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六：Oliver Lowry。Lowry教授發明的蛋白測定法因其靈敏性而得到廣泛的應用，他曾經擔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藥理係主任近三十年，還當過幾年的醫學院院長。Lowry幾乎工作到他快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圖片來自網絡。

寫到這裏使我想到了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Oliver Lowry，學過生物醫學的人應該知道他發明的定量蛋白質含量的Lowry測定法。他那篇1951年發表在JBC（生物化學雜誌）的方法學論文，直到2010年還是人類出版史上所有文章的引用次數之最，2004年就超過了二十七萬次，雖然Lowry自己並不認為那篇文章是他漫長學術生涯的最重要的工作。

我們在華大見到的Lowry教授已經是一位八十多歲的老頭了，係主任和醫學院院長的風光已是遙遠的故事，但他仍然堅持每天上班，自己不能開車了雇人接送他。Lowry教授的頭發總是整理得一絲不苟，他常坐得筆直地聽學術報告，很多次看到他在走廊上自己拿冰盒取冰去做實驗。在美國不管你以往多麽輝煌，歩入暮年的科學家贏得研究經費的機會則變得越來越低，Lowry也不例外，他的實驗室最後幾年好像僅有位跟隨他很多年的來自香港的資深技術員。這位同胞曾經告訴我們，Lowry從來不問你家裏的事情，唯一關心的就是實驗的進展，遇到滿意的實驗結果他仍然是那麽地興奮。Lowry這樣形容他做的科學研究，他說我能拿著薪水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這是世上多麽棒的一個職業。人們說美國清教徒的虔誠建立起了一個偉大的國家，他們做學問的精神又何尙不是如此?

桑格隨劍橋的Albert Neuberger做氨基酸代謝的博士論文，Neuberger本人當時還隻是一位博士後研究員，他也是桑格非常感激的科學生涯的主要導師。上次開會時，英國的同行告訴我，英國的博士教育遠比美國的短和簡單。英國大學資助博士研究生的費用隻有三年，如果不能按時畢業，學生的經費都是導師頭痛的問題，相比美國一流大學的博士五年畢業都算快的。劍橋的係統還特別有趣，桑格自己年輕的時候帶的第一個博士生，RodneyPorter，比自己的年齡還大。Porter參加二戰後重回劍橋讀書，他後來因在抗體蛋白質結構的卓越工作獲得諾貝爾獎，Porter在補體領域也有諸多貢獻。不幸的是，1985年的一次車禍奪去了Porter的生命，他享年67歲。

桑格於1944年獲劍橋的博士，然而他卻說直到1943年他從來沒有得到過劍橋大學的任何獎學金，也就是說，那個年代他幾乎完全靠家裏的資助拿到了劍橋的博士，他母親是相對富有的棉花加工商的後代。桑格在高中的成績也不突出，從來沒有獲得過獎學金，他父親的劍橋背景和他富有的家境確實幫了他不少忙。相對殷實的家庭加上父母願意投資後代的教育，造就了一位得二次諾貝爾獎的科學家，類似的成功例子也經常出現在美國的猶太人家庭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