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這篇文章。自從看到它，我就想“據為己有”且“與人分享”。因為我被這個故事中的主人公維維安·托馬斯（Vivien Thomas） ----一個立誌成為醫生卻最終沒有實現的黑人青年的勵誌、鑽研、奉獻、成功以及名垂青史的璀璨一生所感動。

有人說，華人都是種族歧視者。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任何一個種族都有好人與壞人，英雄與敗類之分，我覺得在這一點上絕大多數華人都做得相當不錯。人們是有眼睛的，千萬不要低估了大眾的識別能力。絕大多數人真正反對的是打著種族旗號卻幹著種族歧視勾當的反人類的敗類。現在的本·卡森就是一個很令人敬佩和有好感的黑人醫生。

2016年11月18日上午，舉世聞名的心髒外科醫生丹頓·庫利（Dr. Denton Cooley）在休斯敦的家中去世，享年96歲。隨即，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等各大媒體都在頭條發布了這一消息。下午，當時還健在的美國前總統喬治W.布什發表了特別聲明深表哀悼。

庫利醫生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出色的心髒外科醫生。他和他的團隊共完成11.8萬例開胸手術，超過世界上任何手術團隊。

丹頓·庫利醫生

1968年，庫利醫生完成了美國首例人類心髒移植手術。1969年，他又完成了首例人造心髒的移植。經他改進的人工瓣膜技術，使心髒瓣膜疾病的死亡率從70%下降到8%。1998年，庫利醫生被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授予國家勳章。他與另一位心血管外科巨擘邁克爾·德巴基（Michael DeBakey）的世紀恩怨則多次登上各種雜誌包括時代周刊的封麵。

庫利醫生的時間是以秒為單位來安排的，他的時間已經預約到了幾年之後。但是當《華盛頓人》（The Washingtonian）的專欄作家問他是如何將心髒外科手術演繹到登峰造極的境界的時候，他卻對作家說，你隨時都可以過來聊聊，不需要預約。庫利醫生告訴作家：“我要和你講述一個人的故事。提起他的名字，世界上最忙的心外科醫生都會停下來聊幾個小時。他就是維維安·托馬斯（Vivien Thomas）。我之所以可以達到今天的高度，完全得益於維維安。他是如此聰明，他的手術技藝如此精湛，他化繁為簡，他設定了心外科的金標準。遺憾的是，維維安從來沒有給病人做過手術，因為他不是一名醫生。” 庫利醫生所說的維維安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時間要退回到四十年代初期。

1941年，丹頓·庫利和維維安·托馬斯幾乎同時來到了位於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庫利開始攻讀醫學學位，而維維安·托馬斯則是外科醫生阿爾弗雷德·布拉洛克（Alfred Blalock）的實驗室技術員。當時，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黑人職工全都是清潔工。因此，穿著白大褂在醫院走廊上穿行的黑人維維安就贏得了很高的回頭率。

左：Alfred Blalock；右：Vivien Thomas

法樂氏四聯症（Tetralogy of Fallot），是兒童先天性心髒病藍嬰綜合症的一種。因為心髒缺陷而不能把血輸送到肺裏，導致動脈血含氧量低，患兒皮膚常呈藍紫色。嚴重的患兒極為羸弱，通常早小小年紀就會夭折。

庫利當時還是一名實習醫生，他清楚地記得，那是1944年11月的一個早晨， 布拉洛克醫生在為一個叫艾琳（Eileen）的藍嬰綜合症患兒做心髒手術。手術室裏彌漫著緊張的氣氛。當血管夾鬆開時，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孩子的膚色逐漸由藍變粉，手術成功了！維維安從始至終都站在布拉洛克醫生右麵的小凳子上，指導了手術的每一步。

“維維安·托馬斯在狗的身上做了無數次實驗，摸索出手術的每一個步驟，然後 布拉洛克醫生才能得以成功完成第一例藍嬰手術。從那時起，心髒外科開始了全新的篇章。”

1930年，19歲的維維安·托馬斯是個木匠學徒。他的人生目標很明確，先考入田納西州立大學 ，然後去上醫學院。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經濟大蕭條使維維安不僅失去了木匠工作，銀行存款也歸於零，他不得不推遲想上大學的計劃。

