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趙永新攝
戴海龍簡介:1974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化學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後;曾任賓夕法尼亞大學化學係教授、係主任;2010年起任天普大學科技學院院長;2013年2月至今,任天普大學教務長、資深學務副校長。
其研究領域為物理化學,曾獲得美國化學學會、美國光學學會等頒發的多個獎項。
他擔任費城華聲合唱團指揮17年,指揮過4場大型交響音樂會。
在中外科技界,喜歡音樂的科學家不乏其人,但能登台指揮樂團的,則是鳳毛麟角。美國普天大學副校長、華裔科學家戴海龍博士,就是一位“下得實驗室、上得大舞台”的科學家兼音樂指揮。
前不久,他應北京埃克森特樂團之邀,與中央音樂學院小提琴演奏家柴亮同台合作,在北京音樂廳指揮了一場美輪美奐的“難忘的旋律——世界經典名曲交響音樂會”。他指揮的《卡門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流浪者之歌》等中外名曲,贏得了陣陣掌聲。
科學家是怎樣拿起指揮棒的?作為大學副校長,如何兼顧管理與科研?作為華裔科學家,他推崇的文化思想是什麽?演出結束後,記者就這些問題對他進行了獨家專訪。
音樂就像生活中的紅酒
它對每個人都很重要,能讓你的人生更美滿
記者:聽說您考大學時想讀音樂?
戴海龍:我是從小就很喜歡音樂,高中畢業參加聯考之前,真是很想去念音樂,畢業後當指揮和作曲家。但父親想讓我成為一名工程師,我自己也琢磨:莫紮特從4歲就開始彈鋼琴,自己則是到了十幾歲才看到鋼琴,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後來,我考入台灣大學地質係。後來發現地質學刺激不起我的興趣,大一讀完後就轉到化學係。大三的時候,有一位叫張娟娟的美國大學教授到台大開了近代物理課。我主修化學的同時輔修她的物理課,聽完後感覺之前包在自己腦袋外麵的“保鮮膜”被打開了,思路豁然開朗。
記者:您是什麽時候開始當指揮的?
戴海龍:上大學後,我對音樂的欲望一直保持著。台大雖然沒有音樂係,但有一個水準很高的合唱團,幾百人報名、考試,最後隻錄取了40人。我考進去後當助理指揮。我們開過很多音樂會,也請很多專業教授來授課,我就跟他們學指揮。
從1971到2003年,我一直做合唱團的指揮。1995年,費城市慶祝“中國城”建成125周年,委托我辦一個音樂會。我當時擔任費城華聲合唱團的指揮,之前曾與費城最大的專業合唱團——“孟德爾鬆”合唱團合作過。該合唱團的指揮哈勒是天普大學合唱係的係主任。我就邀請他合作,組成了一個80人的管弦樂隊和200人的合唱團。我倆各自指揮半場,生平第一次指揮管弦樂團。
之後,我分別在2008年、2010年指揮了兩場交響音樂,這次是我第四次擔任大型樂團的指揮。
記者:在您看來,音樂與科學有怎樣的關係?
戴海龍:我自己認為科學跟藝術沒有必然的內在聯係。但我覺得,一個人即使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做久了也會感到煩擾,需要一種另外的事情做消遣。
科學跟音樂特別是古典音樂,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需要“門檻”。你都要稍微入點門,才能領會其中的奧秘。這就像喝紅酒,喝第一杯時可能不覺得好喝,隻有慢慢品味、體驗,到一定階段後才會發現其中的樂趣。
記者:音樂對您的人生來說,意義何在?
戴海龍:通識教育有幾個目的:成為貢獻社會的合格公民,掌握養活自己的專業技能,享受或者美化人生。
音樂其實是我們生活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對每個人都很重要,隻不過看你喜歡哪一種類。古典音樂就像生活中的紅酒,能夠品嚐“紅酒”的人生,才是有趣、美滿的。
“仕”不忘“學”
在美國不管你多有名、多有成就,競爭經費時沒有任何優待
記者:您現在是天普大學的副校長、教務長,還有時間做科研嗎?
戴海龍:無論是做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化學係主任,還是現在當副校長,我都沒有放棄科研。我一直以“做活躍的科研人員”為榮,目前還在指導8個博士後和博士生。
我主要是參與實驗設計,指導學生做實驗、寫論文,但是不進實驗室。
我每個禮拜都召集學生開兩個鍾頭的會議,討論實驗中的問題。我還經常參加學術會議,有時候還到其他大學去做學術演講,介紹科學的新進展。
記者:您為什麽一直堅持做科研?
