通的中國人要想出國，必須要過很多關，而且每一關都是相當難過的。

首先，出國必須有一本中國政府發的護照。而要拿到這本護照，普通人是辦不到的。護照由公安局辦理。沒有“正當理由”，普通人是拿不到護照的。即使你有錢，也別想出國。何況我每月工資隻有不到100元呢？何況我還被打入另冊？想通過公安局走因私出國這條路，門都沒有。

因公出國，對我來說談何容易。我在學校內屬於剛從另類走出的不受人待見的。當時全校還沒有幾個人出過國。但是出國的誘惑實在太大。我決定試一試運氣。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申請過程。

第一關是我所在的單位。當時我歸科研處管。我寫好申請書，先交科研處處長。他一看不用他出錢，就批了同意。第二關是學校。由於我剛剛給他們賣力當了一把翻譯，雖然批準我出國有一點風險（會被人說階級路線不清），他遲遲疑疑還是批了。同意上報林業部。這樣，我的申請書就到了院長辦公室，由他們擬出文件，蓋上學校的印章，上報到北京林業部。我這麽折騰了一個多月，到處求爺告奶，總算過了學校這一關，文件發出。

林業部主管出國事項的是外事司。我有個同學在外事司當處長。我急忙給他寫信求助。幸虧當時主管外事的副部長心情不錯，竟然開恩批準。過不多久，林業部的批文下發到我校。學校通知我準備出國，首先到林業部報到。

到北京後，林業部讓我先去製裝，也就是做一套專供出國穿的衣服。不能穿平常的衣服，以免給偉大的中國丟臉。接著對我們（一起出國的人）進行出國教育。內容有很多，如不許單獨一個人出國，不能一個人住單人房間，外出必須二人以上，不許和外國人單獨談話，不許泄露國家機密（我能知道多少國家機密？），等等。臨上飛機前，給我們每人發了10美元，以備意外時用。機票是糧農組織寄過來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美元，也不知10美元是多大一筆錢。拿到後，立即藏好，唯恐丟失。

跟我一起去印度的，還有一位廣東林業研究所所長。我倆到達酒店，人家為我們準備了兩個房間。我們提出隻要一個房間。酒店人員很驚訝，為什麽我們兩個大男人要住一個房間？是不是同性戀人？他們不知道我們國家規定有外事紀律，不許一個人住單人房間。

在開會期間，除提供食宿外，糧農組織還為每個參加會的人員發少許零用錢，供個人消費。我們是第一次出國，發給我們的零用錢一分都不敢花。到返回北京時，除原來林業部發給我們的10美元外，我們還把糧農組織發給我們的零用錢也上交到林業部。我們出了一次國，林業部不僅沒花錢，還賺了一些。

這是我的第一次出國。盡管經曆了多少道關口，我總算奮鬥出去了。我是很走運的。我第二次出國就沒有這麽“順利”了。

第二次出國是在1982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官員通過印度會議認識了我。知道中國林業界有一個名叫李光大的人。他推薦我參加在挪威召開的學術研討會。挪威方麵的會議主持人給我來信，邀請我參加。並答應提供往返機票和食宿。

有了第一次的出國經曆，我當然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於是，我又開始了漫長的申請過程。第一關是科研處。處長是我的老師，很容易通過。報到院裏，就碰到麻煩了。還是那位楊院長，他一看申請書，"怎麽又是他？他不是剛剛出國回來麽？輪班也該輪到別人了。“他不批準。我的老師科研處長也沒辦法。過了些天，架不住我死纏硬泡，他又去找到楊院長，他說，院長你講的有道理，可是挪威邀請的是李光大，不是別人，沒法輪換。最後，院長總算開恩批了。我勉強過了學校這一關。

下一關是北京的林業部。林學院的行文報到部裏後，就等著主管副部長批。我在外事司的同學私下告訴我，當時主管外事的副部長是位土八路出身。他有一句名言：外國人憑啥出錢邀請你？肯

定你是裏通外國。外國人出錢的我偏不批準。結果真是如此。林業部外事司讓我給挪威方麵寫信，就說工作太忙A不能參加會議，婉言謝絕。我一看這次出國算完全泡湯了。就開始給挪威寫信謝絕。我的信剛投進郵筒，北京傳來消息，說那位土八路副部長調離，主管外事的換了一位副部長。這位是我的校友，人比較開明。我立即跑到郵局，把那封準備發往挪威的信追回。同時又向林業部申請重批。外事司把事情報到該副部長，副部長表示：既不要我們拿錢，出去又能學到一些新東西，有何不可？他大筆一揮，批了。這樣，我又在1982年隻身前往挪威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且受邀又去了德國和奧地利。

從那以後，隨著我在國際上有了一點名氣，再加上國門逐漸地開放，不斷地有人邀請我參加各種會議。旅費全是由外方出。我在林業部也掛了號，他們再也不設卡阻攔，而是大開綠燈。從1980年到1990年，我總共出訪了13個國家。幾乎每年都出國，有時一年跑兩次。我成了我們學校出國次數最多的人，引起了好多人的羨慕和嫉妒。有的教師跟我開玩笑，說我出國比他們進城都容易，成了“出國油子”。這就是我80年代申請出國的複雜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