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張陳列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圖書館的科學同行的合影，四位全部是諾貝爾獎得主。他們裏麵包括現代生物醫學領域家喻戶曉的人物，也讓我想起他們那些改變人類科學走向的發現，像斯坦福大學教授Arthur Kornberg和他發現的DNA聚合酶。但是這遠非一張簡單記錄諾貝爾獎獲得者聚會的照片，因為這四位還加上另外的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全部出自同一個實驗室：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Cori實驗室，位於照片右手第二的長者Carl Cori（卡爾·科瑞）和他太太Gerty Cori （戈蒂·科瑞）曾經是那個實驗室的主人，美國中西部的聖路易斯曾經是研究代謝和生物化學的麥加。

這是一個傳奇的故事，對聖路易斯，對華大和對美國來說都是如此，一個實驗室孕育了八位諾貝爾獎得主。科瑞夫婦當年離開動蕩的歐洲，成為美國容納世界範圍內逃難的科學家的象征，這在以排外著稱的川普即將上台的前夕顯得格外重要。

科瑞夫婦僅孕育了一個孩子，但是他們盛產高質量的科學弟子，包括華大傳奇的丹佛斯前校長和內科係的長時間的前任係主任。最近科瑞夫婦的獨生兒子Thomas Cori決定，把他父母的兩枚諾貝爾獎章捐獻給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華大新聞作了報道後我即去參觀，真沒想到保管珍貴資料的專業人員還讓我親手嚐試了一下諾貝爾獎章在手上的感覺。

在醫學院圖書館六樓的醫學曆史研究中心外，有個介紹科瑞夫婦的牆麵和展櫃，存有不少照片和實驗室儀器，還有諾貝爾獎章和證書，但是那裏特意說明獎章和證書都是複製品，真正的東西在七樓的稀有圖書室裏。我就再上了一層樓，看見展室深處的辦公室有位先生在裏麵。我敲門進去，自我介紹並說明來意後，他即帶上手套相當專業地為我展示了這些曆史文物級的珍品。他打開桌上裝有科瑞諾貝爾獎的小方盆，首先向我解釋為什麽使用四個小方盆去裝兩枚諾貝爾獎章，原來除了兩枚科瑞兒子贈給的真的諾貝爾獎章外，另外兩枚是卡爾·科瑞的第二任太太贈予的複製件。戈蒂在獲諾貝爾獎的同年被診斷患有一種罕見的血液疾病（骨髓纖維化)，十年後於1957年去世，享年61歲。卡爾在華大工作到1966年退休，35年的華大歲月。卡爾在戈蒂病逝後何時再婚的不清楚，他退休後作為訪問教授在哈佛一直工作到生命最後的1984年，以87歲高齡逝世。

那位先生樂見我的拍照請求，他還向我展示了當年諾貝爾獎委員會介紹各位獲獎人的小冊子，特地翻到科瑞夫婦的頁麵。他出乎意料地問我是否願意試著握一下那獎章，然後就有了我這博文的題目。我幸虧那天去了，因為後來再去已經沒有這機會了。我幾年前開始寫係列諾貝爾獎的文章，前年參觀過瑞典斯特哥爾摩的諾貝爾博物館。也有幸見過很多諾貝爾獎得主，第一次是在1991年與華大校友諾貝爾獎得主Dan Nathans同行一段路，他當年來華大醫學院參加百年院慶，但是“獎章在手中”的感覺從來沒有過，我確實擁有象華大校長接受采訪時說的激動而神聖的感覺。這自然是枚影響深遠的諾貝爾獎牌，撇開它的含義不說，近70年悠久的瑞典純金的東西在我手中沉甸甸的。孩子參加過科學競賽的家長或許知道，美國高中奧林匹克有個定量估算 (Metric Estimation) 的競賽項目，就是要求選手迅速準確地估算出物品的重量或長度等定量指標，我很難估計出那獎章到底有多重。回家當天正好看見煮好的鹽雞蛋放在桌上，我趁新鮮的記憶作了一番比較，那純金諾貝爾獎章大概相當於三個雞蛋那麽重。看來什麽都可以是對照組，雞蛋可以與諾貝爾獎章比較。