戴海龍:一邊做管理一邊做研究,是需要一點堅持的。就拿我來說,現在做研究最難的就是競爭經費。在美國不管你多有名、多有成就,在競爭經費的時候沒有任何優待,評委們照樣對你的申請報告雞蛋裏挑骨頭,一些人就因為受不了這個而放棄。我常常是“好漢打落牙和血吞”,一次不成功就接著申請。
我擔任天普大學科技學院院長的時候,有人就跟我講:你都當院長了,就一心一意做管理吧。但是我覺得,即使“仕”也不要忘記“學”。中國曆史上的許多大文學家,當了大官照樣不忘“學”,擠出時間讀書、做文章。
現在天普大學的所有學院都是我管,一年支配的教育經費有七八億美元;另外還有9個部門,包括學生宿舍管理。這樣就很容易給自己一個借口,放棄科研。
我之所以堅持做科研,還因為是“工作需要”。比方我管研究,如果發現院長做研究都會遇到種種問題,那當教授的人問題就更嚴重了。因此,我會認真考慮解決的辦法。
記者:您既做管理又搞科研,有時候還要指揮音樂會,也是有得有失吧?
戴海龍:是的,我因此放棄了很多。比如說,社交在美國的學術界也很重要,這方麵我參加的就比較少。我有時候和太太開玩笑:我可能要先得諾貝爾獎,然後才能選上院士。
但我從不後悔,因為做人做事情就要對自己真實。
衣食足而知榮辱
做科學不僅要讓人尊重,也要讓人羨慕
記者:目前國內青年人對科研的熱情大不如以前,甚至一些優秀的博士生畢業後放棄了科研。您怎麽看這個現象?
戴海龍:幾年前我問我們法學院的院長:從你的觀點來看,21世紀經濟發展的兩個最大動力是什麽?他回答說:一個是科技,一個是全球化。
我自己也認為,科技是推動經濟社會進步的最基本要素。無論是美國、德國,還是自然資源缺乏的瑞士、瑞典,都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的青年人不那麽熱愛科研,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跟待遇有關。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應該讓從事科研、教育的人過上有體麵的生活,既讓人尊重,又讓人羨慕。如果研究生的收入趕不上開出租的,那就有問題了。
記者:目前的確存在研究生找工作競爭不過本科生的現象。
戴海龍:我一直認為,大學教育必須要跟工業界結合。舉個例子說,德國的人口隻有美國的1/3,但每年畢業的化學博士跟美國一樣多,一年約培養2000個化學博士,大多數都進了工業界。德國的化學工業之所以保持領先,就得益於此。
在很久之前,德國工業界就和學術界有一個默契:少雇本科生、多用博士生,所以本科生一定要念完博士才容易找到好工作。讀博士最重要的,就是通過係統的科學訓練,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他參加工作後,就能使企業的技術得到更好的提升。
台灣在經濟轉型期就做得不夠好,工業界喜歡雇碩士,所以當時台灣做研究的以碩士居多。其結果,是除了電子工業比較發達外,其它領域乏善可陳。
在中國大陸,應該考慮讓工業界和學術界達成這樣的默契,把人力資源導引到正確的方向,這樣才有助於加快轉型升級。
儒家文化與科學並不衝突
關鍵是要厘清優劣,發揚其精髓
記者:看得出,您對儒家文化非常推崇。
戴海龍:我的確很崇拜儒家文化。我在指導學生的時候,常引用孔子的話,比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等等。
記者:有人說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文化阻礙了中國科技的發展。
戴海龍:我看不出儒家思想和科學的發展有什麽衝突。
比如《論語》中說,“子入太廟,每事問”。這說明孔子是很有追根究底精神的,不懂的事都要問個水落石出。再比如,他是很提倡學術平等的,這從他與子路等學生的對話中就能看得出。
我個人覺得,阻礙中國科學發展的,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忽略自然科學、偏重經史的科舉製度。
記者:您認為儒家思想最為核心的是什麽?
戴海龍:是“仁”。“仁”由兩個“人”構成,其本意就是平等、尊重、友愛、寬容,從中可以引申出很多有益的理念。
記者:您為什麽這麽推崇儒家思想?
戴海龍:我覺得任何一個社會要有一個大家都應遵循的價值觀。
儒家思想已經有2000多年的曆史,如果丟棄了會非常可惜。
我並不是說照本接收。學術界要把曆史上的儒家思想重新洗滌、厘清,把有價值的東西傳承、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