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許多新中國的新貴們附和著那個新中國的新主子而一窩蜂地去圍鬥梁漱溟先生時,原國民黨高層人士何香凝、陳銘樞則為挨整者說了公道話。
何老太太在那個一邊倒的會議上,“唯一”發言肯定梁漱溟曾經反過蔣介石,從而回應了毛澤東對梁漱溟的潑罵:“他什麽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麽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罵聲中,仍然稱挨罵者為“梁先生”,令這聽用者久久不能忘懷。
陳銘樞則在會上逼毛澤東表態:梁漱溟問題究竟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費舌耗時”;若是後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漸醒悟”。毛澤東答複:“梁漱溟這個人很反動,但沒有發現他暗中有什麽活動,也沒有發現他與美帝國主義、台灣有什麽聯係,因此,他的問題仍屬於思想範圍的問題。”
當老共產黨人賀龍落難而其子女無處可躲時,老國民黨人何香凝收留了他們,並把他們藏在周恩來嚴令不許任何人衝擊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臥室。
當劉少奇已被公開批判而許多中共高層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時,宋慶齡仍給劉少奇子女寄賀年卡,並向劉少奇夫婦贈送《宋慶齡選集》,還在書上寫著:“敬愛的劉主席、王光美同誌”。
“林彪事件”爆發後,“文革”酷烈形勢有所緩解,劉少奇子女“給他們熟悉的叔叔阿姨”寫信,請求把他們“要求見爸爸媽媽”的信轉交黨中央、毛主席。他們寄給其他人的信有什麽反應不得而知,寄給宋慶齡的信則如願地轉交到了毛澤東的案前,並獲其批示:“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
接下來的問題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的手法,對於毛澤東來說有何意義呢?能獲得什麽樣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這一整人手法能夠獲得現實與曆史兩方麵效用。
關於“讓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這一手法的現實效用,主要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麵:
其一,能夠造成人人喊打的聲勢,既鼓勵打手,又震懾對手。
在中共黨內,彭德懷不僅戰功赫赫,而且為人剛直,敢作敢為且口無遮攔,如敢於在中南海高層會議上疾言指責毛澤東:“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如敢於當麵斥責周恩來:“老奸巨猾”。這就使得許多中共高層人士都很忌憚他,忌憚他直言骨鯁,不留情麵。
顯然,要整治這樣一個令許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這許多人都發動起來,相互聯手且相互壯膽地去圍鬥他。其間,人越多,勢越大,收效也就越顯著。
毛澤東自是深諳此道,自下決心整彭德懷起就不斷擴大整彭規模:先是在廬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員出席的整彭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擴大為所有中央委員出席的整彭會議(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繼又在廬山下,把一百餘位將領出席的整彭會議,擴大為一千餘位將領出席的整彭會議,即是把全軍每個師以上單位的兩位正職首長統統調集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圍著彭德懷大吼大叫,將星燦爛且唾星四濺。
彭將軍身經各種惡戰,卻從未遭遇如此狂亂的口水戰,惶惶然而無所措,最終不得不做出退卻,寫出違心檢討:“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徹底的揭發和批判,消除了製造黨內分裂的一個隱患。這是黨的偉大勝利,也給了我改正錯誤的最後機會。”毛澤東見此檢討即做批示:“此件印發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夠測試手下人對他毛澤東的態度,猶如趙高“指鹿為馬”,視順應者為可用之材,視不應者為必除之敵。
毛澤東在其整人過程中,特別在意手下人的“立場問題”或“態度問題”,即在意他們是不是旗幟鮮明地站在他毛澤東一邊;而不問他毛澤東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即在意他們是不是把對他毛澤東的忠誠置於對事實真相的求證之上。
在中共黨內,彭德懷曾一直被公認為是一個襟懷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個愛國、愛黨的人。毛澤東心裏明白這一點,並明白其他黨人也明白這一點。
可是,毛澤東偏偏要指控彭德懷是一個陰謀家、野心家、叛國者、反黨分子,偏偏要把“鹿”說成是“馬”,並嚴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態,說一說這“鹿”究竟是“鹿”還是“馬”?
