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多年前的西學東漸浪潮中,科舉作為一種選拔人才的製度受到了強烈的衝擊,最終於1905年被廢除,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學校教育製度。雖然在形式上考試製度被繼承下來, 但是科舉裏是否存在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也隨之被拋棄至今呢？張之洞當年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但是在那個大變革年代，他的聲音是微弱的。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當東方文明開始回歸時，一些精英們仍然沒有理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內涵。近年有國內學者著文稱當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提出時僅僅是為了強調“西學為用”，而並不存在以“中學為體”的核心內容。這種觀點實際上仍然是西學東漸浪潮的回波, 它說明西學的衝擊，使得我們對中華文明的精髓漸行漸遠。筆者試圖在這裏探討什麽是“中學為體”。

要了解中學之體，首先要了解作為科舉核心內容的四書五經。四書是“論語”，“大學”，“中庸”和“孟子”。五經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四書講了什麽呢？四書主要講了倫理道德，以及與其相應的社會運作之道。孔子開啟了以“仁”與“禮”為中心的倫理價值觀，以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觀。曾參與子思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價值觀。孟子發展了孔子的“仁”，提出了四端與四德的心性之論。而五經之首是易經。易學首先是哲學：它用兩儀表述對立統一的矛盾體, 並以多層次的兩儀組合來表示事物的態, 從而引出哲學主題 - 變化； 也就是任何事物都遵循孕育、出生、成長、壯大、衰弱、滅絕再到孕育,周而複始生生不息。而事物變化的各種態衍生出的象數就成為演繹其發展趨勢的依據。它造就了易學作為方法論的地位。它是人類最早的係統論運用，也是至今最完善的係統論基礎。它揭示了係統單元的價值及其導向，對信息時代有深刻的指導作用, 即係統單元應該具有邏輯的價值，並有可思維，可推理的功用。這些為係統的歸納與演繹提供了基礎。易學同時又是價值觀和道德觀，它倡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易理以“仁”和“義”作為人際關係的準則，強調“陰陽互補，剛柔相濟” 的動態平衡（中庸），以實現社會的和諧。易學更是道，它透過理，象，德的層次而直指“存在”的道 – 即“天人合一的圓融”。它象征著人類至善至美的生命本源。五經的其餘部分屬於曆史，禮儀，與詩歌, 它們提供了史實的借鑒，交流方式和審美趣向。可以說，儒學主導了科舉核心, 任何能透徹四書五經的人，一定是國家的棟梁之才。漢唐以後，儒學融合佛教，道家的思想，形成三教合一的新儒學-宋明理學。程朱理學強調“格物致知”，就世間萬事萬物而體認天理。這裏的“致知”有兩個含義，即知事，知己。陸王心學提倡“宇宙便是吾心”，指出反省的重要，人不必心外求理。與此相應的是，佛教從多種宗派匯集到禪宗，並逐步走向生活禪。至此，修齊，治平的價值觀轉化為可實踐和內省的人生觀。“要做事先做人，做事就是做人”的理念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人生價值的主流, 它要求讀書人從存在的整一性去對待“做人”，“做事”與“求道”之間的統一, 以修身作為立命的基礎，並將人生看成是明理，載德，求道，奉獻的過程。這才是真正的中學之體。這中學之體不排斥學習任何其他知識，因為那是“道”與“術”,“體”和“用”的關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對國學脊髓的最好注釋。

科舉從國家製度上確立了以儒學為基礎的治國理念，它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的人才選拔製度。這種製度無疑是比世襲與舉薦的舊體製更公平、公開和公正, 即使相對於當代的選舉政治都有其啟示作用。盡管科舉製度本身也存在各種弊端，但它還是從國家製度上確保了真正出類拔萃的人才被選拔出來。能從科舉中脫穎而出的人都非等閑之輩。然而，科舉不僅僅是國家選拔人才的平台, 它更是國策探討和改革弊政的舞台，因為人才與治國方略往往是共生的。科舉製度鼓勵了學子們求實與創新的精神, 自然而然，它就成為“海納百川”的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有別於西方，科舉形成的“士大夫”階層才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製裏的中流砥柱。“士大夫” 階層中的某些個人也許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作為一個整體，它始終是中國社會的進步力量。讓我們用近代曆史來說明這一點。