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昨天仙逝。她吃完早飯，便在沙發上睡著了。就這樣祥和地去了。二哥喚來了120急救醫師，但母親已經沒有生命體征。一顆慈母的心不再跳動。

母親帶著九十個春秋遠行了。

所有的慈母都偉大，但各人的慈母有不同的偉大。

先分享幾件兒時的小事吧。

五六歲時練毛筆字，自然寫得歪歪扭扭。母親從身後走來，左手扶著我的肩，右手捏著我的手，寫了一個“來”字。母親也沒說話，寫完字就離開了，留下我呆呆的看著這個清秀挺拔的來字，心裏便油然生出對母親的無限崇敬，原來母親的字寫得這麽漂亮。

後來就文革了。父親被關押，房門貼上了交叉的封條，一時間無家可歸。父親早年工作過的鄉村裏的村民們聽說了，便挑著擔子，推著小車，把我們接過去，住在不是親戚勝似親戚的大姨大伯家裏。大姨大伯把家裏房子的一半給我們住，吃的蔬菜也是他們地裏種的。那個年代的老百姓，心裏有正氣，知道善惡對錯，相信父親母親是好人。盡管有戴著紅袖章的拿著革委會介紹信的人來到鄉村，警告鄉親們說我們是反革命家屬，但鄉親們並沒有疏遠我們。隻是後來天越來越黑，風越來越急，鄉親們就隻敢在半夜裏在我們家門口放一袋紅薯。

文革時鄉下很窮，大家都是食不果腹。但母親總會想出一些辦法和大家一起度過難關。有一次母親去中藥店，聽說曬幹的半邊蓮和金錢草可以賣三毛錢一斤，便告訴我們去采挖半邊蓮和金錢草。如果你在江南鄉下呆過，便知道山邊地頭到處是半邊蓮和金錢草，所以這些雜草便成了我們的經濟來源。

記得那時侯村裏的叔叔嬸嬸都知道母親是有文化的土改幹部，是能人，點子多，所以大家老看著我們家在幹什麽。看到我們采挖半邊蓮和金錢草，便要來問個究竟。母親雖然知道尋找商機，卻不知道保守商業機密，竟把半邊蓮和金錢草的價值原原本本和盤托出。於是全村傾巢出動，都去挖半邊蓮和金錢草了。

於是三毛錢一斤變成了三分錢一斤，最後完全不收了。

父親很快於一九六八年在關押中含冤去世。生前寫了很多檢討，說他不是走資派。他投身革命以來，隻有三件東西是私人財產，而且都是解放前上中學時遺留下來的：一支派克鋼筆，一個馬蹄形磁鐵，和一隻“英雄”牌口琴。現在想來，父親也是個書呆子，以為文革中的世界是個講道理的世界。

再後來就到了1970年，不知道黨中央哪個領導大發善心，出台了一項所謂“給出路”的政策，就是對地富反壞右，不再斬盡殺絕。我們一家被安置在一個農場。記得有一次在食堂看人打乒乓球，一不小心竟把人家的乒乓球給踩了。人家一疊聲地喊著要賠。那時候一個乒乓球一毛六分錢一個，我身無分文，如何賠得起？幾個大人來解勸半天我才得以離開。走出食堂，恰好碰到母親走過來。母親看到我兩眼含淚，欲零還住的樣子，便用世界上最溫柔的聲音問我出什麽事了。待我把話說完，母親輕輕地安慰我說，“別難過，媽會賠他一個新球的。”

現在的人也許不知道這句話的輕重。那時候母親在農場養豬，早出晚歸，忍氣吞聲，每月工資也隻有十五元，算起來工作一個小時隻有六分錢。母親要在豬欄裏辛勞三個小時才能賺到一個乒乓球。農場為了多養豬，就在紅土山邊挖一排山洞，把豬養在山洞裏。每逢下雨，山洞便“屋漏無幹處”。那母豬便將一點幹草，搬到這裏，又挪到那裏，唯求一窩小豬能有一寸幹地，可以棲身。母親看到母豬小豬可憐，隻急得哭。人再聰明也有無奈的時候。

那時候的豬食，是所謂的糖化飼料。就是把池塘裏撈上來的水葫蘆和水浮蓮和菜園裏割來的蔬菜一起切碎，一層層堆積在一個飼料發酵房裏，每層之間放一些酵母和其他一些不知道是啥的粉末。發酵幾天後溫度便很高，飼料變得微甜，所以叫糖化飼料，可以直接取出來喂豬。這種方法省去許多能源消耗，養豬場連煮豬食的鍋和爐子都不用了。隨便到山邊挖一排山洞就可以養豬。