隨後,他便放過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說成“馬”者;而揪住那些異議者,那些堅持把“鹿”說成“鹿”者,將他們也一並打倒,也一並指“鹿”為“馬”,指控為彭德懷同黨分子。
據劉少奇的一個衛士回憶,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長散步時,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發現許多中央首長都有些怕彭總,他想知道彭總是不是真的那麽可怕。劉少奇告訴他,彭總並不可怕,彭總實際上是一個能夠嚴格要求自己、黨性極強的人。
然而,正是這位曾經讚言彭總“黨性極強”的劉少奇,上了廬山後,便附和著毛澤東,硬是把彭總說成是一個蓄謀已久的反黨分子,硬是把“鹿”說成是“馬”。他甚至到了數年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也就是在彭德懷廬山諫言已被事實確證後,還附和著毛澤東,繼續朝彭總肆潑髒水,繼續把“鹿”說成是“馬”,竟能夠煞有其事地大談彭總的所謂“裏通外國”問題、所謂“組織陰謀小集團”問題,並藉此宣布“唯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上將鄧華為彭德懷說了幾句公道話,隨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寫出檢查;
中將萬毅拒絕批判彭德懷,並解散由他分管的那個批彭小組(由出席會議的總叁謀部人員和軍委辦公廳人員組成),隨即被當做“彭德懷的狗腿子”看管起來;
少將鍾偉忍無可忍,大吼出場,指責批彭者“無中生有,造謠惑眾”,隨即遭到更為嚴厲的處置:話音落下不到五分鍾,就被急衝進來的荷槍實彈的衛兵戴上手銬,架出會場。
會議組織者如此對待鍾偉,已超過了史上趙高所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沒有做到當庭就拿下那些說實話者,那些堅持把“鹿”說成是“鹿”者,而隻是暗地裏陷害他們(“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史記?秦始皇本紀》)。
其三,能夠離間挨整者與其袍澤故舊的關係,讓他們絕情相逢,變袍澤為陌路,變故舊為冤家。
“廬山會議”後期,彭德懷被置於第四組接受批判,而彭德懷的老部下們也大都被安排在這一組參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會議的現役軍隊將領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會議的紅三軍團老人之幾乎全部。
如蘇振華(曾任紅三軍團第12團政委)、李井泉(曾任紅三軍團第4師政治部主任)、李誌民(曾任紅三軍團第2師政治部主任)、楊勇(曾任紅三軍團第10團政委)、張愛萍(曾任紅三軍團第11團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組,都被要求麵對麵地揭發批判自己的老首長。其中,蘇振華、李井泉表現得最為積極,頻頻發言、句句誅心。
1973年,毛澤東借中美關係問題整周恩來,先是開政治局會議批周恩來,繼又將政治局會議開成政治局擴大會議,將更多的人擴大進來批周恩來。在這擴大進來的人中,就有所謂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為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四少”為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
這些批周恩來的與會者都是周恩來的老部下,尤其是來自外交部的那幾個老人,都是跟隨周恩來數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們都被驅趕著圍上前來,麵對麵地向自己的老首長發難,怒斥他的種種不是,還痛揭他的若幹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還會動用酷刑來摧毀挨整者與其袍澤故舊的關係,逼使他們無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製所謂“二月兵變”案時,整人者就是用嚴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讓賀龍元帥的諸多老部下“招供”的,讓他們莫須有地招供:他們的老首長早年就曾與蔣介石的“特使”熊貢卿密謀,並“談妥”了叛變條文;近年又曾為研究“兵變”而先後召開過“八次黑會”,謀劃如何奪取各大軍區和各軍兵種的指揮權,並將“兵變時間”定在“十月一日”。
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經百戰的老將軍,都是一些走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老紅軍。可是,他們扛得住昔日的艱難困苦,卻扛不住此時的嚴刑拷打。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整人機器是多麽暴虐和多麽高效!