庚子事變中，慈禧太後誤信近臣，利用義和團滅洋排外, 結果造成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國家危急。慈禧在逃亡時，通電全國總督帶兵勤王。衝突眼看失控，而這正是西方列強所希望的。然而，他們更希望的是，南方以洋務出生的幾個總督不追隨中央政府因為他們是反對利用義和團排外的。這時，各總督麵臨抗旨與國家災難的兩難境地。在個人性命和家國危難之際，李鴻章和張之洞及其他總督迅速結成聯合戰線通電全國，稱慈禧的詔書為偽詔，係奸臣所為而不是慈禧的本意, 堅決支持慈禧的清王朝清除奸臣，糾正義和團的暴力行為，並與列強談判來平息事變。這個通電起到了幾個關鍵作用：一. 保護中國的政治中心，以防國家分裂。而這正是列強當時想要顛覆的。二. 否定利用義和團排外的錯誤策略，為和談奠定基礎同時又給慈禧留下了麵子。三. 團結全國的力量，以防列強進一步冒險。這個通電最終得到慈禧首肯，並下詔讓李鴻章北上主持談判。這樣，儒生們在國家危亡時刻而力挽狂瀾。他們在這關鍵時刻的舉措與多年國學修養是分不開的。如果這事變發生在今天，後果不可想象。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與列強談判的李鴻章很快承擔了另一個角色–“賣國賊”。這是因為國民排外的情緒隨著軍事的失敗而更加高漲。筆者在此不禁感歎: 屈大夫從容就義易，李中堂忍辱負重難。最終李鴻章背著“賣國賊”的罵名，在維護民族利益的談判中耗盡精力。在整個事變中，西方在絕佳機會麵前並沒有達到他們期望的收獲。其他列強一頭霧水，隻有精明的美國人看出了端倪，他們知道，中學之體才是中華民族的立國之本，要改變中國，必須改變它的教育。於是美國人將得到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用以創建兩所學校來傳播西學，也就是現在的清華北大。從此，西學東漸在中華大地上展開。造成中學衰弱，科舉被廢。自五四運動後，儒學基本被拋棄。以後的曆史，想必讀者都清楚。

曆史走到今天，中國基本複製了西方教育的模式。當回顧這一百多年的曆史，我們實際上以西學中的科學為體。學子們按科學理論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社會變革，嚐試了幾乎所有西方政治理念，真是比西方還西方，但是中國的社會仍處於動蕩，國家仍處於分裂。為什麽會是這樣呢？隻要我們仔細觀察，答案是顯然的：首先西學中的社會科學充滿了哲學的對立，沒有係統能體現存在的整一性，以包容那些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命題, 如唯心論（自我的主觀世界）和唯物論（對象的客觀世界）。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海德格爾才指出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便誤解“存在”，僅研究個別存在的問題而不去研究存在本身。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認為“西方的失敗是西方哲學的失敗”；這句話是貼切的。他的名言“哲學最終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殺死了，因為它的目的原來就是產生這些不同門類的科學”與海德格爾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讓-弗朗索瓦認為，西方自文藝複興以來就隻有哲學學者，而沒有“哲人”，即那種舉手投足給人於啟示的聖人。而他的兒子-馬蒂厄（佛教弟子）卻說，這樣的“哲人”仍然存在於現代東方。哲學是連接人類精神和思想的橋梁，其關鍵在於對整一性的把握。它的一麵是“體驗”，而另一麵是“思辨”。雖然海德格爾提出超越二元的統一本源，但其論述仍然是基於思辨，而不是體驗。失去對整一性的把握，哲學思辨隻能產生二元對立，由此延伸到政治體製裏的那些以“主義”立論的政治理念，像自由主義，專製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它們永遠相互排斥而無法調和。第二個原因，中國已經沒有以中學為體的“士大夫”階層。由於不修身立命，又無法將“做事”與“做人”結合在一起，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往往分成極端的兩派，他們各偏執理念的一端，將主義當作絕對真理。浮躁的心使得他們無法看到每個理念中的優點和缺點，也無法找到包容對方的方式。於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演了一場又一場的革命，一次又一次戰爭。內鬥導致衰弱，衰弱導致外侮，驅外侮再內鬥。直到二十一世紀總算有一點明白，隻要擺脫“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公平與效率是可以兼顧的；“治大國如烹小鮮”，而穩定對整個改良過程是至關重要。但是，東方文明的回歸是艱難的。在改革開放多年後，仍有國內學者提出應該全盤西化，讓西方殖民中國幾百年，也就是說完全采用西學中的非科學部分。細觀此人，治學也嚴謹，敢說敢當像個男子漢，但他的結論完全出自一種理性的浮躁。讀者也許會對此不解，因為理性通常是克服浮躁的途徑。對此筆者會在其他文章裏從佛教唯識的角度來探討分別心與憎恨心的關係。