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從頭至尾，隻有一個貫穿全程的旋律，就是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太祖爺的殺手鐧。 從起家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始（注1），太祖爺就認定，要取勝，就要找多數做朋友，把少數敵人打敗。於是階級鬥爭就成為太祖爺取勝的不二法寶。成為太祖爺的法寶，需要咱們大家配合，結果真的配合良好，於是就有了文革之前太祖爺的感歎“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注2）。

如果找個對曆史一無所知的語文老師解釋一下“階級鬥爭”的意思，正確的答案就是分撥打群假。打群架不但傷感情，而且是大規模傷感情。所以恨是階級鬥爭的基本組成部分。太祖爺把階級鬥爭用的出神入化，就是先把仇恨挑了起來。第一步很簡單，把人分成好壞。文革的一號公敵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大人，在被打倒的時候有三個身分“叛徒，內奸，工賊”。叛徒肯定是壞人，當時雖不知道有“三姓家奴”之名的呂布或是獻關迎敵的吳三桂這些古代叛徒，可是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叛徒汪精衛都聽說過。再形象化一點兒，還有樣板戲“紅燈記”裏的叛徒王連舉，小說“紅岩”裏的叛徒甫誌高。有了叛徒之名，劉大人立馬就和汪精衛，王連舉，甫誌高為伍。“內奸”，“工賊 ”其實有沒有已經關係不大，一個“叛徒”身份足夠，劉大人是個大壞蛋。

有了壞人的身份，仇恨的問題易如反掌。汪精衛叛變給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抗戰中殺了幾千萬中國人，汪精衛當然罪大惡極。王連舉叛變投敵，讓李玉和一家三死其二。甫誌高叛變，造成咱黨的地下工作者許雲峰和江姐被捕並壯烈犧牲。這都是“血海深仇”。即然是叛徒，劉大人當然是同等可恨，不由得人不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於是就有“階級仇，民族恨”，這種仇當然是“不共戴天”。

有了仇恨，懲罰起來就什麽手段都不過分了。先是語言上的。文革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還算文明的，“油煎，炮轟，火燒”也就不在話下。語言是可以調動人體內激素的，有了語言暴力，腎上腺素一分泌，劉大人被“批鬥”時大受各種皮肉之苦也就無可避免。劉大人當時已經是年屆70的白發老人，紅衛兵小將們真打得下去手？當然沒問題，小將們打得是“大叛徒”，是“壞人”。“壞人”受任何懲罰都是罪有應得。這也是咱們文化的一種傳承。若是單從慘烈程度算，劉大人受的罪，在曆史上都上不了刻度。

咱們的曆史不乏慘烈的例子。明朝末年，上有昏帝，下有庸官，人心離散，強敵來犯。朝廷的一號驍將，袁崇煥袁大帥，幾乎獨木撐天，率些許人馬，把剽悍的滿清八旗兵給憋在關外望牆興歎。滿清先祖努爾哈赤抑鬱身亡，他兒子皇太極屢戰不勝。如此的一條好漢，被清軍一個反間計，借明帝崇禎之手給除掉了。袁大帥不是被一般的處死。崇禎帝要找出個把惡人來，讓社會同仇敵愾，以拉抬自己的聲望。袁大帥於是被最後一用，被判碎刀淩遲。皇上說袁大帥是叛徒，大家就信，然後就恨。在菜市口被公開淩遲的袁大帥身上割下來血淋淋的肉，咱北京的先民們就當場下咽，以顯示對皇上的擁戴，對朝廷叛徒的仇恨。這種讓恨就恨，一恨到底的文化，是有悠久曆史的。這些曆史文化，太祖爺當然知道。