維維安·托馬斯

通過一位在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工作的朋友，維維安得知一名名叫阿爾弗雷德·布拉洛克（Alfred Blalock）的年輕醫生正在招聘一個實驗室技術員，不過維維安的朋友同時也警告他說，你要考慮清楚，這個老板很嚴厲。對維維安來說，嚴厲不嚴厲已經無所謂了，有工資就可以。

1930年2月10日，維維安走進了布拉洛克醫生的實驗室。不久，醫生出現了，他一隻手拿著可樂，另一隻手拿著烏木煙嘴。布拉洛克醫生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分裂出去的美利堅聯盟國唯一的總統傑弗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的遠房親戚，所以布拉洛克算是個南方白人貴族。當年的布拉洛克剛 剛三十歲，風華正茂、事業有成。按照維維安 的說法：“這個人非常清楚他的一生要幹什麽”。

阿爾弗萊德·布萊洛克醫生

布拉洛克醫生帶著維維安在實驗室裏轉了一圈。從來沒有進過實驗室的維維安充滿了好奇感，他不但想知道他將做什麽，他還想知道為什麽做和怎麽做。最後，他們倆麵對麵地坐在實驗室的凳子上，都很明白各自的需要：維維安需要掙錢攢學費；而布拉洛克醫生則急需有人幫助他完成有關休克的實驗。

作為曾經的木匠，維維安極具天分。他在三天之內就學會了實驗室的所有技能，包括給狗實施麻醉和動脈穿刺。一個月後，他已經可以自己設計實驗做各種複雜的手術操作。當然，他也有犯錯的時候。那次布拉洛克醫生暴跳如雷，維維安說你把工資付清，我馬上走人。最後布拉洛克醫生道了歉，從此兩個人以互相尊重的方式在一起工作了34年。

作為一個醫學科學家，布拉洛克醫生善於思考並提出問題；作為一個實踐者，維維安則總能以最簡單的方式找到答案。

數年之內，他們一起闡明了失血性休克的發生機製比如血容量減少和液體丟失。布拉洛克醫生還提出了輸入大量血液和血漿在休克治療中的應用。他們一起改寫了休克生理學。

所有這些成就都發生在實驗室內，實驗室外麵依然蕭條。滿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維維安知道自己正在離想上醫學院的夢想漸行漸遠。他和布拉洛克醫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明白即使有一天可以負擔得起大學費用，醫學院也似乎遙不可及。是啊，能生存就已經不錯了，他決定安心工作。他每天工作16個小時，白天讀醫學教科書，晚上做實驗， 沒有加班費，也沒有晉升或獲得認可的機會，但至少可以生存下來。在實驗室博士後約瑟夫·比爾德（Joseph Beard）醫生的指導下，維維安逐步掌握了解剖學和生理學，並全身心投入了到了通宵達旦的研究中。

每天下午5點，當其他人都離開時，維維安和“教授”（維維安對布拉洛克醫生的稱呼）才開始準備他們的通宵工作：維維安安裝範斯萊克機，用於測量血氧，布拉洛克醫生則用虹吸管從他藏在實驗室儲藏室的小桶裏吸出一些威士忌（大蕭條時期禁酒）。當他們通宵觀察休克實驗時，他們倆會喝點威士忌和可樂放鬆一下。

布萊洛克醫生和維維安都清楚當時南方的社會規範和傳統。1930年，在實驗室裏，他們可以一起喝酒聊天，在實驗室以外卻不能。那是一條沒有人會越過的紅線。如果布萊洛克醫生舉辦晚宴或聚會，維維安就隻能以服務員或打雜的身份參加。

在實驗室裏，兩人的合作近乎完美。維維安用靈巧的雙手將布萊洛克醫生的想法變成了優雅而詳盡的實驗。到了1935年，雖然有一些科學家開始重新考慮休克的成因和生理學，但是除了布萊洛克醫生外，沒有人能從多個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沒有人收集過如此大量的關於出血性和創傷性休克的數據，沒有人能夠如此簡單地解釋這種複雜的現象，也沒有人有維維安 這樣的天才為他工作。