毛澤東如此整人的手法也為其後繼者所承襲。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當年彭德懷、周恩來挨整的情景,即一種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眾叛親離的情景。
當時中共高層也開了一個會,一個所謂“民主生活會”。主使者也是精心設局,唆使諸多與會者紛紛向胡耀邦發難。
在這些發難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黃火青、鄧力群等本來就與胡耀邦心存芥蒂外,還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鶴壽等過去曾與胡耀邦相交甚好。
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於胡耀邦,並受惠於胡耀邦,本應感恩戴德於胡耀邦,可是,此次卻充當了整胡耀邦會議的主持者。王鶴壽早在“延安時期”就與胡耀邦過從甚密,是所謂“桃園三結義”者之一(另兩人為胡耀邦和陶鑄),可是,此次竟將胡耀邦私下對他說過的“一些心裏話”給揭發了,令落難老友“傷心之至”。
作為回應,彭德懷、周恩來以及胡耀邦,對於這些勢利反目的袍澤故舊,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極度的悲憤外,還有極度的厭惡。無庸置疑,彭德懷對李井泉、蘇振華的鄙夷程度,周恩來對喬冠華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對王鶴壽的鄙夷程度,都一定會遠遠地超過他們對其他發難者的鄙夷程度。
關於“讓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這一手法的曆史效用,主要表現為這所有參與整人者都替毛澤東分擔了相應的曆史責任。
毛澤東通過這一手法而讓所有手下人都攤上整人的份,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讓他們和自己一樣,都欠上曆史的帳,都背上挨整者的債。於是,他便與他們結成了某種責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責任,他們也有不可推卸的幫凶整人的責任。主使者與幫凶者,共進共退,共榮共辱。
這就使得他的這些手下人在日後麵對曆史時,不僅有可能不說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種舉措,某種既能為毛澤東開脫曆史責任、也能為他們自己開脫曆史責任的舉措。
其一,這一手法使得毛澤東的手下人有可能為自己也參與其間的毛澤東的整人活動進行辯護。
因為,為毛澤東辯護,也就是在為他們自己辯護。同理,為他們自己辯護,也就是在為毛澤東辯護。
其間,最突出的例證,莫過於鄧小平為“反右”運動所做的那個著名的辯護: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
在這段辯護詞中,第一句話為整個運動定性,隨後幾句話都是為第一句話做論證;最後一句話僅七個字,承認這場運動有擴大化錯誤,意思是說原本一件好事被搞得有些過頭。
整段辯護詞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八個字:一句是“基本正確”,一句是“有所不足”。也就是說,其正確的方麵是其“質”的方麵,其不足的方麵是其“量”的方麵,故在總體上應予以肯定。
鄧小平的這段“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負責同誌的談話”,成了執政黨給“反右派鬥爭”定性的“最權威的說法”,成了官方定論。
不過,這個“最權威的說法”是大有問題的,既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問題,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問題。
其間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什麽叫“擴大化”?這個“擴大化”究竟擴大化了多少呢?
按執政黨自己提供的數據,在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萬人中,竟有五十四萬多人被“改正”,隻有五千人或尚待甄別或維持原判。能被執政黨“坐實”為“右派”者寥寥無幾,其中全國知名者僅數人。
顯然,用這個涉及寥寥無幾的人的“罪名”,來為那個涉及許許多多的人的大案定性或冠名,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這就如同把一張隻有三五個“黑點”的白紙硬說成是一張“黑紙”一樣,已近乎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了。這不僅違反了普通人所具有的加減法常識,也違反了執政黨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有關質量互變規律的學說。
在這段辯護詞中,鄧小平還做了一些論證,一些很難站得住腳的論證。
論證之一:之所以要反擊“右派”,因為,“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反對“三大改造”,反對“社會主義”。
可問題是,後來鄧公自己所力倡的“改革”,也是在一定意義上否定“三大改造”,至少是在試圖恢複某些已被“三大改造”否定了的東西。
例如,他支持“包產到戶”,可以說是在試圖恢複某些已被“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所否定了的東西,即是把通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集中起來的土地再分給農民“單幹”。
