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軍總指揮美國將軍麥克阿瑟在東京的辦公室和他簽署停戰協定時用過的筆。
 
幾乎所有的炎黃子孫，在觀看了抗戰70周年的大閱兵後，腦海裏出現得最多的自然是日本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我在電腦裏看了閱兵片段後，想到的盡是些跨時代的東西：那些在中國實行三光政策的日本軍人；駕駛隻有單程油量從日本航母起飛，與美國戰機較量後，以自殺的方式俯衝到美國戰艦上的日本飛行員；還有現在美國 實驗室裏那些敬業的日本博士後和移民美國的日裔科學家們。所以在這時候結合自己與日本和日本人接觸的經曆來談我對日本的看法，應該是再恰當不過了，雖然有些甚至是相互衝突的觀察與認知。
 
因為日本被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擊敗，以及隨後的美軍的占領和至今的控製，在國際政治層麵上日本基本上已經殘廢了。軍事上也不會有獨擋一麵的大作為，盡管日本會修改僅有自衛條例的和平憲法。這些對日本政治和軍事的判斷可以從我的兩個觀察得到驗證。幾年前，美軍因為在日本犯下強奸平民等罪行而在當地激起公憤，日本民眾要求美國遷移軍事基地的呼聲驟增，在此情形下美國國務卿希拉裏隨後訪問日本並且會見了日本首 相。與我們期待的賠禮道歉相差甚遠，電視畫麵裏的希拉裏以教訓兒子的姿勢和語言對待日本首腦，連我這位亞洲人看得都不舒服。另外一次感受則是，我在東京街 頭見到了擔任過盟軍最高統帥的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掛像，當時我們沒有時間去參觀麥克阿瑟將軍在那裏的博物館。但是，一位美國將軍的博物館存在於主權國家日本首都的繁華地帶，這是再簡單不過地時刻提醒著日本人，那些美國士兵在太平洋戰爭中超過十萬的死亡人數意味著什麽。
 
前段時間，同學們在校友群分享了《黃河大合唱》的視頻與照片，我又在閱兵期間看到那麽多抗日英雄的帖子。隻有在那個民族危難的時刻才能激發冼星海去譜出如此悲壯的樂章，就像蘇聯經曆的殘酷二戰催生了Shostakovich宏偉的交響樂一樣。
 
我 們的民族曾經那般的任人宰割，日本人曾經也去過我老家的湖北縣城。父親告訴過我，當年我的大姑媽還因長得漂亮而不敢上街。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段中華民族 的苦難曆史，並且堅信隻有自強又不狂妄才能立足於世界的民族之林。我們抵達美國後才能更全麵地讀到並且重新審核以前那些被歪曲的史料，對日本和德國麵對二戰曆史的炯然不同的態度感觸很深，更為憤怒的是日本為掩飾其罪行連教科書都重寫。從日本政要頻繁參拜供奉希特勒級別的戰爭罪犯的靖國神社，再看本身還是反法西斯戰士的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為納粹罪行的下跪，這差別確實是太大了。
 
正是基於這些原因，作為新移民在家境稍微好轉後，我們家從1992年起就拒絕買日本車了，這個傳統一直維持到現在。我的猶太老師曾經告訴過我，一些老的猶太人還是拒絕買奔馳和BMW等德國牌子的車。這樣我們擁有美國車已經有二十多年了，雖然它們時常出些小毛病而需我們花錢去修理。我們那時的決定與現在兩國政客們人為操縱的中日對抗毫無關係，那還是中日兩國大談一 衣帶水的友好鄰居的時候。現在聖路易斯的中文學校的停車場，仍然是80-90%的日本牌子的汽車，我們前段時間參加老中朋友的聚會，房子外麵也是幾乎清一色的日本車。但是我從不反對包括兒子的親人買日本車，家裏除汽車外其他的日本貨也不禁，所以也是一個不虔誠的信徒。
 
聊到這裏，我想說段九十年代中葉經曆的一個好玩的事。當時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邀請芝加哥總領事到聖路易斯做全校報告，他的英語不是太好，聽眾也絕大部分是中國人，但是他還是用英文演講。最後提問階段，甚至有觀眾問為什麽不能麵向中國聽眾用中文演講，當然這應該是滿足校方的演講需要使用英文的要求。在提問的環節，有位中國來的 年輕學生用英文這樣問：“When will imperial China's battleship arrive in Tokyo bay?”  ，結果總領事先生沒有聽懂，就要求那位年輕人重複。學生重複了“imperial”這個英文單詞數遍，總領事還是不懂。這時那學生索性用中文問道：“中華帝國的戰艦什麽時候抵達東京灣？”，全場嘩然，並且笑聲連連。這下總領事明白了，馬上進入他的官樣程序，他大概是這樣回答道：“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永遠不稱霸！”，我都不記得他是用的英文還是中文。
 