在布萊洛克醫生實驗室工作的四年中，雖然維維安沒有MD或者PhD的學位，但他的工作相當於資深博後。有一天，他跟一位黑人同事討論工資時，才發現他的正式職稱居然是：清潔工。他感到震驚，隨即找到布萊洛克醫生說：“教授，您應該任命我為技術員，這樣我的工資就會比清潔工高。” 布萊洛克醫生答應過問此事。發薪日，他們收到了加薪的通知，但不知道是因為維維安被升為技術員了，還是因為布萊洛克醫生的要求給漲了工資。

在維維安看來，黑人的抗爭可能是危險的。維維安的哥哥哈羅德·托瑪斯曾在Nashville任教。他起訴了教育委員會有基於種族的薪資歧視。雖然最終哈羅德贏得了訴訟，但是他卻丟了工作。所以，維維安學會了如何避免麻煩，同時他也有家庭責任要考慮。1933年底，他與一位來自喬治亞州梅肯的年輕女子結婚。次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第二個女兒於1938年出生。

1937年底，底特律亨利·福特醫院（Henry Ford Hospital）邀請布萊洛克醫生擔任的科主任一職。作為首席外科醫生，他將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整個外科並擴展他的科研領域。但是，當布力洛克醫生告訴亨利·福特醫院，接受這個職位的條件是必須帶著維維安入職時，對方的回答是No，因為醫院禁止雇用黑人的政策不可更改。於是，布萊洛克醫生禮貌地拒絕了這個職位，他說維維安·托瑪斯作為他的助手的政策也不可更改的。

1940年，布萊洛克醫生已經從美國年輕的外科醫生中脫穎而出，一騎絕塵。此時，他的母校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邀請他擔任首席外科醫生。布萊洛克醫生希望維維安跟他一起去巴爾的摩，維維安答應考慮一下。對布萊洛克醫生來說，雖然霍普金斯醫院開出的年薪較低，但這個平台會給他帶來威望和獨立性。對時年29歲的維維安及其家人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將遠走他鄉麵對不確定的未來。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切都是未知數，維維安決定與布萊洛克醫生一起到霍普金斯“碰碰運氣”。

布萊洛克醫生和維維安來到了霍普金斯，帶來了通過補液治療休克的方案，挽救了成千上萬在二戰中受傷的士兵，帶來了足以改變血管外科的專長。他們還帶來了五隻狗，它們的心髒模型幫助人類找到了曾經視為無解的問題的答案。

1941年，當布萊洛克醫生帶著維維安到巴爾的摩上任時，醫院裏大多數人都懷疑這個長著娃娃臉的教授能否管理好一個係。人們覺得他並不像推薦信中描述的那樣無所不能，而且他還帶了一個有色人種，一個沒有醫學學曆的黑人來管理他的實驗室。

走在霍普金斯昏暗的走廊上，看著剝落的牆壁綠漆和裸露的水泥地板，呼吸著老舊閉塞的房間裏的黴味，維維安開始懷疑自己的決定，他想要回老家重操舊業當木匠。

巴爾的摩的物價比他想象的貴很多。即使工資提高了20％，維維安一家的生活也難以維持。而工資是來之前就談好的，不可能更改了。布萊洛克醫生建議，也許維維安的妻子可以找一份工作來補貼家用。維維安極為憤怒，他回敬到：“我打算讓我妻子照顧我們的孩子們，而且我認為我有能力獨自養家，除非我選錯了工作。”

維維安一家

 布萊洛克雖然是著名的外科醫生，但並不富有。他向好朋友沃爾特·丹迪醫生求助。丹迪醫生是霍普金斯醫院的神經外科醫生和教授，在全世界享有盛譽，被譽為神經外科的奠基人，而且以慷慨大方而聞名。丹迪醫生馬上寫了一張支票給係裏，告訴管理人員專款專用給維維安發工資。他說，“我們要把世界上最好的技術員留在霍普金斯”。

