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省文化局機關的變化 回到省文化局機關，隻見樓道裏也掛滿了大字報，上麵都是揭發局機關領導人的內容。 去年來這裏報道，大樓裏靜悄悄一片肅靜，人們走路都放慢腳步，說話輕言細語，樓裏樓外都讓人感到省級機關有一種無形的威嚴和神聖。當時我還想過，一個農家子弟能到這裏上班工作，可能都有一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感覺，而現在的省文化局機關空空蕩蕩，各辦公室已經無人上班，整個機關完全陷入癱瘓狀態，而往日的莊嚴和神聖也蕩然無存。 進入大樓以後，隻見一紙通知貼在收發室旁的牆上，上麵寫的是某年某月某日上午九點，全體局機關革命群眾在小會議室集中開會，由陳忠恒同誌介紹局機關開展運動情況，望互相轉告等。當時所謂“革命群眾”是指局機關裏凡是在運動中沒有被列為審查對象的，不管是處長還是一般幹部或者局機關的勤雜人員，統稱為革命群眾。 集中開會那天，局機關革命群眾都按時到一樓小會議室。小會議室中間是一個大長桌，長桌四周有將近20把椅子，另外，小會議室四周沿牆也擺放著椅子，那天整個小會議室的椅子上幾乎都坐滿了人，參加會議的男男女女，大概有30多人。 會議開始，由一位身穿舊軍裝的中年幹部主持，此人叫陳忠恒。陳忠恒原是省文化局的原政治部主任，在省委工作組進駐局機關以後，他被工作組吸收參加領導班子，領導局機關的運動。省委工作組撤走以後，上級有關部門委托他暫時負責主持局機關的工作。 陳忠恒中等身材，大約有四五十歲，看樣子像個工農出身的部隊幹部，略顯黑瘦的臉上表情嚴肅認真。陳忠恒用有些含混的江浙口音告訴我們，說前一階段在進駐省文化局的省委工作組的領導下，按中央指示精神，通過發動群眾，省文化局機關有三個局領導和四個中層幹部，一個階級異己分子列為這次運動的審查對象。這三個局領導是：原省文化局局長兼局黨組書記周曉山，副局長田兵和杜方，他們三個是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要整的對象。其次，根據群眾揭發，列為審查對象的中層幹部有藝術處長許星和副處長毛奇峰，群眾文化處處長彭鵬和副處長熊星（女）。這幾個中層幹部的問題是什麽？陳忠恒沒有講，據局機關裏牆上掛的大字報揭發，社文處副處長熊星是省教育廳廳長的妻子，大字報中揭發她在搞四清時，農民吃不飽肚子，她卻買雞蛋用來洗頭發，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太太。社文處處長彭鵬的問題，大字報說他有“三反言論”。所謂“三反”，是指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至於大字報揭發他的具體“三反言論”，已經沒有印象。在審查對象裏，還有省文化局創作室的幹部俞百巍，他的問題是寫了黔劇《奢香夫人》劇本，大字報上說，該劇本是為少數民族大奴隸主奢香歌功頌德和樹碑立傳，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大毒草。 以上這些審查對象給他們戴的帽子是“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牛鬼蛇神”，打入另冊，關進局機關大樓後麵的木工房，有專人監管，責成他們寫檢查交代，並失去了人身自由。 陳忠恒除了介紹局機關半年多的運動情況以外，對下一步的安排是：大家先看機關裏和社會上的大字報，自己找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閱讀學習，熟悉情況，了解中央精神，局機關如何開展運動，再另行安排。 省文化局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機關。會後，通過與一些局機關老同誌交談，我漸漸弄清楚了省文化局的一些具體情況。省文化局的職責是在業務上指導全省各州各縣的文化單位開展文化藝術工作；負責領導貴陽市的6個劇團和一個藝術專科學校，另外還包括一個幻燈製片廠。局機關的組成部門是：局機關辦公室、政治部、人事處、藝術處、計財處、群文處、創作室、資料室、打字室，收發室及通訊員，以及車隊司機和維修人員，還有一個炊事員，總共約三四十人。整個辦公大樓一共三層，第一層的十幾間辦公室，屬於省文化局機關。二樓是省共青團領導班子占用，三樓是省婦聯占用。在三樓還有一個稍大一些的禮堂，供三個省級機關共同使用。 局機關的老同誌還告訴我，省委工作組進駐省文化局以後，根據省委組織部提供的檔案資料和大字報揭發，除陳忠恒屬於沒有問題的幹部以外，還確定辦公室主任高守慶，計財處長魏淑文，人事處長張淑芳這三個中層幹部也屬於沒問題的處級幹部，可以和革命群眾一起參加運動。 另外，在集中開會時，我發現會議室的年輕人相當多。原來從60年代以來，毛主席對中國文藝界有兩個批示，認為文化藝術界脫離了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文化部成了“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國死人部”，還說文藝界一些人已經跌到修正主義邊緣等。毛主席的批示自然如聖旨下達，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特別是文化部門的領導，都感到十分緊張，紛紛開會傳達，積極采取措施。