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百年，從高校走出的“少年”依然是中國的“將來”與“希望”。

　　夏日炎炎，各大高校的留念活動形式多樣。如今，即便是教師的“畢業寄語”，也不再單一化、程式化。

　　目前，國內多所知名大學舉行了畢業典禮，很多學校也在第一時間將畢業典禮演講掛上官網。有評論認為，這或許也體現出大學之間的競爭，大學形象的經營也是要點之一。而在網絡傳媒發達的時代，一場“畢業致辭”也進入了信息傳播與放大的渠道，為公眾所熱議。“畢業致辭”的集體觀摩已不再是學子的最後一課，也成為學校在大眾麵前的一次自我檢閱。

　　不久前，網上流行浙江大學之江校區光華法學院副教授高豔東老師的畢業致辭，不乏流行語和網絡詞匯，有人認為“不管說的對不對，起碼思想是自由獨立的，這應該才是大學的本質。”調侃之餘，也道出了作為一名法學教師，對於即將走上複雜社會的學子的各種現實期許和教誨。

　　對此，曾經在浙大工作過的、現為中國政法大學學位委員會副主席、教授郭世佑認為，“雖以調侃嬉笑相始終，但演講者沒有放棄對大學之道與法治精神的真誠傳遞。”但是，教師課堂語或畢業致辭，“完全與網絡語言打成一片，就易染‘媚俗’之嫌，遭人詬病。”

　　連日來，網上流傳浙江大學之江校區光華法學院副教授高豔東老師的畢業典禮致辭，浙大老同事與昔日弟子也紛紛轉發，或讓我分享，或提供觀感，希望互相討論。還有從杭州到北京的媒體記者也在關注日趨熱鬧的校園文化，謀索高校同行的評論。顯然，你想淡視也不容易。

　　一個師長在學生畢業典禮上的致辭，原本就是特定時空中的短暫交流，隻關乎師生之間的情感與心智的互動，未必關乎外人之痛癢，同治國安邦之類宏大敘事之間也未必存在多少直接的聯係。隻因時當網絡時代，即興講詞也罷，底稿齊備也罷，一旦流傳窗外，就容易形成公共性的文本傳遞，接受社會的分享與審視，見仁見智也就在所難免。

　　我作為曾從浙大調離的高校同行，粗讀高老師的致辭，遙想潮湧錢塘，之江東去，就難免多萌一份親切，我無需掩飾自己閱讀時的這份主觀情愫。即使盡力撇開這一點，演講者的某些優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演講者不僅熟諳年輕人的語境，了解他們的喜好與時尚，而且明了網絡溝通的特點，用詞造句與其說很隨意，還不如說很講究，對其中的每一個小話題，都能用簡明扼要的語言，做比較完整的敘述，應該說是下了一點功夫。《學記》雲：“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我有理由相信，高老師平時的課堂講授肯定不難贏得學生的喜愛。

　　其次，通篇演講辭雖以調侃嬉笑相始終，但演講者沒有放棄對大學之道與法治精神的真誠傳遞，不失師長的本分，這是難得的。比如，高老師說：浙大每一個校區都帶“水”字，“但是，我們的畢業生絕對不能做水貨，我們今天不能做富二代，我們也不要去當屌絲”，“大學有相同之處，進來的時候，要學習做人，出去的時候，要好好做人。”他把遷居之江校區的學習生涯比喻為刑法中的“有期徒刑”，把學生畢業稱作“刑滿釋放”，雖然未必很合適，但他仍在叮囑學生以做人為本。他說：“你們經曆了三年，兩年的有期徒刑，有的人是打著遊戲度過的，有的人是打著kiss度過的，有的人是打著醬油度過的，不管你們曾經打過什麽，你們統統刑滿釋放。出去後，要記得，得人品者的（得）天下，要以德服人。”恕我妄加猜度，是不是因為演講者估計不能用規範與精確的法學專業語言和教師職業語言，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所認定的真言，“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中國最需要普法的地方是中南海”（此論確否，自然還可討論——引者），深圳河以外的任何媒體也不敢照登這樣的個人之見，他才以要學生“做個大混混”的調侃方式，衝淡現場黨政領導的壓力或注意力，敲擊畢業學子的心靈，還穿過網管的層層封鎖，傳遞大江南北。如果我的這個猜測大致沒錯，那麽，首先該批評和反思的，恐怕就不是演講者，而是我們的言說環境了。

　　另外，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大學校園已經越來越淡然無趣了，說教式的報告與寄語也太多了，在錢塘江畔的梅雨季節，在傷心臨別的畢業季，頗具個性的教師借助於網絡的潮語，給即將踏上茫茫天涯路的學子解解悶，“一笑解百愁”，增加一點趣味與共鳴，我看未嚐不可。還有，既然我國的教育權力部門已經把教育引入產業化的泥淖，那麽，如果有的教師順應產業的供求關係，偶爾避開師長的斯文，投其所好地讓教育產業的買方——學生在畢業離校之前開心一下，不是恰恰同教育產業化的本質保持一致嗎？

