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到底是怎樣回城的？
——如何評價1978年雲南知青鬧事（2016年10月03日）
一篇文章在網上、在微信幾年來不斷流傳，標題是《知青是怎樣回城的，什麽原因才回城的。很多很多的知青是不知道的！》（下文稱“《原因》”）。
縱觀文章內容，如果按照《原因》標題，上山下鄉運動終止，知青回城的原因，就成了雲南知青鬧事，國家做出退讓。稍有腦子的都會問：是這樣的嗎？
網上搜索的結果，《原因》標題是後來篡改的。原文標題為《揭秘：1978年雲南知青集體大返城事件爆發前後》。本是就事論事，說的就是雲南知青大返城的事情。署名王心文，發表在2010年08月11日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網上查到，在大約四年以後的2014年6月17日，“凱迪社區”網站的“貓眼看人”頁麵上，轉貼來自2010-08-31鳳凰網資訊的這篇正文時，轉貼者以自己對文章內容的曲解，在上麵添加了一句“知青是怎樣回城的，什麽原因才回城的。很多很多的知青是不知道的！”把原本雲南知青的返城事情去掉了雲南的範圍，故意搞成似乎就是全國知青回城的原因。並將這句話當中的“知青是怎樣回城的，什麽原因才回城的”當作了轉帖的標題：
此後的轉載，也都如同跟屁蟲一樣，用《原因》的標題鼓吹起了雲南知青鬧事的意義。
同年，這篇文章在《華盛頓郵報》刊出時更是以訛傳訛，居然把原標題完全舍棄，把《原因》標題當作了主標題：
這就明確地把這篇文章的內容曲解成了“原因”，在網上就是這樣流傳起來，而且至今沒有看到不同意見。難道我們“思考的一代”就這麽徒有虛名？
這篇文章的藍本是九十年代網上流傳的反映雲南知青鬧事的報告文學，鄧賢的《中國知青夢》，這是作者1992年5月於成都寫成，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不知道王心文和鄧賢是什麽關係。可是我們看到，王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是鄧文中的內容，連關鍵人物的化名“魯田”都原封不動地搬來。
眾所周知，雲南知青鬧事隻不過是農墾知青回城高潮的一個導火索，這是沒有問題的。無論鄧文還是王文，也都是抱的同樣觀點和態度。雲南農墾知青在全部農墾知青中並不占最重要地位，而全部農墾知青在知青中也不過占20％左右的比例。將雲南知青的鬧事和返城，誤作全國知青返城的原因，則是轉貼者們在按照自己的曲解，不斷地在誤導著讀者，誤導著沒有經曆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甚至也誤導了一些至今不會獨立思考的知青。
不用問，國家有足夠的能力處理各種鬧事。雲南事件不久以後發生的新疆阿克蘇事件，同樣是知青，同樣是鬧回城，同樣是請願、絕食，不同的就是結果——不能成功。雲南事件的罷工總指揮丁惠民，以後多次鬧事，也再無成功的後例。雲南知青鬧事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上山下鄉無法繼續下去的大趨勢。
那麽對這次事件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呢？是的，雲南知青齊刷刷跪下一大片，很震撼，很可憐，但也很可恥！不好意思！作為一個老三屆插隊知青，我不得不這麽講。天下知青是一家，他們的處境很值得同情，他們的訴求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他們的做法、他們的部分口號仍然值得商榷。沒有原則地讚同，甚至對卑躬屈膝下跪也要當作“原因”表示“感謝”，實在是大可不必。
以上照片，都是來自《原因》標題下的各種轉貼。轉貼者用這樣的方式添油加醋地誤導著讀者，似乎靠著這些知青卑躬屈膝，才達到了“帝心惻隱知人弊”的效果。難道這樣的舉動真的就那麽“功不可沒”？
醜態百出的集體下跪絕對不可能是知青回城的原因！什麽樣的“魯田大慟”都不可能成為事件的轉折點。其實在王心文的文章當中，也包含著這段往往不能引起注意的內容：
魯田也聽說了，最近北京流傳著鄧小平一句不無幽默的話：“我們花了300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這，才是雲南事件發展的真正轉折點之所在！要沒有老鄧的意思，他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副部長，不過是個不能決定重大政策的政府普通工作人員，決不可能“電線杆子插雞毛”隨便鬆口，要求上級中央答應知青回城的訴求。
那麽到底知青回城的原因在哪裏？我們不難進一步想到：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這本是自打五十年代有知青那天起就存在的，但對知青回城毫無作用——上山下鄉不但還在繼續，而且規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影響也越來越廣泛。隻有文革“大亂”以後，上山下鄉出現了大規模集體插隊這個“新生事物”，從而引出的第三個“不滿意”——“農民不滿意”，才是真正讓上山下鄉不能繼續下去的關鍵原因。
有關知青運動停止原因的問題，老忠在其他文章中的分析可供參考，在此不多贅述。這裏隻是要強調：雲南知青鬧事，並非標題所標榜的，具有那麽重大的曆史意義。
《原因》文中提到，全國的知青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插隊落戶，另一類便是支邊的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上山下鄉有兩大模式：兵團（含農場）和插隊。文革前基本上都是農場和兵團，後來則以插隊為主。在人數比例上，插隊大約占了80％左右。盡管新一屆的國家領導人被插隊知青占了主要位置，但插隊知青的話語權仍然遠遠不如兵團知青。個中原因不是本文要談的。
一般的概念上，插隊知青不能像兵團知青那樣衣食無憂，沒有國家提供的後勤保障，更沒有帶薪的節假日，但管理上比較鬆懈——“不端你的碗，不受你的管”，相對有些“自由”。這種“自由”來自本質上的待業（即失業，絕非真正“自由”）。而兵團的“不自由”則來自體製內的約束和本質上的就業。
《原因》文中披露，雲南知青最最反對、最最敏感的，恰恰就是成為“農場職工”。他們的口號之一就是：“還我知青”。我們同樣看到，很多插隊知青在填寫自己身份的表格中用的是“新牧民”“新農民”，以“接受再教育”為恥，以“工農兵”為榮，寧願忽略“知青”的稱謂。這是兩類知青在理念上的重大區別！
《原因》文中還披露，所謂管得嚴，某些方麵在雲南兵團反而放得寬：“就在這樣簡陋不堪的屋裏，每間同時住著兩對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們大多屬於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兩三歲了……”如此提前的“性解放”，這在當初那個年代還能算“管得嚴”？山西夏縣插隊的北京知青，男女兩戀人均為老三屆高中生，1969年早就滿了婚嫁年齡，但申請到公社卻以“知青”為由拒發結婚證。日後因被迫“非法同居”還曾經被行政拘留。
在雲南兵團，連國家法律都在放寬貫徹執行，又如何能說“管得太嚴”？難怪直至今日，雲南兵團知青除了丁惠民偶有動作外，基本上是低調行事。也算得上“知恥近乎勇”。
希望轉貼者能使用文章的原標題，不要再以蓄意修改的《原因》標題繼續誤導讀者。應該更加清楚地認識雲南知青1978年事件，不是什麽《原因》，隻是一個導火索，並非標題所標榜的重大意義。通過這篇文章內容，我們對這個事件更應該給予一個更加客觀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