做了幾十年的科學，當然有些機會訪問日本，但是隻有在一次本領域的會議才使我帶著複雜的心情踏上了日本國土。雅美途這三個字還是誕生在飛往東京的飛機上，與太太討論後的結果。我們從西雅圖抵達東京，然後從成田機場坐新幹線（與漢語發音幾乎相 同）經大阪去神戶。新幹線火車除了非常安靜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裏的一幅麥當勞的廣告，上麵的漢字我幾乎能猜出大意，立即感受到那裏與中國文化的關聯。 那天是長途，又是晩上，我們迷迷糊糊在新幹線上幾小時就到了神戶，然後坐出租車去了旅店。
 
八月的神戶仍然悶熱，開會地點是在離神戶不遠的一個遊離島上，所以第一天我必須坐當地的地鐵或地上火車，這才是我首次直麵日本社會的時刻。日本的火車非常多，有時可以二分鍾一趟，站上停靠時間之準時完成可以和德國比肩。
 
但是當我隨上班的人流跨入日本火車的那一刻，那景觀著實把我嚇了一跳：車上幾乎鴉雀無聲，一眼望去，可以說是清一色的身著深色西裝拎包上班的男性，幾乎看不見早晨趕班車的女性。日本人的眼神與他們的麵部一樣平淡，你的目光如果和他們相接，日本人會特意迅速地避開，然後將眼睛轉向下麵的方向注視，或者看手上的 小方塊淺黃色牛皮紙樣的書。日本男人的臉上基本上沒有笑容，好多都像臉上打了一層霜似的，非常壓抑的模樣。日本火車上鮮少有人用電話交談，來了電話也是迅速靜音。我頓時懷念起美國地鐵裏各色人群隨便交談的吵雜聲，以及在慕尼黑啤酒節期間碰上的德國青年男女在火車上發酒瘋的歡鬧聲，還是覺得那樣鮮活的生命更 好！
 
我回聖路易斯後，向一位在東京生活過多年的朋友描述我在日本火車上見到的情景。他深有同感，並且告訴我，他有次在東京的地鐵站遇到過一次停電，站裏幾千人在裏麵，仍然是死一樣的寧靜。我們都感慨二戰時或未來可能的戰爭動員，這樣的民族是多麽容易被天皇煽動與控製。飛機從東京到達上海 後，場景伴隨文化完全被切換，一位進城的小房主在上海地鐵上大聲使用手機：“那你不管怎樣，一定要把這月的空調費要回來！”。
 
我在美國知道些日本的鞠躬禮節，雖然他們在美國也隨西方習慣不是那麽講究了。但是，在日本我則目睹了日式的大角度九十度的鞠躬方式，他們在交談結束行了鞠躬禮後才會離開，台灣政治人物的鞠躬也遺留了些日本人的影響。
 
我 自己親曆過這些鞠躬禮儀後還是覺得不適應，比方說，你在會議的長走廓上走到盡端時，會務服務的日本女生向你鞠躬，我則對她說謝謝。但是當我從一個會議室換去另一個會議室時，需快步通過過道，那兩側的服務生也向我鞠躬，我真是尷尬啊！我不能停下來又不習慣看兩側，十分難堪，隻好快速通過。其實如果我能停下 來，我最想對她們說的是，你們最好不要這樣做了，當然那是非常沒有禮貌的事情。
 
我太太帶女兒早上從神戶到大阪趕集，說是要到那買特別好吃的東西吃，日本人就是做法國甜點都品質特高，還有人告訴我，質量最高的蒙古包產自日本。那店還沒有開門她們就到了，然後一開門就進去，她說進門的那一 刻，所有日本店員站兩側齊身向你不斷鞠躬，像迎接貴賓一般！我還在電影裏看到這場景，手下職員接聽出差在外的上司或老板打來的電話，那位職員還會不斷鞠躬，而老板可能是千裏之外。在美國生活慣了的人，真是很難欣賞這種形式的文明。
 
日本很好地保留了中國的古代文明，同時又自明治維新以來吸引了西方的現代文明。返美國後與一位美國人聊天，美國朋友問我對日本的觀感，我說我在日本還真觀察到一些美國人的遺傳物質的表達，當時是引發了對方心知 肚明的大笑。這事在日本是相當敏感而不願談及的話題，我在牆報期間專門和留日的中國博後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在日本的機場或火車站等人多的地方觀察到，一些日本人還真具備一些西方人的五官特征。（未完待續）
 
日本代表團出席停泊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裏戰艦上的投降儀式。
 
麥克阿瑟和日本天皇合影。

 
德國總理勃蘭特在1970年為波蘭猶太紀念碑獻花時，亳無預示地雙膝下跪謝罪。這張照片讓西德和德國人重新贏得了世人的尊重，勃蘭特第二年也得諾貝爾和平獎。
 
美國國務卿希拉裏與日本前首相菅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