為了讓毛主席滿意，貴州省文化局在省委批準下，決定向內蒙古學習，也準備組建一個烏蘭牧騎工作隊，長期堅持上山下鄉為基層工農兵演出。 於是，在1965年高校畢業生分配時，省文化局派人到北京要到一批大學畢業生，其中主要是在全國範圍內的一些藝術院校畢業的文藝專業的人才，如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劉誌民（聲樂），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高星貞（古箏專業），哈爾濱音樂學院來的宋兆良（二胡專業）和唐永利（揚琴專業），四川音樂學院畢業的陳彥（小提琴專業）和陳正昭（女，聲樂專業，她和陳彥是未婚夫妻關係）；還有貴大藝術係畢業的夏貴新（手風琴專業），楊宗福（黑管專業）,鍾豔紅（女，琵琶專業），再有就是中戲戲文係畢業的吳桐琪和潘文鳴（文字創作），以上11人是準備組建的烏蘭牧騎工作隊成員，歸屬群文處。 此外，還有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畢業來的陸世強和倪紹鍾（他們是未婚夫妻關係），兩個人分配到藝術處。貴陽師範學院政教係畢業的申濟友，他出身好，在學校表現好，分配到局機關政治部，作為接班人培養。他和陳忠恒後來成為省文化局機關造反派的兩個主要負責人。陳忠恒雖然是部隊下來的幹部，但在以後領導局機關的運動過程中，他給我的印象是成熟穩健，為人正派，能夠實事求是，沒有人們印象中的某些部隊幹部那種簡單粗暴和左得要命那種特點。此外，後來聽戰鬥隊裏的張素萱講，陳忠恒在一次會上說，誰願意當奴隸？看來他內心深處還有些民主意識。 那次集中開會以後，局機關臨時負責人再也沒有安排什麽活動，實際上，我們都處於無所事事的放假狀態。 但到了七八月份，局機關根據文化大革命形勢的發展，采取一次統一“革命行動”，就是要求大家把自己手中保存的“封資修文藝作品”上交局機關，由局機關統一運到造紙廠銷毀。 什麽是“封資修文藝作品”？就是宣揚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思想的文藝作品。過來人都知道，當時除了毛選和魯迅的作品，還有被當局承認的作家浩然的作品，以及《紅岩》、《歐陽海》等紅書以外，所有古今中外的名著幾乎都被貼身“封資修文藝作品”的標簽，都要像當年秦始皇那樣一把火燒掉。 我剛剛走向社會，在這種政治運動麵前提心吊膽，唯恐犯錯誤。所以，隻好把自己從北京帶來的《別林斯基選集》、《杜波羅留波夫選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等文藝理論著作，還有載有外國文學作品的《人民文學》等等，都老老實實拿出來送到局機關。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波羅留波夫當時簡稱“別車杜”，他們的文藝評論文章和著作，是我在大學期間最喜歡讀的論著，因為這三位文藝批評家被稱為當時俄國知識文化界的精神領袖，他們通過文藝批評對沙皇俄國的專製主義進行的了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在大學讀書期間，我是節衣縮食，在舊書店陸陸續續搜尋到這些打折書，一直當成寶貝，現在要當成有害作品交出去加以銷毀，實在心痛！ 但在林彪委托江青炮製的那份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裏，已經明確把“別車杜”列為修正主義理論家，並要求肅清他們的影響和流毒。所以，我反複考慮，想到既然是一場革命，就必須態度堅決。以後想起來，覺得這無非是在革文化的命！ 交了書以後，我到省歌舞團找到周毅，他是中戲65年導演係畢業後和我一樣分配到貴州，然後又由貴州省人事局分到省歌舞團。我一直覺得，導演係的學生一般思想都比較成熟，我想聽聽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我們見麵以後，我就把自己思想中的一些困惑講出來，包括這次上交所謂“封資修書籍”的活思想。 周毅聽了，說他讀了中央發表的一些報刊社論，也看了一些紅衛兵的油印材料，他認為這次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通過文化大革命，要徹底砸爛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把全國建成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所以，這次運動和以往任何一次運動不同。我們應該像林副統帥講的那樣，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聽了周毅一番高論，我又覺得自己的確有些遲鈍，覺悟不高。後來周毅成了省歌舞團的造反派頭頭，我想，這絕非偶然。不過，四人幫被捕以後，在清查運動中他自殺身亡，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殉葬者。 關於周毅在文革中的經曆，我寫有一篇紀實性文字，題為《英年早逝的周毅》，發表在2016年6月份的《大中報》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閱。 2018/7/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