不過崇禎那兩下子隻是雕蟲小技。太祖爺早就超越了靠一兩個惡人凝聚人心的層次。太祖爺的利器是階級鬥爭。在全國範圍內挑出一類“壞人”來，讓所有的人都能就近有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壞人”可恨，這凝聚力就非同一般了。太祖爺是階級鬥爭的行家裏手。從剛出山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減租減息，再到後來的土改（注3），太祖爺的天下就是靠階級鬥爭凝聚多數民心拿下來的。文革中再來一遍階級鬥爭當然是輕車熟路。可操作上有點問題。打天下時的“壞人階級”是有地有糧的地主們，人按財產分類，很好操作。可劉大人是太祖爺的副手，而中國社會經過太祖爺十幾年揉搓，除了農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別之外，文革時已沒什麽類別可分階級了，全都是高呼太祖爺萬歲的臣民們。這點兒小麻煩難不住太祖爺，靠著特有的洞察力和創造力，就有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新階級。當然，在執行的時候，再加上“及其走狗”，這個“壞人”階級的規模就說得過去了。文革時所有被修理一遍的人，上到鄧小平鄧大人，下到掏大糞的時傳祥，都是因為和劉少奇同屬這個階級而獲罪的。太祖爺熟練的運用了咱們曆史悠久的讓恨就恨文化傳承，加上階級，把局部的仇恨給做成了仇恨連鎖店。

時傳祥時大爺的故事很是滑稽。時大爺是一位掏大糞的清潔工。因為熱愛自己的工作而當了勞動模範。（任何行業都該有職業道德，敬業是對的，可太祖爺把人教育的能“熱愛”掏大糞工作，著實有些缺德。如同把人訓練成可欣賞“糞便”風味的“香水”一樣荒謬。）為了鼓勵熱愛掏大糞這種精神，劉少奇劉大人在文革前一個接見勞動模範的場合，曾告訴時大爺“你我隻是分工不同，可我們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劉大人還送給時大爺一支金筆，鼓勵他學文化。時大爺學了幾個月後用此金筆給劉大人寫過一封信，表示感激之意。靠著這個聯係，文革中，時大爺就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位“走狗”。具體的罪名是“糞霸”。即恰如其份又哭笑不得。時大爺被批被鬥，然後被從北京踢了出去，趕回山東老家，不許他再熱愛掏大糞這個工作了。

為了太祖爺，能仇恨一個熱愛掏大糞的憨人，還有什麽人不能恨？筆者之一文革開始時是一個毛孩子。因為被“經風雨”的關係（注4），借住在一個機關大院裏。因瘦弱寡援，拳擊和摔跤比賽常輸給別的孩子。時有大院中被揪出來的“黑幫分子”在勞動改造，其中一位老伯很是仗義，見筆者常成為拳擊練習沙包，路見不平喝斥別的孩子不可以強淩弱。當時筆者的反應是受了奇恥大辱。被別的孩子欺負事小，受“黑幫分子”保護不就成了黑幫一邊的人了嗎？皮肉之痛雖不舒服，可和做“小黑幫”的恐懼無法相比。於是不但不感謝保護，還對該老伯反擊，“你是壞人，我不用你管”。階級鬥爭的威力，可見一斑。如果隻有劉大人個人沒有階級鬥爭，這種效果不會出來。從小經曆了這些真實曆史劇，要咱們不入此套也難。劃條線。好和壞。 黑和白。這些直線的思維方法，就是咱們是非觀的基礎。咱們嫉惡如仇，咱們愛憎分明。“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注5）。咱們可以為了“社會正義”的原因而仇視被劃到線那一邊的父兄，親人。咱們相信了以“天下烏鴉一般黑”來描述所有的地主沒有一個好人。咱們接受了所有“壞人”從一生出來就是“壞人”的故事。咱們同意對“壞人”不應該有任何 惻隱之心。咱們練就了隨時投入階級鬥爭的真功夫。

文革成為曆史，階級鬥爭這個名字現在是臭了街了。可讓恨就恨，一恨到底的文化並沒被觸動。現在有一個社會現象叫做“憤青”。具體定義就不說了。這種把一群人單列出來，給一個貶義的名字，再大罵一頓的做法其實不好，根子上就是階級鬥爭的套路。所以這個詞我們不再用了。可是這種莫名的仇恨現象，還是要搞清楚。