終於可以安心工作的維維安開始訂購外科器械，清掃實驗室，粉刷牆壁。從實驗室到布萊洛克醫生的辦公室需要經過校園，一個黑人穿著白大褂在校園裏穿行引起了巨大轟動。要知道，當時霍普金斯醫院的規定政策是，來醫院看病的黑人患者隻能走後麵的一個小門，並且隻能用分開的廁所。

迫於輿論壓力，維維安隻好穿著便裝上班，然後換上實驗室的白大褂。而在實驗室裏，維維安的技能精湛無比，令同事們歎為觀止。

1943年的一個早晨，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改變了外科學甚至醫學的曆史。提出問題的是心內科專家海倫·陶西格（Helen Taussig）醫生。陶西格醫生找到布萊洛克和維維安，講述她的臨床經曆：有的嬰兒在一出生就非常虛弱並逐漸出現紫紺，成為藍嬰，或早或晚他們都在幾年內死去。陶西格醫生認為肯定有一種方法可以改變血管路徑來增加肺部的供血量。

海倫·陶西格醫生

心有靈犀的布萊洛克教授和維維安沉默片刻，他們以前的一個實驗也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6年以前，他們曾試圖將一支動脈吻合到肺動脈來增加肺的供血量，動物模型並沒有產生預期的肺動脈高壓，“也許”可以解決這個藍嬰問題。

法樂氏四聯症心髒

A，肺動脈狹窄；B，主動脈騎跨；C，室間隔缺損；D，右心室肥大

光說“也許”是遠遠不夠的。首先，維維安必須建立法樂氏四聯症的動物模型，然後才能檢驗其“改變更換血管路徑”的有效性。他先去了收藏有大量先天性缺陷的心髒的病理解剖室，在那裏他看遍了所有的心髒標本。法樂氏四聯症的心髒結構極為複雜，維維安認為最多隻能模擬其中兩個缺陷。他找到布萊洛克教授說：“以前從來沒有人研究過這麽複雜的心髒缺陷，我們不知道會遇到什麽麻煩，是否可以換個別的課題？”

教授回答：“所有的簡單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陶西格醫生的藍嬰問題是在1943年提出的，那時候布萊洛克醫生和維維安正忙著做軍隊的休克課題，所以他們斷斷續續地做了一些工作。維維安著手建立藍嬰動物模型來回答兩個問題：以前的實驗是否可以緩解紫紺？術後動物能否存活？

第一隻手術成功的狗Anna

接下去，在近兩年的實驗室工作中，大約有200隻狗成為了試驗品。其中一隻叫安娜的狗，成為該手術的第一個長期幸存者，術後活了大約14年才因衰老去世。有關安娜的故事在1950年拍成電影短片並在馬裏蘭州的各個學校播放。安娜也因此而成為唯一一隻成功地把自己的肖像掛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牆上的動物。

當維維安的狗模型接近尾聲幾近成功的時候，一個名叫艾琳·薩克森（Eileen Saxon）的羸弱且渾身紫紺的嬰兒躺在兒童病房的氧氣箱中。即使躺著不動，這個九磅重的女孩的皮膚也呈深藍色，她的嘴唇和指甲則是紫色。

第一例接受手術的藍嬰Eileen Saxon

布萊洛克醫生告訴艾琳的父母，我們將進行一項心髒手術來把更多的血液輸送到艾琳的肺部。這個前無古人的手術，可能讓布萊洛克醫生一夜之間舉世聞名，也可能讓他身敗名裂。但是他相信維維安，決定放手一搏。

終於，法樂四聯症手術從實驗室轉移到了手術室。由於沒有足夠小的工具可以用來刺穿嬰兒的動脈，維維安從實驗室拿來針頭，用衣夾將其固定在工具尾端。所有的手術器械包括夾子、鑷子、直角鉤和動脈縫線，都是由維維安設計然後從實驗室拿來的。

