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頭到尾（1970年到1976年）存在過七屆的“工農兵學員”是文革中倍遭痛恨的特色事務。其實，以文革時全社會的亢奮，大學就是不收工農兵學員而隻收愛因斯坦類的奇才進去，也釀不出相對論。加上當時高等教育規模有限，七年下來所有“學員”放在一起總數並不大，對高等教育不該有持久的影響。可是，它的震撼力巨大，不是在高校之中，而是在高校之外的社會上。

吃飯對人的影響有多大？ 最好的數據可以在人停止吃飯時得到。工農兵學員也一樣。 文革之後，鄧大人時代，以工農兵學員的方式為高校招生的程序停止，恢複了高校在全國考試招生的“老”規矩。筆者之一就是在高校恢複考試招生之後的第二年考進了一所重點院校。 筆者的祖母，當時已經年近八十，身材不高一雙小腳，體重不過40公斤。文化程度不高的她老人家，大概不知小數點是如何計算的。可是，當得知筆者被大學錄取後，對筆者的考試成績，幾百幾十幾點五分， 倒背如流。逢人就將愛孫的高考成績響亮報出， 以全場緊逼的氣勢將孫兒要進重點大學的信息與對方分享。無論聽眾是誰，老人家在每次準確說出這個帶小數點的數字時，眼睛裏都放著異樣光彩。現在回想起來，那種光彩，充滿了祖母之愛，但又不單單是祖母之愛。像許多老人家一樣，祖母在文革中經曆了無妄之災，一隻耳朵被造反的小將們打的失聰。孫兒考上重點大學，驕傲之外，祖母定有一種身份上的翻身享受和伴隨而來的安全感。 孫兒馬上就是權力係統裏麵的一分子了，社會再來欺負她老人家，傷及另一隻好用耳朵的可能大大降低。老人家的激動，折射出工農兵學員這種遴選方式對社會的刺激曾有多大。

遴選大學生，是有找出咱們眾多愛因斯坦苗子建設祖國的功能，可是在咱們的文化中還有比其更重要的社會功能。

封建皇權社會，嚴格的等級， 人不可盡其能是最大的浪費。時間長了就有罩不住的張力，每幾百年就自我毀滅一次把張力釋放出來。 如此愚蠢的係統，咱們居然在裏麵龜縮了兩千多年。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咱們有個調和這種等級製度張力的緩衝機製。 就是咱們的科舉製度。資本主義的民主製度，有選舉這個機製。 就是不可能每個人都有當總統的現實機會，總是有理論上的可能。 像美國，每四年，每個人可以有一個總統夢，有個奧巴馬夢。盡管隻有一個奧巴馬，盡管隻是個夢。 封建皇權社會，皇帝夢是非法的，滅九族的事情。 太子夢，不現實，是有血統前提的。 可是，科舉對全社會開放。考好了，就可以成為狀元榜眼探花。 一不小心還有被選為駙馬的可能。 從來理論上說，每個縣，每個村，甚至每個家族，都有考出一個狀元，做一次駙馬的可能。 所以，科舉就是有咱們“特色”的“民主”，咱們參與公眾事務的最好機會，咱們對不公平的社會求公平的夢。科舉，是咱們特有的駙馬“民主”程序。

這種“民主”程序自然貓膩很大。 “民”的部分還好，雖然女性被除外，不識字者被除外，但是科舉可以覆蓋到每個村落，覆蓋到每個家族，代表性算是說的過去。“主”的部分就玩虛的了。 科舉的選擇標準就很扯淡，皇帝那廝可以隨意變換， 曆史上眾多弱智的皇帝，科舉的標準不會比定標準的人高明。程序公平也有問題，不可能像奧運田徑110米欄比賽一樣，快百分之一秒就是快百分之一秒。還記得當咱們花樣滑冰選手看似完美的表演後所得的低分嗎？ 科舉的程序公平不會比藝術類競賽的搗漿糊標準強。最大的問題還在終極目的。據說，有證可考的由狀元而駙馬隻在曆史上出現過一次，問題是萬一真中了狀元再做了駙馬又如何？金榜題名之後，狀元奮鬥出來了，可是社會的等級問題依舊。 萬眾參與的科舉，結果不過是大家把中舉之人給“肉包子打狗”送出去而已。科舉從頭到尾是每個臣民和聖上間的互動，沒有形成一個社會在中間。所以科舉是有咱們封建皇權特色的偽民主， 有很多參與，有很少權利。盡管如此，咱們還是很在乎，那畢竟是咱們不多的參與機會。