最典型的例子可以從台灣歌手阿妹（張惠妹）說起。對阿妹的歌，由於時代不同的關係，筆者們實在是不感興趣。可阿妹的歌是讓中國一大群少男少女們著迷的。一段時間內，大概算得上是位天後巨星。可是好景不長，2000年，陳水扁當選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統。就職儀式上，阿妹受邀演唱中華民國國歌。這一唱唱出了問題。海峽這邊的部分同胞的讓恨就恨，一恨到底的文化被逗了出來。一時間，從阿妹的歌迷到各類音樂迷，從音樂迷到樂盲們，殺聲四起。堅決要求抵製阿妹的歌。道理很簡單，陳水扁是台獨，阿妹給他唱國歌，就同屬台獨階級，台獨階級的歌手，沒有權力在大陸唱歌。鑒於這種壓力，阿妹有的音樂會取消了，有的地方唱盤下架了，偶爾過來一次，還有抗議者如影相隨。阿妹大概到現在還不懂什麽是階級鬥爭，可是當了階級鬥爭的犧牲品。

阿妹為陳水扁受牽連，其實比文革中時大爺沾劉大人的黴氣還要冤枉。時大爺畢竟接受了劉大人的一個私人禮物，而後來給劉大人的信也有報恩的意思，算是有點私交，這兩件事也被廣為報道。阿妹在陳水扁的儀式上唱歌，是一個歌手給一個政治人物提供專業服務，跟送外賣比薩餅的夥計到你家送貨沒什麽不同。既然歡迎台灣同胞過海峽這邊來串門，在台灣唱過中華民國國歌應該不是問題，因為“同胞”們大概沒有一個沒唱過的。包括後來大受歡迎的國民黨主席連戰連大人，肯定在正式場合以中華民國副總統和行政院長的身份唱過國歌。連大人來的時候，沒見到有一個人去抗議。就算陳水扁在大陸是過街老鼠，人人可恨之，阿妹也不該受株連。隻是用 “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階級鬥爭標準，稍加改進成“凡是敵人用過的我們就要反對”，阿妹就在劫難逃了。盡管冤枉，可濫殺無辜是階級鬥爭的特點之一。

仇恨不加控製，膨脹起來極其容易。抵製就罷了，網絡上的攻擊就醜惡了。從“堅決打倒！！！”。到“台獨分子，還有人捧場，賤！”。甚至“阿妹死賤小婊子一個，祝她全家早日死光光”都有。距離文革的語言已經很近了。

恨和愛總是連體的。這種一扇就起的仇恨，其實是強烈的自我欣賞。食袁大帥之肉的北京先人們，自認是在捍衛崇禎皇帝的尊嚴。通過對袁大帥的仇恨顯示出了自己的價值，我為我皇食你之肉，放出了仇恨然後自我感覺良好，恨並快樂著。恨的後果並不在思維範圍之內，而後果大多達不到仇恨者的目的。袁大帥被剮不久，京城淪陷，靠袁大帥凝聚人氣的崇禎無處可逃，於是北京景山裏哪棵歪脖樹就出名了（注6），而北京爺們也開始梳辮子了。批鬥時大爺的紅衛兵們，自認是在捍衛太祖爺的江山，多踢時大爺一腳，劉大人就不可能“篡奪”太祖爺的政權。捍衛太祖爺的江山是何等偉大之事，對時大爺之恨換回了自我感覺良好。至於掏大糞如何幫助劉大人篡奪太祖爺政權的細節就忽略不計了。同理，咱們如果成功抵製阿妹的歌，今後沒人給陳水扁唱歌了，他的台獨氣焰必然收斂，通過對阿妹的仇恨，捍衛了祖國的領土完整，自我感就良好。至於陳水扁為了台獨，最恨孫中山孫大人製定的中華民國國歌這種枝節問題，並不影響咱們通過發泄仇恨帶來的快樂。

仇恨當然有存在的道理。中日之戰，日本鬼子占了東北奪華北，奪了華北屠南京。把我堂堂中國的首都，來了個滿城抄斬。如若那時對日的仇恨還不出來，那我們的文化就真該消亡了。就是孔老賢人再世，在南京大屠殺之後也會放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信條，而同意對日本鬼子怒而殺之。 所要防範的是被別人挑起來的無名之恨，從一時的情緒宣泄中獲得滿足，一步陷進去，就會深深的自戀而渾然不知。讓恨就恨，一恨到底，是誰“讓”你恨的？為什麽“讓”你恨？誰能從仇恨中得利？