理性的浮躁是不修身內省的知識分子的通病，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筆者想，如果此人能進行某種程度的禪修來將心調柔和，並鑽研一些國學，或許就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全盤西化的荒謬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思維習性，每個國家的現狀都是自己文化的產物。筆者對此曾經有過探討。在中國大地上全盤去除自己的文化，去完全接受另一種文化的想法是瘋狂的。它仍然傳承著文化大革命的邏輯。難道人類應該清除文化的多樣性嗎？東方人嗔心強，而西方人貪心重，怎麽可能不論基礎來嫁接文化呢。“全盤西化，讓西方殖民中國幾百年”的觀點反映出此人浮躁的心態。浮躁的心承載不了厚重的曆史。筆者相信，人類“精神大同”的道路應該是殊途同歸而不可能是唯我獨尊。二. 西學的非科學部分至今沒有形成帶有包容性的文化，它不具備整合其他文化的功能。人類的包容性來自精神，東西方都有自己璀璨的精神文明，例如東方的“仁”，西方的“愛”。在東方，“仁”看起來起點低，但以它為核心的“天人合一”哲學整一性與佛教“心物不二”的實證整一性是相通的。而且“仁”從本質上是內觀的，是自省的，它連接著體驗與思辨，因此東方在精神與思想上沒有脫節。西方的“愛”與東方的“空”是一致的，是對存在整一性的實證體驗，因此，達到“愛”的道路必然也是內觀的，是自省的。從理念本身看，“愛”比“仁”更博大精深，然而西方哲學中體驗的消失和以及物質文明導致的思辨膨脹，“愛”在西方就像是用一條腿在走路，沒有對整一性的把握，精神和思想在一定程度脫節了。這樣西方文明的精華 -“愛”始終沒有完全走出修道院，沒有形成包含內觀自省的心學使得“愛”與生活不脫離。這樣“愛”成了上帝的恩賜，或者成了主體對客體的某種情懷，而不是自身“存在”的特性（Integrity of Existence）。西方精英在周末去教堂祈求寬恕，將精神回歸寄托於基督的再來，在平時，熱衷於積累知識和追逐財富。因此，盡管西方滿懷熱情地做著慈善事業，傳播著“博愛”的普世價值，但在這一百多年裏為了利益，它們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豪奪了無數財富與資源，至今仍然沒有解決自身社會的公平問題，同時也沒有改變歧視其他文明的習性。我們可以舉個例子說明：猶太民族在西方是出類拔萃，但從以色列的國策可以看出，那裏沒有真正的哲學家。一個國家追求那種“絕對安全”的策略是一種極端，絕對安全在哲學上同樣也意味著絕不安全。喬家大院有句名言叫“學吃虧”。百年前山西商人都明白，“吃虧就是占便宜”的哲理，而西方到現在都不懂“傷害別人就是傷害自己”的道理，又怎麽能將“愛”的理念發揚光大。顯然，中華民族隻能以中學為體，並兼容百家。隻有以中學為體，東方才能更好地吸收西方文明的精華。

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的效率不斷衰竭，發展中國家經濟崛起。它造成西方可掠奪的空間縮小，各種社會矛盾對立加劇，人們對西方體製的弊端看得越來越清楚。東方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再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當重新拿起國學，我們的眼光不能僅僅停留在其道德理念本身，因為每個文明都有相應的倫理體係。我們應當將眼光放在中華民族精神上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正是它，使得中國人能幾千年不懈地尋求真理，形成“個體”與“整體”緊緊相聯的宇宙觀。我們應當將眼光放在中華民族胸懷上 -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正是它，使得中國人在幾千年不懈的實踐探索上，形成“做事”與“做人”融為一體的人生觀。這才是其他文明缺少的，這才是東方智慧的源泉。智慧不來自思辨，再聰明的人都無法擺脫邏輯思維的線性局限。邏輯的完整並不等於“心”的圓潤。因此對存在的整一性的把握隻能來源於智慧，即對道的體驗，這才是哲學的根本所在。而一個民族的哲學也是其文明程度的標誌。然而，道的體驗卻取決於我們自身心性的轉變。儒家的道德取向與修身實踐提供了心性轉變的條件。什麽是儒，柔軟心也。道的體驗，智慧的產生隻可能發生於一個平和與柔軟的心。不寧靜，何以致遠。但是，東方文明的回歸不可能一帆風順，它不僅伴隨著與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也伴隨著物質文明的社會適應，中學之體不再需要“十年寒窗”與“八股殿試”。那麽，如何繼承其精髓呢？幸運的是前輩告訴我們，“道”不屬於恩賜，也不依於來世，它就存在於生活的滴滴點點。就像禪不在於坐，道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琴棋書畫也透著“道”理，一手好書法的人不浮躁; 懂棋者，明大局知先後; 善畫者，能從表象看到意向; 知琴者，能用“心”去傾聽。隻要能在做事時不斷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我們就會不斷地接近真理，開闊胸懷，以包容各種文明, 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從自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