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次遣返

                                     （以下文字是根據錄音整理）

 潘文博（二弟，1966年24歲，原為小學教師，在66年文革開始前的四清運動中被打成所謂“壞分子”開除公職，回生產隊監督勞動。被迫害的具體經過見附錄。）：

      就在六六年七八月份，全家的悲劇開始了。

      當時風珍妹在十八中念高一，風琴妹念初一，潘文平在五愛屯小學念二年級。我呢，當時被打成“壞分子”，開除了小學教師的公職，被遣返回南苑大隊，與爸爸一道監督勞動，每天被紅衛兵押送到南苑大隊去幹活。

      當時，《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向紅衛兵致敬的文章，讚揚紅衛兵的恐怖行為，認為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行為是革命的。在這種形勢下，我和爸爸白天勞動，晚上有紅衛兵看守。

      沒想到，大隊突然決定要遣返我們一家。押送我們的有楊樹林、楊秀雲、白風琴，還有外號叫“賀大拿”的賀青山……

    潘文鳴：楊樹林我熟悉，他比我大幾歲。五十年代他在北京讀重點中學，家裏也很窮，當時沒錢坐車，每星期六從北京城裏走路回來，二三十裏。後來沒考上大學，回來當了農民。

    風珍（三妹，66年18歲，高中一年級未讀完，被遣返）：楊樹林是個二杆子，他還能考上大學？！

    潘文博：遣返那天我記得很清楚：那是9月2日上午，突然聽到房後汽車響。在這之前，紅衛兵已經抄了咱們的家。抄家時，紅衛兵逼著我們把院子裏的廁所拆掉，說咱們的廁所影響了他們的衛生。當時正好大姐風華和大姐夫周超宇在家。大姐膽小，嚇得驚慌失措，讓幹什麽就幹什麽。那些紅衛兵對大姐說了很多侮辱性的話，大姐也不敢言語。大姐夫十幾歲參加革命，是個共產黨員，表現得很鎮靜。抄家時，把我們家的枕頭都拿刀挑破了，以為裏邊藏有變天賬，或者是武器，大煙土什麽的……結果什麽也沒有。

9月2號，大汽車一停。事後知道，他們已經做了準備，買了一口袋火燒（即燒餅）。頭天晚上，大隊燈火通明，紅衛兵把四類分子集中在一起，大概是向城裏的紅衛兵學的，用皮鞭、木棒、狠打四類分子……咱們隊有三戶四類分子。聽說當晚就打死一個人，送到火葬場去了。四類分子劉玉人緣差點，挨揍就挨得多點。我們家，爸爸一生為人耿直，以勞動為生，沒得罪過什麽人，所以挨幾下，也沒挨多重。他們打我時，我堅持說自己是冤案，他們看我年輕，在生產隊也沒呆幾天，那些大隊的紅衛兵下手也就不怎麽狠……媽一直在家裏搞家務，他們也沒怎麽動……

      那晚折騰到十一二點，估計他們也累了，就放我們回來了。

      後來聽說，咱們南邊的大興縣，紅衛兵把四類分子集中在一起，打死了上百人，那種恐怖場景，讓人慘不忍睹！

     沒想到，大隊的紅衛兵打完這些四類分子還不算完，他們大概根據北京城裏的做法，還安排把咱全家遣返回內蒙……

    說實在的，長這麽大，我們從來也不知道內蒙是什麽樣子，老家在咱們的印象中，是很遙遠的。但是，這場革命風暴既然來了，命運也就隻好由人家來安排了……

    汽車一停，楊樹林就喊我們上車，說按中央精神，把我們全家遣返回原藉。爸爸年紀終究大了，一聽，就嚇呆了。該拿的衣服也忘拿了，拿了幾件，後來也在路上弄丟了……

    上了車，一看，車上都是出身成分不好的，不僅是四類分子，而是十二類人員，其中有國民黨的投誠人員，小業主、資本家，做小買賣的。總之，除了紅五類，凡是曆史有一點汙點的，按北京市當時的做法，都一律要掃地出門……

