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得失與今天的中國

六四的本質是社會製度在適應生產力過程中產生的震蕩，而造成的一場悲劇。它通過非理性的方式釋放了張力，達到在下一階段有限時間內的穩定。今天來看當初對立雙方的行為都有合理與不合理的地方。我們並不能簡單的認為暴力鎮壓就是邪惡，至少應承認任何國家麵對社會動蕩達到一定程度時，暴力都具有了必然性。而在當時，不得不承認是政府一直在努力與學生對話，試圖通過非暴力的形式化解危機。這種努力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學生拒絕溝通、拒絕協商與妥協所導致。在當時他們希望強行的、急劇的、根本的改變現行製度，推翻統治階層，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衝動，必然會導致最終的暴力流血。他們其實並沒有一個明晰的、合理的、創造性的構想，他們想象中的社會製度可能隻是照搬美國製度，甚至連如何照搬也還沒有仔細思考過。更不用說，在當時沒有一個中國人能理性的意識到中國傳統體製可能並非一無是處，在未來中可能會具有的潛在價值。

然而，究竟是誰把學生推向了死亡的不歸路？我認為表麵上是這場學生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們。發起一場群眾運動必然不能依靠理性，而要煽動狂熱的道德激情。而狂熱的非理性的道德激情一旦煽起，就非發動者所能把握。所以，把學生推向了死亡的不歸路說是學生這一運動的群體，是“群眾”的道德激情。另外，中國曆史上一直在有效的馴化臣民的殉情激情。為大義而死，為君王而死，為國家而死，為父而死，為夫而死。它不是一種自然的情感衝動，而是人為的有目的的馴化。目的就是馴化個體服從製度。這樣的馴化的一個前提就是抑製社會成員的獨立思考，抑製社會的異己的聲音。異己的聲音不同於不同的聲音。中國曆史上一向不乏不同的聲音，但沒有獨立的思考和反叛的精神，其本質就變成一樣的了，都是關於如何維護現行的體製，而非對於體製的質疑與反思。這樣，整個社會就失去的獨立思考的能力。

六四是一場災難，但很可能是最小的代價。如果六四成功，對於中國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災難。而且，很有可能更糟。這是一個不幸的觀點。那麽，如果說六四是一場無法避免的災難，我們的不幸在於哪裏呢？我認為我們的不幸有幾個方麵：首先，我們至今仍然不能對於在這場災難中的死者公開的祭奠，那些領導者沒有懺悔也沒有祭奠。這其實反映了一種對待生命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對於構建一個真正幸福的社會可能才是根本的；其次，今天在大陸已經幾乎找不到任何六四的痕跡。我們銷毀了一段曆史。我認為這是一種作惡；第三，我們始終沒有能夠公開的、自由的對六四的悲劇進行理性的探討。以至於今天幾乎完全喪失社會的自由言論。今天幾乎沒有任何異端的聲音，也幾乎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而與之相伴隨的是執政黨的自信心的逐漸強大，發展經濟的熱情始終不減，而體製改革的意願漸漸消失。而在這些之中一個具體的糟糕的事例就是終身製的恢複。這些都為中國的未來帶來潛在的威脅。

而且即便在今天這個人類的現代日趨文明的時代，全球化的開放的環境裏，使得中國不至於走向災難的重演，這樣的生活，即便很有錢，很富豪，那也不是一種幸福的人生，甚至不是一種健康的狀態，更像一種被愛的牲畜，而非真正的人。

個體在曆史中往往隻是社會的一種工具，他們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們的損失也不會得到補償。當年那些一腔熱血的年輕人如果當時他們是躲在家裏，那麽今天也會和我們一樣好吃好玩享受這個時代的快樂，然而他們死了，他們的生命他們親人的痛苦有誰能補償呢？同樣，像鄧稼先有那麽大的才華，但用於研製大規模的殺人武器最終累死，這是一件值得榮耀的事情嗎？這有道德嗎？而當年那些死去的學生往往都是最真誠最熱血的青年人，鄧稼先也是真誠的、熱血的，那些學生成了無名的死鬼，鄧稼先成了民族的英雄，但他們其實都是無奈的，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國家的犧牲品，都是國家對於個體的強製的悲劇。

這些今天想來真讓人悲哀。當年那些青年人，人生很多的快樂還沒有享受，很多地方沒有去過，很多漂亮的衣服都沒有穿過，就在一場運動中被子彈擊中了。
 

立
2019/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