維維安·托馬斯設計的手術器械之一

1944年11月29日早上，一切準備就緒，但是當手術就要開始時，維維安卻不見了。“我不認為我有資格去。” 維維安在前一天下午對一位技術員說。“我可能會讓教授感到緊張，他可能會讓我感到更緊張！”但是布萊洛克醫生堅決要求維維安在場，不是在走廊旁觀，不是站在住院總醫師威廉·朗米爾（William Longmire）或實習生丹頓·庫利（Denton Cooley）的旁邊，也不是在觀察艾琳反應的陶西格醫生旁邊，而是站在主刀的他自己的肘邊的高凳上，指導手術的全過程。畢竟，維維安做了近200隻狗的手術，布萊洛克醫生僅做過一次，還是給維維安當助手。

艾琳的胸膛被切開，她的血管甚至比用於實驗的動物的血管的一半還要小，而且濃稠的“藍色”血液使視野極為模糊。當布萊洛克醫生找到肺動脈和鎖骨下動脈（他準備吻合的兩條血管）時，他轉向維維安問：“鎖骨下動脈一旦切開並吻合，血液就會到達肺部嗎？”維維安說：“會的。”

布萊洛克醫生的手術刀迅速切開了肺動脈，跟鎖骨下動脈吻合。“切口足夠長嗎？”他問維維安。“是的，教授。”

“維維安，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切口足夠近嗎?” 布萊洛克醫生邊做邊問，維維安邊看邊回答。

在這樣的小的動脈做手術中，差之毫厘謬以千裏，縫合線的方向也影響到血管是否能正常愈合。如果布萊洛克醫生沿錯誤的方向開始縫合，維維安就會提醒他：“另一個方向，教授。”

最終，當血管夾鬆開，血液開始流動，艾琳的膚色逐漸變粉。

維維安回憶說，“你也許從未見過如此神奇的變化。這是一個奇跡。”

這個手術被命名為布萊洛克-陶西格分流術，托馬斯沒有得到他應該分享的榮譽。

幾乎就在一夜之間，706號手術室成了“心髒室”，數十名藍嬰病人及其父母從美國各地，甚至從國外來到霍普金斯醫院，病房的第七層已經住不下，他們住到了第六層。第二年，布萊洛克和朗米爾醫師幾乎每天都在做法樂氏四聯症手術，一個接著一個。那些以前羸弱到從來沒能坐直過的孩子，手術後開始扶著小床行走，最後都成為粉嘟嘟的健康的嬰兒。

艾琳的手術成功標誌著現代心髒外科手術的開始。每天都有藍嬰病人遠道而來。當時的霍普金斯醫院沒有心髒病房，沒有導管檢查實驗室，沒有先進的血液研究儀器。他們隻有維維安每天在實驗室和病房之間奔走著。

 每天早晨7:30，手術便開始了，布萊洛克醫生總是說：“維維安，如果我哪裏操作有誤，你要趕緊提示我。”如果有人在手術時站到了靠近他右肩的地方，他會說：“請挪一下，隻有維維安才能站在那裏。”

 手術時，維維安站在布萊洛克醫生旁邊指導手術，手術結束之後，他奔向病房，在那裏采集下一個患兒的動脈血樣，前往實驗室開始進行血氧分析，然後回到手術室，開始下一台手術。他就這樣周而複始，循環奔走。

Vivien Thomas 在指導手術（1945年）

從世界各地來進修的心外科醫生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景：在心髒科巨擘布萊洛克醫生的身旁，站著一個不是MD也從來沒有接觸過病人的黑人，而心外大咖卻一直向這位黑人請教。參與了第一個藍嬰手術，後來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院大外科主任的威廉·朗米爾教授說：“隻有維維安 能回答教授提出的這些技術問題。教授正在開拓全新的領域，除了維維安，沒人知道該怎麽做。”

“這是一個信任的問題。” 師從維維安，後來成為霍普金斯醫院大外科主任的亞曆克斯·哈勒醫生說。“如果布萊洛克醫生不信任維維安，就不會有治療法樂四聯症的手術。沒有人會輕易打開病人的心髒。”

1964年，離開霍普金斯成為杜克大學外科係主任的大衛·薩比斯頓（David Sabiston）醫生說：“我們所有的人都非常尊重維維安。布萊洛克教授對我們說，維維安的話就相當於我的話，你們要認認真真跟著他學習。”

