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幾周前（2015年3月6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題為“中國崩潰論”（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文章。此文指出：“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它退出曆史舞台的速度將超過許多人的想象”，中共的覆滅過程“可能是漫長、混亂和充滿暴力的”。

一石激起千層浪，文章即刻在海內外掀起一陣波瀾，可以想見它在中國引發的熱議。很快，中共的“喉舌”類媒體《環球時報》刊文，宣稱作者的動機有問題，斷定這是“學術研究的敗筆”，並警告“沈大偉如果做‘中國崩潰論’的先鋒鼓吹者，他的學術結局一定是悲劇性的”。

許多中國學者在對沈大偉觀點表現出驚訝之餘，會好奇這樣一位長期的“溫和派”，怎麽突然轉變立場，提出“中國崩潰論”？中國官媒也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指責沈大偉“前後矛盾，情緒化，對聳人聽聞結論的熱衷明顯高於對搜集新證據的熱情”，有著“過山車般的邏輯”，其“學術作風和操守”存疑。要知道，沈大偉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對中國和中共持樂觀的看法。

想要完整了解沈大偉的觀點及其演進，最佳的途徑無疑是直接閱讀他的學術著作和文章。熟悉沈大偉的人知道，他對中共看法的轉變至少在兩年前就已經開始了。2013年，沈大偉出版了《中國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國》（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一書，在這部三百多頁的著作中，沈大偉一改之前看好中國的立場，第一次係統性地表現出悲觀情緒。在此後一年多時間，沈大偉多次發文，不斷詮釋此書觀點。如果說該書是其研究生涯的一個轉折點的話，那麽，經過兩年多，特別是通過對中共新一屆領導班子上任以來中國政局走向的觀察，沈大偉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判斷，隻是今天的他更為悲觀了。

沈大偉是學者，更是凡人。既如此，我們就不應指望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觀點，更不能要求所有人都高興。讓我們暫且將沈大偉具有爭議的結論擱在一邊，看看最近幾年他都說了什麽，說對了什麽。畢竟，談論別人的正確遠比指責其錯誤更讓人愉悅。

先簡要回顧一下“中國崩潰論”發表前，沈大偉對中國的看法。2007年，沈大偉出版了《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 Adaptation）一書，該書認為中共通過學習和適應，尤其是能夠借鑒前蘇聯垮台的經驗，有潛力去克服和解決前進中遇到的問題，比如腐敗以及重塑權威等。這本調子相當溫和的書很快便有了中譯本。

依沈大偉的介紹，《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關注的是中國內部政治問題，而耗時五年完成的《中國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國》談論的是中國走向世界以後的情形，重點在於闡釋中國的對外行為及其政治後果。因此，這兩本書似屬姊妹篇，盡管它們的調子完全不一樣。

在《中國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國》中，沈大偉從中國的全球定位、外交、全球治理、經濟、文化以及安全等諸方麵反思了中國的全球影響，首次得出了悲觀的結論。通過對中國現狀與困境的分析，指出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成為有影響力的大國。中國距離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大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的話。即便如此，中國也永遠不會“統治世界”（英文版第5頁）。

2014年夏天，沈大偉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上發表“中國力量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Chinese Power）一文，這篇文章從中國外交、軍事能力、文化存在、經濟實力和國內因素等五個方麵分析了中國的全球地位，認為中國在若幹領域雖有光鮮表現，但質量卻差強人意，這些弱點將阻礙中國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國。在整個21世紀，中國可能僅是一隻紙老虎而已（第40頁）。

在最近這篇“中國崩潰論”中，沈大偉再次列舉了五個他認為可以說明問題的事實，即大批經濟精英移民海外、思想自由和言論表達受限、許多對黨忠誠的人實際是在裝模作樣、猖獗且難以根除的腐敗問題以及經濟改革因利益集團強大阻力而舉步維艱等。這五個事實共同指向兩個要害問題，即中共不僅麵臨“體製脆弱性”，而且存在“係統性弱點”，現有體製根本無法克服這兩大缺陷，因而，崩潰是可預料的。

在談到中共的未來時，沈大偉認為依目前中共的作法，結局恐怕會與前蘇共殊途同歸。前蘇聯因為放鬆管製而解體，而中共會因為加強管製而崩潰。中共不希望重蹈前蘇共垮台的覆轍，因而不敢懈怠。借鑒前蘇聯的教訓是有益的，但中共似應更多從美國成功的經驗中得到啟示。要知道，穩定和自信的政府從來不會通過壓製民眾自由選擇的權利來實施管理，中國眼下的現實恰好說明中共領導層的深層焦慮和不安全感。實際上，以穩定和安全為由，限製公民的自由表達不僅代價高昂，而且不可持續。

