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栗的未來”是黃智賢十幾年前的著作，2004年曾獲亞洲周刊十大中文好書，書中對當時台灣社會日趨嚴重的省籍、統獨問題提出真誠的警語。黃智賢早年曾支持黨外和民進黨，但她說，她當時支持的是民主、是人權，而非仇視外省人、漠視原住民。她也說，她反對的是獨裁者，是專製，而不是中國人民。為什麽很多人當初支持過的政黨，支持過他們民主進步的理想，而一旦他們手握權力卻變得更像法西斯！

黃智賢曾是北一女的輟學生，英國萊斯特大學企管碩士。她的經曆則非常特別，在高速公路兩旁拔草、電子工廠做過女工、開過計程車、做過餐廳侍應生、科技公司主管、時報周刊專欄作家，多年來對台灣政壇、社會變遷、兩岸關係及國際環境等議題多所關懷，並不時痛下針砭，除了“戰栗的未來”一書之外，黃智賢還著有 “像我這樣的台灣人”、“西瓜共和國”、“掏空台灣”、“這樣選總統可以嗎？”等書。目前在臉書、網路酸辣湯等傳媒節目中，繼續她“撥亂反正”的政治評論。

來看書中她分析德國人當時為何如此仇視猶太人，納粹德國煽動民粹及迫害猶太人的手段，的確令人戰栗不已，然而煽動民粹到頭來卻也成了希特勒的不歸路，導致納粹主義的徹底覆滅。

這些書中的分析及警語，能不值得所有台灣選民深思？特別是對那些受到李扁時代“去中國化”教育“荼毒”的新生代們，能不警惕在心？能不像黃智賢一樣起來撥亂反正嗎？如果大家繼續任分離主義者在他們偏執的道路上執迷不悟，繼續任其借民粹謊言煽動下一代，台灣的未來，離“戰栗的未來”其未遠矣！

——海外瞭望台20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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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節錄黃智賢“戰栗的未來”

威瑪共和----法西斯的溫床

納粹是透過選舉，合法掌權的。

沒有任何政黨，像它這樣擅長選舉和文宣。掌握著德國被打壓的悲情，敵視猶太人，和日耳曼驕傲的主流民意。

希特勒更是一個能激發狂熱，讓群眾如醉如癡的煽動者。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納粹政權的獨裁和恐怖手段。

也隻有極少數人，願意生活在納粹統治之下。

但如果人們了解，納粹黨和希特勒，其實是在民主機製內，透過選舉和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的。

而種種迫害猶太人，和箝製言論自由的暴行，更是在體製內的「合法」政策。

這時恐怕才會真正警覺，真正開始思索，究竟為什麽，德國的民主製度和選舉，會造成希特勒和納粹的掌權？民主製度和選舉是不是真的可以阻止，以及要如何避免，法西斯極權的產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戰事的全麵潰敗，已經無法避免。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德國在1918年11月11日，和英美法三國在巴黎簽署停戰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德國戰敗。

在簽署停戰協議的前雨天，德皇被軍隊逼退，逃到荷蘭。

而首相也被同步逼退，把首相職位，私相授受給政黨領袖。

帝國憲法原來規定，首相由皇帝任命並需經國會同意。

但新任的首相，卻既沒有皇帝任命，也沒有國會同意。

於是長達217年的德意誌帝國，就這樣了無聲息，不明不白的解體消失了。

德國一直是歐洲強國，它的國民是支持戰爭，希望德國戰勝，甚至擴大德國霸權的。

而因為德軍對政府，國會和人民，矇蔽了真實的戰況。使德國人民一直以為戰事順利，德國終將戰勝。所以當德國戰敗的消息，突然傳出的時候，這意外的敗戰，使全國陷入了無法接受的情緒中，社會充滿了沮喪和挫折。

由於德國在戰爭期間，對交戰國家的種種暴行，使英法兩國的人民和財產損失極大；加上戰爭後期跟美國貸款，兩國其實已經瀕臨財政崩潰的邊緣。因此戰勝國，尤其是法國，全力主張逼迫德國，簽訂條件苛刻的凡爾賽合約。