參與第一個藍嬰手術，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丹頓·庫利（Denton Cooley）醫生說：“布萊洛克醫生是一位偉大的醫學科學家、偉大的思想家、業界領袖，但他不是一個技藝出神入化的外科醫生。但維維安是，而且最終成為了心髒外科的金標準。”

布萊洛克醫生的學生，包括住院醫和專培醫生，都被稱為Blalock’s boys。這些學生從維維安那裏學到了被稱為“Old Hands”的血管外科精髓，即Thomas’s Making。維維安 把布萊洛克醫生的想法變成了現實，並且優化了整個手術過程，也許談不上後無來者，但絕對是前無古人的。

從一開始，阿爾弗萊德·布萊洛克和維維安·托馬斯的名字就交織在了一起，他們共同培養了眾多心外科主任和實驗室管理人員。

三十多年來，布萊洛克聲名鵲起，培養了無數門生，最終登上業界巔峰成為心髒外科的王者。

而維維安·托馬斯似乎始終沒有什麽改變。

到了1950年，也就是第一例藍嬰手術後的第六年，他們共完成了1000例藍嬰手術。這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著名畫家優素福·卡什（Yousuf Karsh）為布萊洛克畫了一幅紀念肖像。人們在布萊洛克家裏舉行盛大聚會，打開多年珍藏的威士忌，徹夜慶祝。而維維安·托馬斯沒有被邀請。

1960年，布萊洛克在巴爾的摩的南部飯店慶祝自己的60歲生日，有來自世界各地的500位嘉賓參加。維維安也不在受邀之列。這都是因為顯而易見的膚色原因。

維維安·托馬斯對心髒外科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大血管移位手術。憑借一己之力，他獨自完成了實驗設計和操作。這個稱為動脈分隔術的手術，現在比較常見，但在當時是一種複雜的手術，屬於禁區之一。

維維安用狗的模型找到了一種方法，可以改善大血管移位的患者的血液循環。實驗成功以後，他把教授請來。布萊洛克醫生仔細檢查了狗的心髒，指尖在主動脈隔缺損愈合的地方移動。心髒內部的缺陷已經完全愈合，看不到縫合線，缺陷的邊緣光滑且被內膜覆蓋。心髒的外部，是整齊的縫線，那是唯一的手術痕跡。

布萊洛克沉默良久，問：“維維安，確定是你做的？”

維維安點點頭。

布萊洛克由衷地讚歎到：“這簡直可以媲美上帝的傑作！”

直到1964年布萊洛克醫生退休之前，兩人始終精誠合作，相得益彰：布萊洛克醫生有想法，維維安把想法變成現實；布萊洛克醫生照看病人，維維安管理實驗室。

50年代初，由於健康狀況的緣故，布萊洛克醫生決定將心肺機的研製工作交給他的兩位得意門生亨利·班森（Henry Bahnson）醫生和弗蘭克·斯賓塞（Frank Spencer）醫生。但是縱橫心外15年、獨領風騷的布盧駱克醫生很難真正地袖手旁觀。50年代末，當幾個課題失敗時，他大為惱火，他對維維安說， “我可能真的老了。” 自然規律無法抗拒，布萊洛克醫生已經60歲了，夫人剛剛去世。而當時的維維安才49歲。

布萊洛克一生成就斐然。1955年，他當選為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醫學委員會主席。他一生發表了200多篇文章，應邀舉行了40多次名譽講座，獲得9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43個協會的成員、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英國皇家醫學會會員。1954年，他與羅伯特·格羅斯（Robert Gross）、海倫·陶西格（Helen·Taussig）一起獲得了素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拉斯克臨床醫學研究獎，以表彰他對心血管外科手術和知識的傑出貢獻。他獲得多次諾貝爾獎提名，還獲得了法國騎士榮譽勳章、Passano獎,、Matas 獎,、Henry Jacob Bigelow 勳章。霍普金斯醫院的阿爾弗萊德·布萊洛克臨床科學大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964年，布萊洛克教授決定退休。在他退休幾周前的一天與維維安又坐在了實驗室的凳子上，就像他們相遇的第一天那樣，麵對麵地坐著。維維安首先打破沉默：“教授，我知道您退休後，會有無數的醫院爭著聘請您。這次，請不要像以前一樣考慮我。”