需要指出的是，沈大偉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討論的對象其實是中共，而非中國。至於文章標題“中國崩潰論”，依沈大偉的最新解釋，是該報自己起的，而非其本意。“我不是預測中國崩潰，而是預測中共延長式的衰落”。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為中國和中共從來就不是一回事，盡管總有人有意或無意地混淆他們。

對於沈大偉提到五個問題，那些熟悉中國、了解中共體製的人士自然會表示認同。至於由這些問題是否導出中共崩潰的結論，則屬“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範疇。雖見微可知著，但即便是最令人尊敬的專家當年也沒能準確預料前蘇聯的垮台，甚至美國中情局也未做到。沈大偉清楚這一點，正如他提到的，“預言一個專製政權的滅亡實屬冒險”。

目前，圍繞沈大偉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他的結論上，人們對支撐他結論的那些基本事實以及邏輯推演似乎並不太在意。然而，與其關注沈大偉的結論，不如認真反思一下他不厭其煩提到的中國問題，尤其他對中共困境入木三分的刻畫。

眾所周知，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國內言論空間大幅收窄，自由派人士遭到打壓。執政黨不斷發出前後矛盾的指令，令人倍感涼意，混亂不堪的政策譜線更讓人匪夷所思，摸不著頭腦。一方麵，執政黨在推進經濟改革，鼓勵科技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另一方麵，又通過限製人們的自由表達，來鞏固政權。例如，憲政民主、公民社會、言論自由等都成為敏感詞匯，許多境外網站被屏蔽，大學使用的外國教科書遭到審查。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執政黨似乎是想向世人證明，他們既能控製住人們的思想，又不至於扼殺中國人的創新能力。

隻是，人們稍加思考，便會發現這二者相互衝突，不可協調，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限製人們自由表達的同時，成為“創新型”國家。但執政黨就是不信“這個邪”，幻想自己由“特殊材料製成”，硬是想通過大規模的社會實踐，將本來水火不相容的兩極放在一起，這種類似賭徒的心理不僅置民族利益於不顧，而且極有可能將國家帶入一種難以收拾的危險境地。

作為一位中國問題的長期跟蹤者和研究者，認識的深化甚至看法的改變其實都是正常的，因為研究的對象即中國本身正進行著快速的變化。這一點在《紐約時報》（2015年3月15日）刊發的問答錄中得到了印證，沈大偉提到自己觀點的改變，“純粹是因為中國和中共發生了轉變”，並強調“關注中國的觀察家們都不會堅持那些已經失去實證基礎的論點”。

通常，麵對同樣的問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自然地，對沈大偉的觀點也會有不同的解讀。作為一位普通中國人，出於現實的考慮，我並不希望中共崩潰，因為那會使得這個國家陷入混亂，倒退上百年，後果不堪想象。於是，一種恰當態度是，沈大偉隻是給出一種警告而已。另一種有益無害的想法是，被人批評，說明我們重要，一旦沒人批評，沒人關注，反倒說明我們真的沒那麽重要了。

如果不是沈大偉這篇標題“雷人”的文章，我可能不會把他近年的論述找出來看。我曾在中國的會議上聽過沈大偉的發言，但無論是他的發言內容，還是他最近的文字，我都未覺得有何不妥之處，因為他談論的不過是“常識”而已。即便是最近引發爭議的文章，我相信撇開標題不談，多數人也會認同或大致同意他對中國問題以及中共麵臨困境的分析。

考慮到社會科學家獲得的結論大都無法在實驗室進行檢驗，更何況對沈大偉的悲觀結論，我們更不可冒險進行驗證，否則那可能是一場民族災難。從這個角度上說，沈大偉的警告便有了某種特殊的意味。若執政黨借此深刻反省，順應世界潮流，響應時代召喚，拋棄不合時宜的做法，竭力避免“崩潰”出現，沈大偉豈不成就了一樁大事？

最後，但未必最不重要，作為一位嚴肅的學者，沈大偉沒有趨炎附勢，看人眉睫，他道出了自己想說的話。從這個意義上看，沈大偉至少是真實的和獨立的，這對於眼下中國學者而言無疑是一種稀缺的美德。僅此一點，沈大偉就值得點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