太祖爺一輩子不離階級鬥爭是出於政治家的本色。政治家要有權，沒權了，政治家就成政治評論家了。權力依靠多數，民主的權力要票多，強人的權力要槍多。可是槍多的維持還得靠多數民心，就是咱們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意思。不然皇帝的槍總是最多的，曆史上經常改朝換代，說明強人全然不管民心也不行。有了最多的槍之後，作為政治家的太祖爺，還需要多數人支持，階級鬥爭就成為他得多數民心的利器。至於挑起仇恨有什麽後果，政治家未必會負責任。咱們的一大傳統就是把政治家當超人看，其實政治家裏小人多。

文革不是太祖爺第一次挑起社會仇恨。得天下後太祖爺大搞土改。地主和富農被分出來作為階級鬥爭的對象。地主和富農被挑出來做壞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麽，而是他們擁有什麽。 這就不公平 。 地主和富農中肯定有為富不仁的不肖之徒， 其擁有的財產是靠強取豪奪而來。對這些人，政權在手的太祖也完全可以合法合理的予以製裁。而對沒有非法欺人的地主和富農，就是要把耕地從他們手中拿掉，國家也完全可以有補償性的將耕地收購上來。退一步說，就算罪在擁有財產，土改後一文不名的原地主和富農就失去了所犯之罪。還把他們另列成一個階級而加以專政，更是蠻不講理。 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可以有個“壞人階級”做靶子來打，以便於維持階級鬥爭的力道，鞏固手中的權力。用強製的暴力手段把地主和富農幹掉的土改，可以說是太祖爺為權力而挑起仇恨的典型例子。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太祖爺是會抓，可如此有效，也是咱們配合的完美才會靈的。文革死了許多人，破碎了無數的家庭，傷了所有人的感情，把整個古老的民族快弄瘋了。太祖爺知不知道挑起仇恨可以死人，可以破碎家庭，可以傷感情，可以讓所有人瘋狂？太祖爺又不是傻子，當然會知道。可是政治家為了不當政治評論家，就需要權力。權力需要多數，政治家為了權力挑起仇恨太祖爺應該不是頭一位。重要的是，應該也不是最後一位。再次引用咱們唯一的哲學，太祖爺哲學，“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文革之中，太祖爺是個外因，他利用了咱們的諸多特征，也是社會的內因，來達到他的個人目的。包括咱們讓恨就恨，一恨到底的毛病。太祖爺這種外因現在沒有，也許短時間內也不會有（文革的反作用力）。可是為了一己私利，挑起社會矛盾的人總是會冒出來的。避免下一個文革再禍害中國社會，關鍵是把那些讓文革出現的內因逐漸拿掉，平等待人，減少仇恨。同理，對在海外挑起對咱黨的絕對仇恨的行為，也要小心觀察。如果以打倒咱黨為目的，以仇恨咱黨為手段，這隻是新的一種階級鬥爭而已，成敗與否都是中華民族的災難。階級鬥爭沒有好處，無論誰是鬥爭的，誰是被鬥的。民主要爭，人權要護，可是靠仇恨不會達到目的。

看到日前北京的各位愛狗大俠，為了狗的生存權利，走上街頭爭狗權，很是感歎。真希望文革時中國會像現在的世界潮流一樣，不但強調人性，還將愛心波及動物，如果那時大家都愛狗，有動物保護法，不可虐待和欺負狗，那情況就會好一些。就是 “黑五類”的子弟被當作“狗崽子”也沒關係，有狗權了。“痛打一切落水狗”成為非法行為，“狗崽子”們無處可去時，可以躲到河裏遊泳去。大家心平氣和，誰想把咱們的火搓起來，從中借力使力，就不那麽容易了。

注1：指毛澤東寫於1926年的一篇文章，確定其革命要從階級出發的基調。

注2：1963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聽起來像是從“大躍進”的挫折感中走出來，雄心再現的宣言。

注3：打土豪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造反時的口號。減租減息是抗戰時期國共合作條件下有節製的階級鬥爭。土改是得天下後放開手腳的大砍大殺。

注4：出自毛澤東“經風雨，見世麵”之說，意即要有鬥爭經驗。

注5：出自毛澤東1939年的一次答記者問，說得是對已經投日的汪精衛的態度，一定得和汪有所區別。

注6：指北京景山（原名煤山、萬壽山）崇禎上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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