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學3年級時班主任是位年輕漂亮的女老師。她對每一位學生都很好，陽光溫暖。能記起來的具體一件事就是，她拿一隻洗臉盆到學校，倒上熱水給滿頭是虱子的一個女孩洗頭，還把她的髒衣服拿回家洗。這位女孩的父親工傷殘障，母親又患了精神方麵的疾病。
女老師的丈夫是文革前武漢一所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在我們那個特大國有工廠當技術員。老師丈夫的小提琴水平極高，比我們市文工團的小提琴手還厲害，因此常被借去演出，女老師在同事麵前也是很有麵子的.
一天女老師出乎意料地來我家探訪，當父母知道老師不是因我惹什麽禍而登門，很是高興。寒暄過後，談話就進入了主題。老師說，我來是和你們商量一件事，我老公很想收兩個孩子跟他學拉小提琴，我觀察良久，覺得你家孩子合適。為了增加說服力，老師談到他老公是這個城市裏拉琴數一數二的。最關鍵的一點是會個小三門（注：指文藝，美術，體育）的本事，將來就業也許能多條路。在那個讀書無用的年代，說這話可算是“常青指路”啊。
我父母連說好好。我沒玩過樂器（會吹口琴），不知深淺，也就答應試試。送老師出門時，她又補充道，物色你兒子學琴的另一個原因是，能買得起小提琴的家庭，我們班也找不出幾家啊。那時的情景是，父親一人當工人，養一大幫孩子的家庭比比皆是。
老師家蝸居在一幢四層筒子樓裏。我去那天，剛上樓梯就聽到傳來悠悠的琴聲，真美，真好聽。老師在那裏等我們，她丈夫姓李，非常儒雅親切。女班主任找來的另一個學生是我們班裏最好看的女孩兒，那時還沒有班花班草這些名詞。這女孩父母都是上海人，嬌滴滴的，不是我的菜。
我們要去學琴，當然是老師下班吃過晚飯以後，回來的時候會很晚，天都黑黑的了。她爸偶爾會送她，但大多數時候我們要結伴而行，這給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負擔。我們生活在一個典型的工人聚居區，樓下空地上總是有成群結對的孩子在玩耍，當然當中會有比較無賴的。和一個冬尼亞式的小姐每人提一把琴盒穿梭在這幫孩子中是件很麻煩的事。他們起哄，吹口哨是經常的。女孩一緊張就緊緊拉住我的衣角。我也不懂憐香惜玉，對冬尼亞說，你別拉我好不好啊？
一周去兩次，把老師布置的練習拉出來，老師用琴合奏，再給我們講解要領，周而複始。我的興趣並不高，能勉強對付老師的要求就行。那女孩學得很刻苦，很認真。不知何故，老師對我更關注些。我爸為我買了提琴。沒有地方買教材，借別人的，我媽幫我抄譜。但我的興趣在降低，不想再學了，但看到父母期待的神情，不好意思說出口。
一晃就學了一年。四年級下學期，學校成立田徑隊和籃球隊。我都參加了，很快我就成了兩個隊不可缺少的絕對主力。這下我可有理由不拉琴了，也不用和冬尼亞在一起讓人嘲哄了。學校的訓練後我故意延遲回家，我父母看我不成器，也無可奈何。最後一次去老師家學琴，拉的練習曲子恰巧名為“悲情的故事”。我心裏有些糾結，表現卻比平日好。老師和冬尼亞不知原委，還表揚了我兩句。
我放棄學琴，父母很是不悅。單位裏分魚，在內蒙那可是非常金貴的。我爸媽拿上兩條大魚到老師家替我辭謝他們。 我告訴他們我喜歡體育，他們說，誰知會什麽時候也和學琴一樣就放棄了呢！後來很多年，每每有些疲憊時，我都在想，我可不能放棄啊，我得把事情做漂亮了給他們看看。
80年代的時候，有次去日本比賽，我買了一隻玩具猴子回來。我家太座說，我不喜歡這些玩意，你買它幹啥？我答道，怎麽知道是給你買的呢，於是給她講了這段故事。太座才知道我居然還有一點兒藝術細胞，更堅定了嫁給我的決心，這也算是學琴的意外收獲吧，嗬嗬。
那年去看老師，把猴子交給她。老師說，極少有當年的小學同學來看她。送我出來時，老師眼裏閃著淚花，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屈指算來，屬猴的老師今年整整 70歲，兩位老師過得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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