我曾經在以前的文章中是這樣介紹這對諾貝爾獎得主夫婦的：“美國拉斯卡基礎醫學科學獎的首次頒獎就是授予華大醫學院的科學家，那可是最能預測未來諾貝爾獎的一項世界級科學榮譽。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和生物係曾經做出了改變世界的科學發現，像首個生長因子的發現和糖代謝的基本原理等等，華大擁有的二十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中的大部分都在其醫學院，其中九項諾貝爾獎的主體研究工作是在聖路易斯完成的。大家討論諾貝爾獎的師承聚集現象的時候常喜歡提及華盛頓大學的Carl Cori，因為從他和他太太的共同實驗室裏產生了包括他們在內的八位諾貝爾獎得主。也就是說，生物醫學領域的諸如DNA聚合酶，重組DNA的關健技術，第二信使和蛋白質的磷酸化等重大發現或發明都源於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這麽一個猶太人的實驗室。"。現在看來這介紹存在不準確的地方，首先卡爾·科瑞不是猶太人而是天主教徒，戈蒂·科瑞是猶太人但是她後來叛皈了天主教，所以他們美國出身的兒子湯姆打趣說，自己一半是天主教徒，一半是猶太人。

科瑞夫婦為捷克布拉格大學（當時叫德國布拉格大學，German University of Prague）的醫學生，那大學就在美麗的布拉格河邊，我始終認為布拉格是可以和巴黎比肩的最優美的歐洲城市。他們相識於1914年，一戰爆發後，卡爾參軍為奧地利-匈牙利帝國服務，戈蒂則成為醫院助理。戰敗後他們在醫學院重逢，於1920年結婚，並且同年醫學院畢業和第一篇論文發表。戈蒂的猶太身份可能使她遭遇迫害，而他們很早就是合作的關係，加上美國的機會，使他們在維也納短暫停留兩年後，於1922年到美國紐約水牛城發展。科瑞夫婦在水牛城的大學醫學院的九年裏發表了五十篇論文，憑此多產記錄華大醫學院院長把卡爾挖來做藥理係主任。科瑞夫婦抵美國後六年就成為美國公民，他們對美國之認可和對歐洲之失望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獎章捐贈新聞中，借助對戈蒂經曆的介紹讓人們想到當時女性科學家的地位，太多現存的照片都是卡爾以領導者的身份注視戈蒂做實驗的場景。當時他們離開水牛城時隻有華大同時給兩人職位，康乃爾，多倫多大學和羅切斯特大學都隻同意給卡爾職位。但是即使如此，戈蒂加入華大時的工資也隻有她丈夫的十分之一。美國職位都是有檔案可查的，他們對這些履曆資料保存得非常好，梁思成的賓大成績單永遠在那裏，這是華大醫學院諾貝爾牆麵的銅版裏關於他們在華大的任職信息：

Carl Cori：

1931-1946, 教授，藥理學

1942-1966，教授，生物化學

Gerty Cori：

1931-1944, Fellow and Research Associate, 藥理

1943-1944，Resaerch Associate, 生物化學

1944-1947，副教授，藥理和生物化學

1947-1957，教授，生物化學

卡爾在華大的全部職位至少是正教授，還前後擔任過藥理和生物化學兩係的主任。相反，同年出生的戈蒂在華大做了十三年的Research Associate的非Faculty（教授）職位，我從中國來的第一個華大職位就是這個，現在Research Associate被Staff Scientist的職位名稱代替了。戈蒂提升為生化正教授的那年正好是他們同時獲得諾貝爾獎的1947年，這還與她丈夫卡爾在1946年成為生物化學係主任相關。歐洲的諾貝爾獎對戈蒂友善些，使她成為美國第一位女性諾貝爾得主，美國的首次拉斯卡獎則僅授予卡爾一人。戈蒂的Research Associate的工資隻有係主任丈夫的十分之一，可能與她的職位和婦女當時工資本身偏低有關，再加上當時美國學術界更加重視係主任或教授的傳統，現在華大的職業科學家的薪水最低可能是非臨床科係主任的工資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科瑞夫婦發現了乳酸循環（又稱科瑞循環)，也就是葡萄糖借助乳酸在肌肉和肝髒裏的環路途徑。鳥類可以有效地利用氧，它們的肌肉通過有氧呼吸產生足夠的能量，飛行以英裏計算的長距離也不知疲倦；人就差遠了，隻有在急需和無氧的情況下產生乳酸貢獻有限的能量給肌肉。科瑞夫婦更重要的發現應該是糖原裂解成葡萄糖的中間產物葡萄糖-1-磷酸和它的磷酸酶，這磷酸的重要性可能被他們實驗室的一位年輕人深刻地認識到，他從華大醫學院畢業後去海軍服役，然後重回聖路易斯入科瑞實驗室做博後，他就是後來在美國西海岸的華盛頓大學因發現蛋白質磷酸化而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Edwin Kre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