“謝謝你，維維安”。教授說他也沒想好退休做什麽去哪裏。“我退休後，如果你不想留在霍普金斯，你的名字就是去任何一個地方的通行證。”

“謝謝您，教授。” 維維安笑了笑，“但是我呆在這裏已經很久了，我都不知道外麵的世界什麽樣了。”教授的嘴角動了動，沒說什麽。但維維安知道教授很滿意他的回答。

在完成最後一個研究項目後，他們最後一次前往“心髒室”----早已不是早期的706室，而是煥然一新的大樓，以阿爾弗萊德·布萊洛克的名字命名。教授收到無數捐款，舊的設備也已被最先進的研究設施所取代。

當時，布萊洛克醫生已經罹患晚期輸尿管癌。由於進行椎間盤手術而戴了固定後背的支撐架，他的腰幾乎彎到了45度。一個坐在輪椅上的白發蒼蒼的教授，一個在後麵慢慢地推著輪椅的高大英俊的黑人，就這樣，他們走過Alfred Blalock臨床科學大樓的七樓走廊。在他們從走廊來到圓形大廳（布萊洛克的畫像懸掛在那裏）的出口之前，教授要求停下來，他倔強地從輪椅上起身自己走。維維安後來回憶說：“看到他無法直立，我問他是否要我陪他到醫院門口。他說不要。他的腰彎得的厲害，顯然很痛苦，我看著他弓著腰，慢慢消失在出口。”

1964年9月15日，在心髒外科開疆拓土的先驅，偉大的醫學家Alfred Blalock教授，與世長辭，享年65歲。在彌留之際，教授說：“我這一生是一段成功的旅程。但是也有遺憾，我最遺憾的是沒有把維維安送到大學讀書，讀醫學院，讓他成為一名醫生。”

教授去世以後，維維安繼續執掌心髒外科實驗室，培養臨床和基礎醫學的人才。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那些“Old Hands Club”的成員，時不時會有人回到霍普金斯醫院來看望維維安。突然有一天，所有的人從美國各地趕來，那天是1971年2月27日。

這些人裏包括：

德州心髒研究所創始人和貝勒醫學院教授，心外科一代宗師Denton Cooley教授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院大外科主任William Longmire教授

杜克大學大外科主任David Sabiston教授

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大外科主任Alex Haller教授

匹茨堡大學大外科主任 Henry Bahnson教授

紐約大學大外科主任 Frank Spencer教授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小兒外科主任Rowena Spencer教授

這些年來，維維安和教授一起培養了幾十名住院總醫師，10名係主任，9名科室主任，和無數進修醫生。他們這次回來的目的，是參加維維安·托馬斯畫像的揭幕儀式。這些人捐款集資， 請著名畫家鮑勃·吉（Bob Gee）完成了畫像。

從1930年到1971年，整整41年了，這是維維安·托馬斯第一次站到了舞台的中央。

在大廳裏，維維安的畫像懸掛在布萊洛克教授的畫像對麵。維維安完全不知道他的畫像已經完成，更沒有料到他的畫像就掛在教授的對麵。他略帶靦腆地說，“今天，我感到有點受寵若驚，同時也感到有點驕傲。”他麵帶微笑，而畫像中戴眼鏡的他卻有些嚴肅。

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院長羅素·尼爾森（Russell Nelson）說：“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學位、文憑和證書，但沒有什麽比得到同行的認可更為重要。”

鑒於維維安·托馬斯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對醫學的傑出貢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決定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由於美國對醫學學位的要求極為嚴格，而他連本科學位都沒有，最後他被授予了名譽法學博士學位（Doctor of Laws），而不是醫學博士學位。1976年5月21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史蒂文·穆勒（Steven Muller）與著名心髒內科醫生拉斯克獎獲得者海倫·陶西格（Helen Taussig）為維維安頒發了榮譽學位證書。