合約中除了對德國的羞辱以外，更要求巨額賠償。這樣做，除了對德國啟動戰爭的責任，做懲罰和報複以外，更希望從賠償中，得到經濟回饋，以拯救戰勝國自己的經濟困境。

每一個國家和民族，其實都很難真正反省自己的錯誤。總是容易漠視自己帶給別人的磨難，卻不原諒別人給予自身的痛苦。

戰勝國因為痛恨德國發動戰爭，給自己國家帶來巨大傷害，而用極度的羞辱，和巨額的賠償，要讓德國永遠不得翻身。

然而，這長達445項條款的凡爾賽合約，不但沒有因此使德國社會，真誠反省德國在戰爭中，對別國的暴行和傷害，卻反而使德國人民的情緒，由戰敗的挫折，轉變成對國際社會的不滿，再由不滿進展到仇恨。

加上戰後，因為各種原因造成經濟蕭條，民生凋敝，使人民生活萬分艱難。經濟的崩潰，則使共產主義有了著力之處。

國內各種武裝暴動和小型內戰不斷，主要是共產黨誓言用 武力奪取政權，因而和右派民族主義份子爭戰不休。

二、 威瑪共和

1919年，在國際強力施壓下，德國國民議會，製定了威瑪憲法，開始德國的民主之路。

憲法規定，德意誌共和國權力來自人民，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總統直選，有權任免首相，但要國會同意。（比較起來，90年代李登輝主導修憲後，中華民國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免，卻完全不需要國會同意，顯然比1919年的威瑪憲法落後。）

總統可以解散國會，國會也可以發動罷免總統，而德國婦女也第一次取得投票權和參政權。

這是一部極有進步性的憲法。

但因為民主製度，不是在德國的曆史文化中，經過長期演化，而自然成長的，而是被外國強迫建立。所以並沒有足夠成熟的社會條件，可以支持它健全的發展。

所以威瑪共和是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讓人充滿感傷的共和體製。

雖然威瑪憲法是一部非常進步的憲法，但因為國內外情勢的不穩定，以及社會和經濟條件的不足，威瑪共和卻不能為德國帶來長治久安。反而在威瑪共和的體製之下，醞釀了希特勒和納粹黨，合法取得政權的機會。並且將德國和猶太人，甚至全世界，帶入萬劫不複的地步。

威瑪共和因為內憂外患而長期動盪不安。它的內閣平均壽命很短，有時國會一年改選兩三次，一年更換四五個首相。

對內，它無力處理經濟危機，以及因而衍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對外，它處理國際壓力，常常力不從心。

更因為是威瑪共和政府，接受了舉國痛恨的凡爾賽合約，所以造成人民對民主製度，和共和體製的懷疑。

由此可知，單靠憲法本身，而沒有社會整體條件的支持，無法保證，也無法維繫民主體製的存續。

在德國戰敗，德皇倉卒退位的時候，德國雖然沒有瓦解，卻陷入長期的動盪不安。人民生活艱困，民族意識高漲。流竄在社會中的主流意見，都是非常激烈，而具有強大情緒力量的。

這些主流民意，主導了以後的發展。

德國長期以來都是強國，一旦戰敗，不但意外而且難以麵對。

德國被迫簽了「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合約，使人民痛恨戰勝國。加上戰後德國百業蕭條，民不聊生，內亂頻仍。軍方、政府，輿論和百姓，都一致將集體的挫敗感，導向對外國的仇視。

當時德國輿論，一點都不想討論戰爭為何發生，以及德國該不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負責，這一類的問題。

