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前，那個難忘的春夏之交，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些死難的學生如果活到現在，他們己經是當祖父母的年齡。

對中共的恐懼始終伴隨著所有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但是我們現在也到了一個可以趟開說話的年紀，像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說的：“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

我們真能無所謂嗎？中國在言論等各方麵的管製比以前更嚴了。國家呈現嚴重倒退的趨勢，中國對人控製的程度己經超過了文革。我們剛開了古董社區的年度聚餐，我告訴鄰居們，中國的精準控製可以知道我現在與那位聚過餐，美國人聽後甚為恐懼。中國的普通盲眾仍然是麻木不仁，即使在海外都有大量的五毛或五百毛為獨裁體製洗地，他們派專人在我博文後跟帖。上海人被關監獄70多天，出來還要慶祝，經典的Stockholm Syndrome。

最為神奇的是，六四發生多少年後，從學運中心的北大來華大讀博士的學生，她與華大教授談論六四時說自己隻是聽說，基本上不知道，也不感興趣。這令華大教授生氣到向我抱怨的程度，我們都深感共產黨的洗腦技術舉世無雙。我對那位教授的感受深表同情，因為我自己也經曆過。我與晚些出國的年輕朋友爭論，因為他在看了海外視頻後仍然認為是學生們殺士兵在先。他還是一位自由派的人士，我隨即放棄了去說服他的念頭。

現在回想起來，胡耀邦去世誘發學生抗議活動時，我正好在北京。我陪嶽母去北京就醫，但是我們去乘返武漢的火車時，嶽母專門叮囑司機繞過天安門廣場。她患晚期癌症但是腦袋仍然清醒，還在擔心旁邊的熱血女婿。

我並不知道北京發生的細節，華大曾有位朋友經曆子彈從腦袋邊穿過，他幾乎是撿了一條命。記得帝都學生逃難到同濟時的慘狀，以及太太從同事處聽到的誤傳我發表演講的消息後的恐懼。我是經曆者，沒有參加遊行或示威，讀研究生時逃課在家帶孩子。同濟熱鬧時我很多時間都不在，他們都說我如果在宿舍就好玩了，我回研究所後根本不可能有什麽遊行。

但是當武昌橋頭的火車停運後，我去那裏看過那些令我終生難忘的景象。我己經不記得是怎麽去的，太太說是騎自行車去的。當時經過武漢的大動脈京廣線停了幾天，當時是大新聞，李鵬與吾爾開希他們對話時提到過。當時經常沒有公交，我們有時需要步行幾小時才能抵達自己或父母的家。

當美國的出國機會到來時，我在家裏當奶爸。師兄讓我回研究所看一封來自華大教授的有希望的所謂“陽性”信函，以及完成每人都需要做的，在單位走過場的程序，以交待六四期間的行蹤。

那個夏天令我們徹底絕望，讓我們看不到任何希望，很長的時間都是在壓抑的心情中度過的。我們經常告訴兒女，六四是我們到美國來的直接推動力。當然依我當時的條件，到美國來是遲早的事，當時他們在宿舍裏笑話我喜歡談一個叫California的地方。

在美國的這幾十年也出現過海歸潮，我從來沒有想過回去工作，總認為當年那個跨越太平洋的旅行是對我和我們全家最重要的飛行。

最近在東南大學紀念吳健雄誕辰110周年的大會上，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被邀發表祝詞。我簡直聽不下去，他的講話迅速中國化，口號呼得讓我的耳朵都快聾了。施校長滿口什麽要做偉大的中國人，可惜人家吳健雄是在紐約去世的美國人。吳健雄的唯一孫女更是混血的耶魯校友，不怎麽會中文，可惜她也不傳基因。

施校長似乎是將科學當成了追名求利的工具，這國回成這樣，真是太沒有意思了。朋友們這樣評論施校長：“老毛對中國知識分子太了解了 - 這些人不被整死天理難容……[呲牙][呲牙][呲牙]”，“吳先生如果回去，其結局可能不比一功的爹好多少[撇嘴]”。這裏的吳先生指吳健雄。

六四始終影響著我的出國路，政治局014號文件規定擁有海外親屬才能出國幾乎葬送我的機會，而我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時正好是中國放方勵之的日子。

逃出中國是十分幸運的事，現在看來彌足珍貴，這幾乎是我和太太的共識。她來美國後才告訴我，她送我到北京機場出國時是做好了國門關閉的準備的。她說當時想至少孩子的爸爸在海外，總會有一份希望。

中國人世代如此，我現在特別能理解上海和全國人民為什麽選擇潤（Run)。因為失去自由的人生太可怕了，與其任人宰割，不如盡力逃亡。人們通過虹橋逃離上海，機會更好的則像張愛玲和我們逃到了美國。

六四的另一個附加效應是讓福山一舉成名，他在自己嶽父母家度假時，在拉斯維加斯的咖啡屋寫就他的文明終結論的雄文，成功預測到柏林牆倒塌和東歐巨變。現在疫情和俄烏戰爭又將世界推到一個轉折時期，西方世界空前團結反對俄羅斯的暴行，似乎讓福山又看到了自己的終結論的生命。

讓我以同濟美國校友的這個留言結尾，我們仍然在黑夜裏對中國抱有希望：“每年這天這個結，我很難度過去。我總是會思念他們，尤其是在今天這樣的氣候下????????。我並不認識這些英烈，但是他們曾經給了我驚人的希望????????”