     汽車開了，那些押送我們的大隊紅衛兵也不知道回內蒙該怎麽走。他們把我們拉到豐台火車站，一問，在豐台上不了車，又掉頭往北京站送。到了北京站一看，那場麵真是讓人感到不寒而栗……

    潘文鳴（潘家的長子，65年大學畢業分配到貴州省省文化局，因具有國家幹部身份，不屬於遣返對象）：聽說當時北京站的廣場上都是五類分子，跪在那裏？

    風珍：出身不好的，還不能在火車站外或者在站裏，而是在火車站的地下通道裏。這些人不準站，更不準坐，而是跪在那裏。那些年紀大一點的，胸前都掛著牌子，上麵寫著什麽 “逃亡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階級異己分子”……這些人個個低著頭，都像犯了什麽罪一樣，垂頭喪氣……誰押送的誰看守，通道裏男女老幼，密密麻麻都是全家大人小孩一起送。

      潘文博：這種場景，根據咱們的知識，可以說，古今中外，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也許蘇聯十月革命後把白俄和富農流放到西伯利亞，也是這樣？

      風珍：來來往往的紅衛兵，幾乎都是帶著紅袖套，穿軍裝，戴軍帽，手拿皮帶，凶神惡煞，想打就打，看誰不順眼就打誰；有的手裏拿著鞭子，想抽誰，上去就是一鞭子，被抽的人臉上青一塊，紫一塊，有的是鮮血直流……

       潘文博：後來聽說，這些紅衛兵大多數都是高幹子女，也就是十五六歲，男的女的都有，多數都是中學生，他們打人那麽凶狠，簡直讓你難以相信。那種打人的場麵，可以說讓人心驚膽戰，慘不忍睹。這些被遣送的，連勞改犯都不如，我在河南勞改農場呆過三年，那裏很少有打罵犯人的。

       不過，在這些造反派裏也並非都是沒有人性的，有的也比較仁義善良。在車上，押送咱家的紅衛兵中，有個叫張淑英的姑娘，她不打人也不罵人，對咱家可以說一直是采取暗中保護的態度。

       風珍：從表麵來看，也不知道她張淑英對運動是什麽態度。但覺得她和其他紅衛兵有些不同，不管那些紅衛兵怎麽抽人打人，她始終不動手。在火車上，二伯家的姑娘秀萍抬頭瞅了瞅紅衛兵，那些紅衛兵就說她態度不老實，馬上就把她頭發給剪了！人家張淑英不忍心看這種場麵，把頭都扭過去了……

      潘文博：火車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了寧城。紅衛兵把我們送到縣委大院，向縣裏領導交待以後，就回去了。爸爸在老家是很有名的，外號叫“大閻王”。

      潘文鳴：爸爸在老家為什麽有這樣一個外號？

     潘文平（66年僅9歲，讀小學2年級）：這個外號是因為小時候二伯喜歡和人家打架，人家給二伯起了一個外號叫“二閻王”，結果就把爸爸叫“大閻王”。可是爸爸沒幹過壞事，沒有壞底子。

    風珍：我記得爸媽被帶到縣公安局，我們子女就留在縣委大院。我怕他們把爸爸媽媽打死，像北京紅衛兵那樣，我就懷著僥幸的心理，給他們讀了幾段毛主席語錄。念的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還有“要文鬥不要武鬥”，希望這些人手下留情……

     潘文博：爸爸和媽從縣委大院走了之後，瓦房大隊來接我們的是李國真、薑子勤、宋國賢這幫紅衛兵。我們坐大板車，走了二十多裏，才到了咱們老家瓦房大隊。記得是在七姨家門口下的車。媽和二伯全家過了幾天才由紅衛兵押送回來，而且還要讓他們遊街示眾。就在遊街示眾的時候，出了一件事，那天是親戚給咱報的信，說咱媽不行了，叫大鐵軲轆給壓昏過去了……