德國輿論和人民熱衷討論的，是德國為什麽戰敗？以及為什麽失去帝國霸權的問題。

可見民族情緒高漲時，社會的集體情緒，是不容許自我反省的。

當社會集體意誌，追求的隻是戰勝和霸權，以及民族自我驕傲感的滿足時，冷靜溫和的力量，完全無法獲得社會共鳴。

因為溫和的自我反省，會傷害自我驕傲感，更使社會集體挫折感，沒有發洩之處。

人民對政府絕望，認為政府沒有能力阻止國際對德國的打壓和羞辱。更認為共和政府，沒有能力恢複德國的尊嚴，維繫日爾曼民族對歐洲的主宰力。

於是德國人民為了無法繼續稱霸歐洲，而懷抱著強烈的悲情意識。

（三） 對共產主義的極度恐懼

當時正是共產主義初起，席捲歐洲各國的時候。共產主義的弊病及弱點，當時的人並沒有機會理解。

因為自由主義的沒落，使許多追求思想解放，或反對階級製度，反對帝製的人，除了共產主義，並沒有更好的思想出路。

因此，右翼民族主義和左翼共產主義，成為當時德國最主要的，也是對立最嚴重的兩種意識形態。

德國一般知識份子和主流社會，害怕德國可能被共產主義赤化，因此對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他們認為，共和政府因為無能和軟弱，不但無力對抗共產黨，更會包庇共產黨，使其坐大。

所以一般輿論，對激烈的民族主義政黨，抱著同情和姑息的態度。還下意識希望，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如納粹，可以壓製共產主義。卻對種族主義可能帶來的危險，失去戒心。

湊巧的是，當時共和政府內，有幾席內閣是猶太人。而德國共產黨領導層，也有猶太人。猶太人於是被戴上「共黨同路人」的帽子，也激化了仇視猶太人的情緒。

因為德國人民無法接受敗戰的事實，所以軍方不敢承認，敗戰是德軍的過失，而不斷找人背黑鍋。

先說是敗在對方人力物力的絕對優勢，後來又說，是因為國內有人扯後腿。

而主要扯後腿的人，就是共產黨和共和政府，以及猶太人。

軍方這個「扯後腿」的宣傳，加深了德國人對共產黨的不滿和恐懼，也使德國人不再信任共和政府，使德國人以為，猶太人是敗戰的罪魁禍首。

從興登堡元帥出席國會調查委員會的時候，群眾高喊：「興登堡萬歲！打倒猶太人政府！」就可想見當時的社會氣氛。（注意：當時德國國會，已經可以組織真相調查委員會。）

希特勒對猶太人深刻的痛恨，和意欲絕滅猶太種族的暴行，直到今天，仍然令人無法理解。

但希特勒之所以建立仇視猶太人的論述，操縱對猶太人的仇視情緒。

最重要的原因，不但是他個人的偏見和認知，更是計算選舉利益的結果。

因為他深知反猶太人，可以為他帶來選票和運動能量。

他深知，仇恨猶太人，對他而言，是最快速，最有效，最廉價的掌權工具。

而仇視猶太人，之所以帶給他巨大的選舉利益，是因為仇視猶太人，已經成為德國的主流民意。

我始終相信，任何重要的社會情緒和社會運動，不會憑空而來，一定有它思想和能量的起源。也一定有其草根力量，才足以造成社會重大的變化。

仇視猶太人，是一個曆史，宗教，和政治社會因素，長期糾纏之後的產物。

這也是為什麽，德國主要的基督教會，並沒有站出來，反對仇視猶太人的行為。

德國，或者歐洲社會對猶太人的隱隱敵意，由來已久，但並沒有普遍或強烈的反猶太情緒。

 一直到中世紀以後，猶太人才開始被基督教會劃清界線，變成是敵對關係。

基督教會對猶太人的指責，主要有兩個原因：

（1） 因為猶太人認為耶和華是唯一真神，不承認耶穌基督是救主，這違反了基督教的教義。

（2） 認為是猶太人害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顯然他們忘了，耶穌基督也是猶太人。）