古董社區年度聚餐。

可從這篇文章看六四對我們的影響：

從狂犬疫苗事件想到我是怎麽來美國的 (2018-07-22 11:33:16)-雅美之途

。。。這事之艱辛還真被我媽媽猜中了，美國的邀請信函在路途走了很久，記憶中超過一個月，明顯有被扯開檢查過的痕跡。信的延遲使我正好趕上在1990年春天中央實施的以014號文件命名的限製出國條款，長話短說，我需要賠償國家的培養費。這文件是政治局在風波之後為限製出國而采取的措施，具體要求是畢業後必須工作滿五年才允許出國，否則必須在海外有親屬才行，這已經把中國人分了等級。虧得他們想得出來，他們進一步把親屬分成直係親屬和旁係親屬，他們也需要懂些人類學才能深入細分。直係親屬為祖父母、父母和自己的配偶，也就是爺爺奶奶、丈夫妻子和父母，如果擁有直係親屬你出國不需要賠償培養費。旁係親屬則指親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也就是叔舅姨姑都行，如果擁有旁係親屬你也可以出國，但是需賠償教育費用，記得本科生是每年2500人民幣，研究生為每年4000，你還允許用工作年限去抵培養費。當時賠錢美國人好理解，現在的中國也覺得應該，但是我們當時考上大學或研究生的那一刻是知道我們讀書是免費的，你不能後來強行擬定契約，這在法律上是經不起推敲的。

直係和旁係親屬的定義可以延伸到配偶的那一方，這條救了我。我們家是我媽媽說的“紅軍長征掉了隊，海外留洋掉了船”的普通人家，沒有任何資源。當時我師兄戲稱我留美是一句歌詞說的“一場遊戲，一場夢”，但是還是應該細讀紅頭文件，回家與太太琢磨文字，想起了她媽媽有位同父異母的兄弟在香港，這樣我通過配偶就有旁係親屬了。但是我們不知道香港那舅舅的下落，便當時決定讓鄰居不時去我們家看看睡覺的兒子，我們趕去漢口的電信樓給香港的表哥打電話，回來後還發現兒子帶被子從小床上滾下來了。

最後算下來研究生加上本科，我需要賠償1.2萬人民幣左右，我90年讀研究生的工資是每月62元，隻有向全家親戚加上我媽的同學借。當年傳說武漢公汽上有人用刀子劃包偷東西，所以我們隻能用餅幹盒子裝錢。賠錢當天，先說好到各家去取錢的時間，乘公共汽車，這處三千，那處三千。一盒子裏裝滿十塊為單位的萬元人民幣，讓生物所的出納數了好長時間。我出國一年多後，傳出生物所會計處有人貪汙了萬元而被抓，應該有我的部分貢獻。

賠這巨款隻是完成了第一步，後麵的路長著呢。當年我和太太一下班就跑湖北省教委彭處長的辦公室，他煩到幾乎可以把我們轟出來。沒有他的批示我不可能拿到現在看似簡單的護照，但是同時辦出國的同濟子弟因為公安局有人可以跳過省教委這一步。就是這位彭處長，他規定不僅要香港舅舅的身份證明，還作為土皇帝做出比北京更苛刻的措施，要求旁係親屬必須全額擔保我。我有華大教授的全額博士後資助，他說那些東西不算，他的理由是他們不希望看到中國公民在美國受苦。北京好多人索性編造出直係親屬的證明，我們從沒想過，彭處長還誓言，這是對國家負責任，誤放一人國家會蒙受成千上萬的損失。他是純粹刁難你，你毅誌力不強的話，前功盡棄。

問題是香港舅舅是不願意擔保我的，通過跟彭處長通融，他同意香港的表哥擔保就行。他當時還網開一麵，我隻要出示中國銀行有4000美元的存款也行，這對於我們窮家小戶是個天文數字，人窮隻有墾求香港表哥花錢弄份隻為滿足彭處長官威的擔保書。我始終感謝史老師的那句話，他說：“隻要你出來了，一切都會好的”。十分艱辛才拿到中國的因私護照，飛機在1990年8月13日從北京起飛香港的那一刻，我真有逃難的感覺，現在仍然慶幸我當年衝破萬難來到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