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寶書”返讀 二十三、調查研究

1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斯大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係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太祖爺把兩類東西搞混了。 理論家的“實際”就是宏觀數據分析。像經濟學家的“實際”就是一大堆很煩人的枯燥數字，不可能等同快餐店老板的“實際”——今天銷售額是多少利潤是多少。最可怕的是經濟學家自認可以經營快餐店，或是快餐店老板自認可以當經濟學家。其結果就容易有畝產上萬斤的神話。

2 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係，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一九四一年五月

除了標簽之外，別的都對。 太祖爺英明。

3 “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誌中繼續存在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誌卻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一九四一年五月

如上。標簽之外都對。太祖爺作為“體製外”的一員時，思維敏銳，條理清楚。一旦自己成為無法無天的“體製”，就走向了反麵。皇權體製，是咱們的死穴。

4 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麽？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曆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隻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隻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麽好辦法，打出什麽好主意的。
一九三零年五月

雖然都對，不過這該是小學教育的內容。這篇是1930年的文章。 當時太祖爺的聽眾多是小學程度都沒有的“工農紅軍”，所以用教小學的套路進行培訓是不得不的急就章。 曆史如此。

5 調查就象“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象“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一九三零年五月

有時候解決問題要比調查耗時多許多。比如像全球暖化或是中國的皇權文化與結構。

6 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係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
一九四一年五月

 去除標簽，說得都對。

7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所謂民調中心。但是，民調和皇權是不合拍的。萬一民調說皇權很蠢怎麽辦？所以咱們至今不能有皇權之外的民調機製。

8 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夠。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用統計學的標準，太祖爺的三到八個樣品數不夠， 不會有統計學意義。如此得出的結論往往淪為主觀嗜好的陪襯。

9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麵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太祖爺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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