在政教合一體製下，當時的基督教會卻反而成為傳播仇恨的機構。

十三世紀教宗會議規定：基督徒不得和猶太人通婚，或同住。猶太人不可以雇用基督徒作傭人。

 這樣的規條，帶有濃厚的防禦性。

也就是說，希望基督徒和猶太人劃清界線，以避免基督徒被猶太人汙染。

但隻要猶太人改信基督教，猶太人仍然可以被基督教社會接納。

但十六世紀開始，這樣的態度開始激化。

馬丁路德在他重要的反猶太著作「論猶太人及其謊言」中，認為猶太人無可救藥，永遠無法改信基督教。

在第二篇反猶著作中，他甚至說「猶太人是魔鬼的子孫」，要求燒掉猶太教堂和學校，沒收猶太人存款，砸毀猶太人的房屋，禁止猶太人傳教。

在佈道時，他大聲疾呼，要求趕走猶太人。他並且把猶太人和豬，相提並論，暗喻猶太人和豬有親屬關係。

當我讀到這樣的記載時，震驚之餘，我終於可以稍明白，納粹將猶太人「非人化」的根源，來自何處。以及納粹對猶太人的許多迫害和屠殺，為什麽可以心無愧疚。

因為教宗會議規定，猶太人不可以做任何基督徒從事的職業，所以猶太人被迫隻能從事交易與貸款業，因為這是教會禁止基督徒做的行業。

此後歐洲社會，除了對猶太人有宗教偏見之外，更增加了職業偏見。

猶太人也從此身負「高利貸商人」，和「重利剝削」的負麵形象。

十九世紀後期，因為猶太人逐漸擺脫基督教會的約製，開始有較大的自由，得以進入各種行業。

不論科學，音樂，新聞，政治，和一般商業，都有越來越多的猶太人側身其中，並且表現非常優秀突出。

這樣的轉變，卻也同時激發了一股「反猶太主義」。

「反猶太主義」反對猶太人進入一般市民社會，反對猶太人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各種權利，反對被猶太人同化。

「反猶太主義」不是因為宗教信仰的歧異，而是反對猶太人擁有平等的權利。（在我看來，其實比較像是害怕遭遇猶太人的競爭，害怕自身的地盤被搶。）

相信在美國居住過的華人，對這一點，有極度熟悉之感。

因為即使以美國的民主，多元與包容，其主流社會，對華人在各個領域中突出的表現，仍然呈現了不同程度的反華和排華傾向。

十九世紀，帝國時期的德國，已經有強烈「反猶太主義」的出現。

當自由主義衰頹時，沒有了自由主義的氛圍支持，言論便導向激烈的民族主義。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反猶太主義」運動就開始蓬勃發展。

因為猶太人被視為自由化和現代化的表徵，更被視為威脅德國文化遺產，破壞傳統社會結構的代表，所以「反猶太主義」被德國民族主義者，開始用來鬥爭猶太人。

十九世紀末開始，生物優生學，種族學說，達爾文學說等等的發展，更使「反猶太主義變成「種族的反猶太主義」。也就是說，從此認定，猶太人因為生物學上的缺陷，即使改信基督教，也永遠不能變成真正的日耳曼人。

許多學者更紛紛為「種族的反猶太主義」，提供各種學術理論基礎。這些學者，大多在著名大學任教，望重士林，並對學生和知識言論界，有極大的影響力。

幾個例子：

（1）杜林

他是知名的哲學家和經濟學教授，發表「猶太人對許多種族造成危害」的論述，為反猶太主義的理論奠定根基。

（2）傅立石

為了反猶太人，出版了如「猶太主義者問答手冊」，「猶太人問題手冊」之類的書，納粹人公開說「猶太人問題手冊」是他們的「精神工具」。

（3）雷茲

是種族學教授，不斷論述要如何力保北歐種族純潔，和各種優生措施。

（4）華格納

他是至今仍然舉世知名的音樂家，請看他怎麽說猶太人？

「猶太人是人類衰落的魔鬼形象。」

「猶太人是寄生動物。」

「猶太人最佳的解救，就是讓他們滅亡」

吃驚嗎？我必須承認，我受到極大的驚嚇。

（5）張柏倫

他認為，為了維護亞利安人的種族純淨和文化優勢，與猶太人的鬥爭，是一種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對抗。