同理,他讚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也可以說是在試圖恢複某些已被“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所否定了的東西。例如,他所力保的安徽“傻子瓜子”,若是擱在五十年代,則不是屬於“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就是屬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對象。
顯然,鄧小平這是在搞雙重標準:隻疾言批評“右派”對“三大改造”的否定——限於言辭的否定;而並不妨礙談自己也將對“三大改造”予以否定——付諸行動的否定。
另外,鄧小平還曾坦承:自己過去對於“什麽叫社會主義,什麽叫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
按照理性主義的理路,鄧小平的這種“不是完全清醒”的認識,不足以使他能夠十分確定地斷言:讚成社會主義就一定是正確的,反對社會主義就一定是錯誤的。可實際情況是,他對這個他“不是完全清醒”的問題,卻做出了他已是完全確定的結論:先一口咬定“右派”就是“反社會主義”,就應予以“反擊”,再據此咬定五七年“反右”運動“還是要肯定”。顯然,在這看似完全確定的結論裏,是有許多臆斷成分的。
論證之二:之所以要反擊“右派”,是因為“那時候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
若說五七年的秀才們言辭激烈,尚為可信;若說他們“殺氣騰騰”,就有些誇大其辭了,甚至是在搞栽贓陷害了。例如,當時被認為是最顯“殺氣”的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論,即“要殺共產黨人”的言論,就是經“斷章取義”且“橫加篡改”而炮製出來的。
“右派”們即便真的說了“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的話,隻要不付諸行動,不搞殺人放火,不搞武裝暴動,也至多是思想問題、言論問題,故不應受到法律意義上的懲處。
比如,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隻是說了他“想要”發動世界大戰的話,就把他送交國際法庭予以懲處。
同理,我們也不能因為一個人隻是說了他“想要”否定共產黨領導的話,就把他打入社會底層,剝奪他們的一係列公民權利:或批鬥他,剝奪他的人格尊嚴;或開除他,剝奪他的工作權利;或流放他,剝奪他的居住權利;或拘押他,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甚至將他拘押致死、剝奪他的生命權利。而這一係列的“剝奪”,正是鄧小所斷然肯定的那個“反擊”的實際內容。
論證之三:“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言下之意,反擊了“右派”,我們就能前進。
可是,事實又是如何呢?事實是,“反右”一年後,我們便“前進”到“大躍進”中去了,進入了餓死數千萬人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在此之後,通過繼續“反右”,我們又“前進”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陷入了禍害整個民族的“十年浩劫”。鄧小平本人也在此“浩劫”中經曆了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先是受創沉沒,繼而蒙羞浮起,終又受創沉沒……
顯然,鄧小平的這段為“反右”運動辯護的話,是強詞奪理的,並已強詞奪理到不顧及基本史實的地步。這個所謂最權威的結論語,實為最蠻橫的狡辯詞,並很有可能作為最經典的荒唐話而載入史冊。
人們不禁要問,鄧小平這個頭腦十分清楚的人為什麽會說出如此胡攪蠻纏的話呢?
一個可能是最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就在於鄧小平因自身與這場運動有很大幹係而難以客觀地正視它、評說它。
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不僅自任統帥,主持製定大政方針,還讓鄧小平做了副統帥,即所謂“前台總指揮”,全麵負責落實這些大政方針。
鄧小平則不辜負毛澤東的重托,克盡厥職,不遺餘力地替毛澤東分擔“反右”重任:既事無巨細地幫毛澤東統籌安排,在前台具體指導“反右”運動;又振振有詞地為毛澤東論說一切,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總評“反右”運動。
權力不僅應與事功相匹配,還應與責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權力,就不僅應做出多大的事功,還應承擔多大的責任。
毛澤東讓鄧小平當上了“反右”運動的副統帥,不管他當時是怎麽想的,事實上就是讓鄧小平為這場運動,不僅要做出僅次於他毛澤東的事功,還要承擔僅次於他毛澤東的責任。日後若要追究這場運動的曆史責任,第一個要追究的當屬統帥毛澤東,第二個要追究的就屬副統帥鄧小平了。
也就是說,在“反右”問題上,毛澤東與鄧小平共進共退、共榮共辱:若是肯定“反右”運動,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後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運動,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後者。
毛澤東的這一人事安排,不僅收效於當年如何實施“反右”決策事,即得到了鄧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於數十年後如何評價“反右”性質事,即獲得了鄧小平的竭力辯護。
可見,鄧小平為“反右”運動作辯護,也是在為他自己曆史作辯護,因而也就難免會辯護成上述那種強詞奪理狀,乃至蠻橫無理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