     潘曉娟（五妹，66年11歲，讀4年級）：媽是小腳，平日走路就腳疼。那天紅衛兵押著媽他們走了十五裏多的路，媽又累又餓又怕，一下子昏過去了，倒在那裏。薑子勤、任國明、李國真這三個人可以說就跟北京那些打人的紅衛兵一樣，沒有一點人性，他們見媽昏過去，就把一個大車軲轆抬過來，壓在媽的身上。三姐過去看媽閉著眼，臉色發白，隻剩一口氣，哭著說，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你們這不是武鬥嗎？

      薑子勤說：“你少來這套臭理論！”他們把毛主席的話說成是“臭理論”， 當時如果在城市裏，誰敢這樣講，那不是馬上就打成“現行反革命”嗎？可是農村的這幫紅衛兵都是一些沒有文化的地痞，他們這樣說，你有什麽辦法？！

     潘文鳴（大哥）：這三個人後來怎麽樣？

     潘曉娟：咳，這些人都是農村裏一些好吃懶做的流氓，他們在農村裏都是大家瞧不起的貨色。一聽說造反，他們就以為天下是他們的了，什麽傷天害理的事情都幹得出來。所以，後來李國真死了，街坊鄰居都說是報應，連人幫忙抬都沒有。還是隊長挨家挨戶請，看隊長的麵子，人家才把他抬出去埋了……

    潘文博：李國真他們看媽那樣子，以為要出人命，也有些害怕了，就溜到一邊去了。我們把媽身上的大車軲轆掀開，然後又把媽抬到大隊辦公室，隻見媽兩個眼睛閉著，奄奄一息。我們都嚇壞了，以為媽這次可能沒命了。我趕緊找一碗水，給媽喝了兩口，過了一會兒，沒想到媽回過氣來了……我們提著的心才放下來。爸爸是在縣裏，聽說是開鬥爭大會。

       回到老家，因為爸爸在老家沒做過什麽對不起鄉親的事，隻不過在年青時跑過買賣，在家鄉，對弱者、對窮困的人，都是同情支持的，沒做過任何一件傷害父老鄉親的惡事，所以，也就沒人趁機來和我們作對。剛才提到的李國真、薑子勤那些農村中的流氓無賴，他們在真正勞動人民眼裏，並不是什麽好東西；而爸爸在老家，一些老年人提起來，都伸大姆指！

      他們說，有次日本人把爸爸抓起來，用手銬銬起，用二號手槍逼著爸爸，想按在炕上灌辣椒水。爸一使勁，就把手銬子掙開了，順手抓住日本人的手槍，一扯，把槍筒子就扯下來了。接著一蹦，跳到炕上，就去摘日本人掛在牆上的手搶。日本人都被爸爸這種精神氣質震服了。日本人佩服有血性的英雄好漢，聽說不僅沒給爸爸灌辣椒水，還請他吃了一頓飯。另外，回到老家，在文革中，有人外調找爸爸，爸爸一生為人正直，從不講假話陷害人。

       風珍：那是河南來的人，搞外調。兩個人在大隊裏把烙鐵放在火爐上，燒得通紅。他們要爸爸按他們的意見提供材料。爸爸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不能冤枉人家。那兩個搞外調的就想動刑——要用燒紅的烙鐵烙爸爸。大隊幹部怕這兩個搞外調的一走，出了人命不好交待，從中講了幾句，用身子擋著爸爸，才沒讓爸爸挨他們的酷刑……

     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五類分子是想怎麽整，就怎麽整，整死也沒人管。

     潘文博：後來我在北京參加受迫害人員上訪申訴團，聽一個南方來的人講，在湖南和廣西，那裏的造反派就殺害了不少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有的是殺全家，他說，殺了的人都扔到江裏，屍體滿江都是，那場麵也夠恐怖的！