其實，這些名譽對於維維安來說已是無足輕重。看著那些曾經頻臨死亡的孩子們經過手術治療後在茵茵綠草之上玩橄欖球、踢足球、打棒球的時候，那才是他人生最大的慰藉。但是，至少，他在美國各地的學生，他的霍普金斯醫院的同事，終於可以叫他一聲“Dr. Thomas”，即使是法學博士。

Dr. 托馬斯在霍普金斯醫院工作了37年之後，終於在退休前被任命為外科講師。1979年，Dr. 托馬斯從醫院正式退休。由於沒有醫學學位，他一生都沒有資格為病人做手術。

1985年11月26日，在與胰腺癌鬥爭了6年之後，Dr. 托馬斯與世長辭。兩天之後，他的自傳《Pioneering Research in Surgical Shock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Vivien Thomas and His Work With Alfred Blalock》正式開始印刷。

Vivien Thomas的名字在心髒外科圈裏如雷貫耳，但是在圈外知者寥寥。在他去世的當天，The Washingtonian專欄作家Katie McCabe得知了他的傳奇人生，極為震驚。她采訪了多位Old Hands成員，於1989年發表傳記文學《上帝的傑作》（Like something the Lord made又被譯為《神跡》），引起轟動。該文章獲得了1990年國家雜誌長篇小說獎，並激勵電影製片人Andrea Kalin製作了PBS紀錄片《心髒的夥伴》。該紀錄片於2003年在PBS的《American Experience》欄目播出，於2004年獲得美國曆史學家協會組織的Erik Barnouw最佳曆史紀錄片獎。

2004年秋天，巴爾的摩市公立學校係統建立了Vivien T. Thomas醫學藝術學院。

2005年7月，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開始將一年級新生分為四個班級管理。每個班級都以一名對醫學史有產生重大影響的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學員工的名字命名，包括：海倫·陶西格（小兒心髒內科，拉斯克獎）、佛羅倫薩·薩賓（霍普金斯大學第一位女教授，拉斯克獎）、丹尼爾·納特漢斯（遺傳學家，諾貝爾獎）和維維安·托馬斯（（心髒外科先驅，講師），排名不分先後。

多年以來，有無數文章和書籍發表文章紀念薇薇安·托馬斯，阿爾弗萊德·布萊洛克和海倫·陶西格。心髒外科領域的大咖們建議將布萊洛克-陶西格分流術改稱為布萊洛克-陶西格-托馬斯分流術。2018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慶祝建院125周年的時候，在展廳正中央的大屏幕上顯示了這些年來的風雲人物，維維安·托馬斯就是是其中之一。

2019年8月的一個清晨，一位古稀老人邁著輕盈的步伐走進霍普金斯醫院小兒心髒外科中心。當他告訴接待人員他是第44號藍嬰時，人們驚訝得無以形容。

“天哪，您就是活生生的曆史！”所有人都過來與他擁抱，有的人甚至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他說，“我叫休·邁克爾·伊登本，今年76歲了。我在愛荷華州出生後不久，逐漸出現紫紺。醫生告訴我父母，這是法樂四聯症，一種不治之症。一般2-3歲開始臥床，5-6歲就會去世。我的母親沒有放棄希望。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在一本雜誌上看到霍普金斯醫院可以做一種手術來治療這種疾病。於是，我的父母帶著一線希望來到巴爾的摩。1945年10月2日，我2歲零7個月的時候，布萊洛克醫生為我做了手術。我的病曆號是Blue Baby #44。”

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院長Redonda Miller問休，是什麽促使他回來看大家時，他說：“我是一個商人，多年來，在經營業務的同時，我還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先心病患兒的誌願者。我今天回到霍普金斯，第一想看一下Dome裏耶穌的雕像，706室就在那個樓裏；第二我想看一下Dr. Thomas的畫像，是他拯救了我的生命。我的經曆說明：一切皆有可能，奇跡總會發生。”

如果你有機會來到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參觀、學習或工作，請到Blalock Building，請向Dr. Vivien Thomas致敬:  一位非裔黑人、高中畢業生、木匠、技術員、講師、榮譽法學博士、偉大的醫學革新家。

感謝上帝給予他如此絢麗的傳奇人生！

作者：邢德印，醫學博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病理科執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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