納粹幫凶，甚至包括了德國大哲學家海德格。

最後，反猶太主義的結論是：「猶太民族是全體人類的災難。」

於是，至此，所有德國發生的大小問題，不需證據，不論理由，都可以順理成章的歸咎給猶太人。

德國戰敗，是因為猶太人扯後腿，發國難財！

德國經濟凋敝，是因為猶太人興風作浪！

共和政府無能，是因為猶太人！共產黨猖獗，是因為猶太人！社會道德低落，也是因為猶太人！

在他們眼中，猶太人已經被徹底妖魔化，非人化，所以猶太人被迫害時，無須對他們抱持同情！

這些人士的發言和論述，當其時為種族主義加溫，增強納粹聲勢。納粹掌權後，又根據其理論，提出迫害和屠殺猶太人的幾百項政策。

讀到這些反猶太主義學者的論述，我隻有一個感想：千萬不要因為一個人是學者，博士，是專業人士，或是能創作出優美的音樂，就認定他會是充滿人道主義，有完整人格的人！

就以為他的話值得聆聽，他的行為值得尊敬。就以為他一定是對的。

真的！

德國主流社會對共產黨的恐懼和疑慮，是造成另外一個集體仇視猶太人的原因。為什麽呢？其實這是因為一連串的貼標籤，和許多偶然造成的。

原因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人馬克思，是猶太人。

原因之二，是因為當時德國共黨的領導人中，有少數幾個人是猶太人。然而這是因為當時德國的團體和政黨中，共產黨是少數對猶太人友善，容許猶太人加入的團體。

原因之三，是因為當時的威瑪共和政府，有少數內閣是猶太人。所以德國人認為政府對共產黨的軟弱，是因為猶太人。

於是，德國人對共產黨可能赤化德國的恐懼，和反猶太主義，這兩種強烈情緒相乘相加，更嚴重激化了對猶太人的仇視。

5 政治操作

因為社會中，猶太人企業家和政治領袖，多半主張履行凡爾賽合約，主張以和談和談判，代替對抗和衝突。所以輿論一般都把猶太人視為出賣德國利益，是賣國賊。

但儘管政府不時有意無意的，將國家的問題，歸咎於猶太人。但猶太人在威瑪共和中，還能取得外交部長的職位（雖然他因為主張國際談判，被視為猶太賣國代表，因而被極右派暗殺死亡。）

可見猶太人當時雖然備受歧視和敵視，卻仍有最起碼的生存空間。

納粹是德國最後走向滅絕猶太人，真正最重要的原因。

即使有前麵種種曆史文化因素，和政府的政治操作，而德國的反猶太主義，也對猶太人處處打擊，但猶太人在德國的生存權，卻仍然有挽回的餘地。

但是，因為納粹仇視猶太人的整體論述和文宣，以及其後的掌權，甚至製定法律，屠殺猶太人，才造成猶太人最後悲慘的命運。

因為曆史和文化因素，德國人民對權威的服從，遠高於英美兩國。對由上而下的「真理」，並不強烈排斥。

這一點，東亞許多國家，因為有類似的曆史和文化背景，所以都同樣呈現了，從帝製走向共和的艱難轉型。也就是雖然形式上具備了民主，但人民和社會機製，卻無法很快的從帝國時，尊敬皇權的意識形態，轉變成挑戰威權，承認權力需要製衡的公民社會。

加上德國戰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合約。

在國際上，德國處處遭到抵製和羞辱。人民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飢餓問題嚴重，於是極左的共黨也在國際風潮下，有立足之地。（雖然得票率不高）

希特勒掌權以前的幾次國會選舉，極右派渴望恢複帝製，極左派則想要建立共產政權，兩者的選票，加起來有超過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民，並不信任民主體製，而要求某種集權和強人政治。威瑪共和政府，之所以還沒有被推翻，仍然可以苟延殘喘，隻是因為這極左和極右兩股勢力，彼此生死纏鬥，絕不妥協。

國家內憂外患不斷，民不聊生。

對國際打壓的仇恨，對政府無能的絕望，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塑造了德國當時的主流民意，和整體社會氣氛。

麵對所有難題，政府幾乎無力解決。在絕望之餘，人民下意識的願望，便是期待一個強人，以強權和魄力，解決德國所有的問題，讓德國重新壯大，恢複德國往日的榮光。

這一切，都為納粹和希特勒，提供了滋長壯大的土壤。

以上“戰栗的未來”節錄自黃智賢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