　　當然， “教育是以造就人的品質為其目標。”（H•斯賓塞語）就大學的文化品性而言，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學院派的、科學的觀念，其內涵要比特殊的知識和技能豐富得多。它是一種能力，可以為了追求客觀知識而暫時保留個人的價值觀點，也可以為了不偏不倚地分析材料而將其偏見與嗜好擱置一邊。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不但獲得了完全不偏不倚的知識，並且我們的偏見也被重新審視。狂熱與盲目被一掃而空。正是這種自我克製的經驗，為真正的客觀性奠定了基礎。”不管教育權力部門是如何把我國的教育扔進產業化的絞肉機的，也不管如今的學風、校風是如何功利和浮躁，高等學府畢竟承載著一個民族與國家的特殊使命，社會大眾也對它有著特殊的期待與要求，中外皆然，還不能過於隨意。再說，莊重的畢業典禮還不同於私下的餐桌玩笑，高老師的演講文本的確還存在某些可酌之處。

　　比如，用“甄嬛體”式的娛樂語言自稱“朕”，稱男生為“眾愛卿”、女生為“眾愛妃”，無論是作為法學教師，還是其他專業的教師，都不太合適。當年四校合並組建新浙大時，我有幸加入由12位教授組成的校園巡回演講團，也到過之江校區做演講，已知那個校區畢竟還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基地原之江大學的舊址，遍布司徒雷登等前賢的足跡，恐怕就更需要守護一份寂靜。高老師還說：“浙大校徽的標誌是求是鷹，校長看到我們的院徽設計，會很生氣的（地）問：我的鳥呢？”“貓頭鷹精神還有另外一種——能走貓步，能幹鳥事。”此類演繹都是江湖氣息有餘，模糊了自己的教師角色與演講者的責任。即便是戲謔，不僅要看場合，而且還得適度，如果超過了度，質就難免發生異變，本意的玩笑就容易讓人啞然失笑。我不知道我所熟悉的浙大校園會有多少學子特別欣賞這樣的用詞和語氣來告別百年名校的求學生涯。

　　何況，年輕學生的可塑性還很強，以感官主義與享樂主義為主體的快餐式培養流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們的良性成長，包括他們的言語表達方式與行為方式在內，還很難保證個個都能體麵地走向社會，還需要堅持不懈的引導，卻要避免誤導。教師的課堂語言也罷，畢業致辭也罷，如果完全與網絡語言打成一片，就易染“媚俗”之嫌，遭人詬病。即便是如今所有浙大學子都喜歡娛樂化的師長用詞，恐怕也不能一味迎合學生的口味，教師的職業決定了教師的矜持與孤行。《禮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誌。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誌矣。”大學教師其實就是校園文化的引領者之一，即便是畢業分手時的輕鬆一刻，也隻能適可而止，否則，不啻放縱矣。古希臘先哲蘇格拉底就說過：即便是做一般的朋友，也“不要靠饋贈去獲得朋友，你必須奉獻你誠摯的愛，學會怎樣用正當的方法來贏得別人的心。”作為教師，那就更需要講究了。

　　毋庸諱言，數十年不變的官樣文章與套話頻仍的校園文化，恰恰不難彰顯高老師的個性與魅力，這恐怕也是不少網友讚賞致辭的重要原因，高老師的致辭至少不空，也不乏味，不會使人昏昏入睡。他的用詞與表達固然存在某些可以商討之處，但最需要改進和反思的，恐怕還得從源頭開始。例如，表麵上很熱鬧，實則千人一麵的“紅歌式”表達，層層聽話和便於領導的自娛自樂，形式整齊內容卻平庸的文字遊戲，還有隻要政治正確，BBS上可以隨便發泄，髒話也行，但會議與典禮場合依然官模衙樣說廢話，互不妨礙，各玩各的，除了這“一分為二”的兩種情況，好像就沒別的了。凡此種種，恐怕都不正常，至少容易抹煞青年個性，有悖於高校文化的特質。即使在學府，在同一個文本裏，領導報告也像兩會中的黨政要員一樣，常用“基礎”、“重點”、“中心”、“樞紐”、“要害”、“關鍵”、“硬仗”、“至上”、“頭等重要”、“重中之重”、“當務之急”等詞漫天飛舞，甚至還喊出“三個至上”來，使人不知所雲，你能斷言他們的詞匯量很豐富嗎？包括北京在內，很多曆史文化名城造出的“城市精神”就像我國許多校訓一樣千篇一律，用詞也過於淺顯，大白話，還找不到其中的並列關係或層次感，實在看不出有多少“文化”。

　　就校園文化而言，我的杞憂其實還不是浙大高老師畢業致辭中的調侃瑕疵，而是同官本位的管理體製相匹配的院長、校長以及大小書記的開學典禮、畢業典禮的致辭競賽，把服務師生與苦練學術研究的基本功改成大練口才，刻意追求聽眾的掌聲，同許多強詞奪理的學生辯論賽好有一拚，唯恐校園寧靜。據說，已有一些平時並不特別擅長演講的大學校長也在同秘書一道，潛心研究網絡的流行語，以便在新生開學典禮與老生畢業典禮的演講競賽中顯露一手，其實就是在營造另一種官樣文章，取悅學生，一反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蔡元培、羅家倫、蔣夢麟、竺可楨等人少說多做的傳統，以多說少做為時髦，不以精心育才與護才為目的。此風之俗，亦不足稱道矣。

　　 2012年7月1日晚於北京牡丹園寓所

　　（作者郭世佑，中國政法大學學位委員會副主席、教授，同濟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