鳳珍：我也聽人講，廣西那裏殺了人，有的造反派還挖被害人的心和肝煮著吃……那會有些人好像都瘋了，真是無法無天了！

    潘文博：聽那個南方人講，那裏殺的不僅是五類分子，而是22類人。

鳳珍：哪22類？農村除了地富反壞，可能連右派都沒有。

潘文博：他說，這22類人裏包括國民黨投降的連長以上人員，三青團骨幹分子，過去的保長，鎮長，連勞改和勞教釋放人員都算進去了……

     鳳珍：哎呀，那不是把農村人口要殺將近三分之一嗎？

潘文博：沒有三分之一恐怕也有五分之一。所以，文化大革命不僅要整走資派，還要消滅所有出身成分不好和有曆史問題的人！要不然，為什麽城市裏的紅衛兵和農村裏的紅衛兵都像瘋了一樣?

潘文鳴：我在貴州也聽說過廣西和湖南大規模屠殺出身成分不好的人這件事。當時指揮造反派殺人的都是軍代表，或者是武裝部的領導。這些慘案的事實真相，將來一定會有人披露的。

     潘文博：好在咱們老家太貧窮太落後了，也沒有派軍代表來。如果真像廣西湖南那樣，估計李國真那些造反派，也會像湖南和廣西造反派那樣，亂殺人……

（談到這裏，大家都感到後怕和恐懼，並且有一種死裏逃生的幸運感。）

      潘文博（沉默片刻以後）：我們家是1946年土改前就走了，那時我們都還不太懂事，二十多年後突然回到老家，才知道老家是個什麽樣子。咱們老家像全國許多貧窮落後的地方一樣，人多地少。二伯和二嬸一家七八口子，咱家也是七八口子，加在一起近二十口人。人家老家大隊也感到為難——安排在什麽地方？人多地少，這麽多人怎麽養活？

       開始，我們三家人擠在老伯家的兩間小屋裏，虧了是深秋初冬，炕上地上擠滿了人，屋裏還能湊合。住了一些日子，大家都覺得這樣下去實在不行。隻好再想辦法，路子也隻有一條——投親靠友。媽找到七姨家，七姨家聽說我們家這麽困難，七姨家的九哥就騰出一間小屋來，讓咱全家暫時搬過去住。這是住的問題。吃的，更是難辦。在北京把咱家掃地出門，臨走帶了一二十斤糧食，幾天也就吃完了。怎麽辦？隻好找鄰居和親戚借。那時候，農村裏各家也不富裕，剛才說了，咱們老家人多地少，打的糧食，除了交公糧以外，分到各家各戶，勞力多的，也許免強夠吃；勞力少的，勞力弱的，一年差好幾個月的糧……所以，向人家借糧，十斤八斤，借一次可以，第二次，咱也就沒法張口了。沒辦法，隻好一天一頓幹兩頓稀，免強維持活命。

    風珍：爸和媽成分擺在那兒，二哥也有“壞分子”的帽子，我們姐三個沒什麽辮子，就到大隊跑了好幾次。我們說，我們出身不好，但也得給我們出路呀——住沒地方住，吃沒有吃，幹活又不讓，這不符合黨的給出路的政策……可能他們也知道，不給出路，不是黨的政策。這樣，大隊幹部經過研究，才通知我們幾個人到大城子去修水庫。

注：（1）根據1986年天津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披露，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布告中所列舉的11中遣返對象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以及以上11中人的家屬。

（2）根據作家鄭義《紅色紀念碑》中所引廣西《賓陽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中記載，廣西1968年進行大屠殺的對象是以下23種人：地、富、反、壞、右、特務、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三青團骨幹、保長、鎮長、國民黨連長、警長、憲兵、反動到會門、勞改釋放人員、勞教釋放人員、勞改和勞教就業人員、投機倒把分子、被殺、被關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大事記》遺漏的是資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