取飼料的時候，因為飼料很熱，所以飼料發酵房旁邊通常有一把鏟子，把飼料鏟到筐裏再拿到豬圈去喂豬。但那把鏟子經常找不到，母親有時急了就直接用手去扒那滾燙的飼料，所以母親兩手不但粗糙，而且皮膚常是破的。有時我也用手去扒，但母親總攔著不讓我。

農場裏的職工，沒有鄉下的百姓那麽淳樸。農場裏有幾位“吃皇糧”的國家幹部，在平常職工眼中便如同是皇族一般。有一位養豬場的職工是其中一位國家幹部的妻子，十分狂傲，人稱為“半瓣猖”。每次母親提出大家都認為是很好的建議， 這位“半瓣猖”便要用尖刻的語言搶白反駁。母親不想和她爭辯，每次都是忍氣吞聲，一笑了之。

母親自己可以忍氣吞聲，但看到子女受氣便坐立不安。我七五年中學畢業後也在農場參加勞動。人在社會底層極度自卑的時候，往往也極度自大，我當時便是如此。有人於是借機挑撥我和生產隊長之間的關係，導致生產隊長常給我小鞋穿。我當然不敢告訴母親，怕她擔憂，但母親終於知道了，於是便想方設法幫我在農業局計量站找到了一份工作。農業局的人很好，有些叔叔伯伯還和我聊他們過去和我父親的交情。

父親去世以後，母親常在夜深時哭泣。幾年後看到母親為父親平反所寫的一疊疊的申訴材料，真是字字都是血淚。也不知道母親那裏會有時間寫這麽多訴狀。或許都是在我們睡覺的時候寫的吧。

現在的孩子，怎知道為父為母的艱辛。

農場的孩子從小便想辦法賺錢以補貼家用，大家常常割草賣給農場裏的一個奶牛場。一分錢一斤。稱重的叔叔叫歪嘴叔叔，雖然他的嘴並不歪。究竟為什麽叫歪嘴，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但他每次總是用很和善的眼光看著我，稱我的草時也總是把稱陀往外推，把稱杆壓得低低的。

我慢慢便注意到別的孩子的草總是濕的。剛開始以為他們是在水邊打的草，但後來發現他們是在水裏浸了一下才挑來賣。雖然我知道這樣做不對，雖然我和心裏頭的魔鬼爭戰了很久，但最終魔鬼還是贏了。

至今記得那一天，我挑著浸了水的草去了奶牛場。歪嘴叔叔稱了我的草，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我自覺慚愧，但慚愧很快消失，因為領的錢多了。

出了奶牛場，剛好看到母親從養豬場回來。母親看到我，很高興地說，“早上看到歪嘴叔叔。他說你很乖。別的孩子都把草浸到水裏，就你沒有。你對的起你死去的爸爸，是一個爭氣的孩子。”

如果你不知道五雷轟頂的意思，那你現在就知道了。

人是很容易變壞的，因為魔鬼無處不在。如果你沒有變得太壞，不是因為你有什麽特別，而是因為你的母親或者父親是一位在暗中守護著你的天使。

十多年前回國探親，母親和我談心說，”媽一生爭強好勝。但前些時候參加了一次老同誌座談會，才發現還是男同誌見多識廣。媽幾十年偏安一隅，現在真是坐井觀天了。”

我聽了良久無語，感觸良多。想起我在自己的專業裏十幾二十年，豈不也是偏安一隅麽？恐怕在學術界也早已是坐井觀天而不自知。

母親的警鍾，總是在經意與不經意之間輕輕敲響，就像是及時雨悄悄潛入久旱的心田。

和母親最後一次見麵是2019年夏天。母親給我削了大梨子。我說梨子這麽大，我們一人吃一半吧。母親回答說，傻孩子，梨子是不能分吃的，因為分梨和分離諧音，不吉利的。我當然不想和母親分離，於是就一個人把個大梨子吃了。

可還是和母親分離了。二零一九年的分離，竟成永訣。但我心裏知道，母親想我，我也想她。母愛大如山，春暉無盡處。

謹以此獻給平凡而又偉大的母親。

（母親的身世，可參看《永豐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