然後咱們有了太祖爺之前短暫的大學經曆。大學，是鴉片戰爭咱們挨打之後，學習船堅炮利時的一項輔助科目。 因為有了北大，有了蔡元培，有了陳獨秀，有了五四運動，辦出智慧，獨立，探索，堅持的新型教育係統好像指日可待。不過，有咱們的傳統在，不用說一個蔡元培，就是有十個百個蔡元培，要一下子把高等教育和咱們傳統科舉體係從精神上分開， 應該是癡人說夢。雖然有形，可是骨子裏，還是有“中國特色”的大學。 和科舉的關係沒有也不可能完全脫幹淨。 要“做大事”而不要“當大官”是挺響亮的口號，可畢竟是口號。就是真要做大事，那做的事情後麵可能還是和大官間有些朦朧的想象空間。因為咱們的曆史，不當大官又能做出“事”來的如鳳毛麟角。除非去造反，但造反成了還是當大官，殊途同歸。蔡老前輩用他的智慧試圖把大學從科舉體係中轉出來，可惜他超前社會太多。

然後有了太祖爺掌管的大學， 就是工農兵學員橫空出世與文革開始前的大學。

因為社會上所有的資源都由太祖爺掌控，大學自然是太祖爺的大學。通過考試，招生和畢業分配，大學生也是太祖爺的大學生。大學生畢業後一律是“國家幹部”，做什麽想什麽也許要受許多限製，但是生計無愁由太祖爺供養，都是係統裏的人，國家機器的一分子。所以，文革前的大學，已經和蔡老前輩的理念再見，智慧，獨立，探索，堅持的夢想重新讓位給了咱們習慣的科舉功能。太祖爺的幹部當時雖來源於多種渠道（打天下時的下屬們持有最好用的通行證），但是大學卻是最明確的渠道， 可以通向太祖爺的體係之中。文革前的高考和高教繼承捍衛和發展了科舉。

工農兵學員就是在這種前提下出現的。

太祖爺為什麽要從考試招生變成工農兵學員進大學？ 這得問太祖爺。也許源於太祖爺深深的痛恨科舉這種偽民主。可是工農兵學員製度廢掉的不是偽民主中偽的部分，而是其中有限的民主部分。 大學裏的工農兵學員們，最早的兩期也許還有隨機的“工農兵”，而後麵的學員多是和太祖爺基層組織有著密切聯係的“自己人”。把科舉係統原有的大麵積覆蓋挑出尖子來培養駙馬，變成了選好駙馬們集中起來提高技能的私人俱樂部。當然，因為進來時就都是駙馬了，忠誠度應該是高品質的，成為太祖爺禁衛軍的一個分支應該不在話下（文革後期，太祖爺真派了自己禁衛軍八三四一部隊的一位親信去清華大學坐鎮指揮）（注1）。既然是禁衛軍了，除了保衛禁城之外作其它事的水平可想而知。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注2），禁衛軍和體係外的江湖有一次交鋒。 江湖的代表，山西太原一位普通的年輕人王立山在北京的那個著名的廣場上寫出了令大家眼睛一亮的傳世名詩“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而禁衛軍的駙馬們隻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新八股類的文章，“一小撮階級敵人很壞，太祖爺很偉大”，交鋒的高下立見。 駙馬們的低下表現，對社會產生了更強烈的刺激，“他奶奶的，老子肯定比這些選出來的駙馬更配當駙馬”。

工農兵學員成為文革中倍遭痛恨的“新事物”，就在於它毀掉了封建皇權體係裏僅有的民主成分。 前麵所述筆者祖母的情感，說明就是在封建皇權文化根深蒂固的社會環境下，咱們還是有參與和權利這兩個最基本的民主原動力。 封建皇權文化的傷害，是在於把民主的原動力引向了偽民主的方向。 工農兵學員的現象把偽民主變成赤裸裸的封建皇權，自然是過街老鼠。 恢複高考，回歸到偽民主的科舉，可能讓咱們感覺上舒服不少，可是並沒有給大家帶來真正有權利的參與。

時至今日，高考，仍是咱們巨大係統裏自願參與最廣，肮髒事情最少，運作機製最透明，公信力最好的公共大事。 為了自家的孩子高考可以“出成績”，家長有賣血賣房子籌集基金的。 考試期間，為孩子能養精蓄銳有在考場附近租用高檔旅館安營紮寨的。為了增加錄取的幾率，有不惜完全改變自己的生活移動戶口進入最佳考區的。所有這些，自然是為了自己的孩子有一個不落人後的受教育機會。 但是，家長各種努力的後麵，當年祖母報出孫兒帶小數點考分時的那種眼神，那種異彩是否仍在？答案是肯定的。通過高考轉輾進官場應該是家長們的期盼之一，社會現實如此。 2008年，咱們現代化的最前沿，廣東深圳。一所大學裏有一個處長的空缺，競爭上崗。居然有40位現任教授申請此位。教授們，一定是高考，大學，研究生一路過關斬將而來，其中很多可能還有博士學位。在咱們傳統的科舉係統裏，教授們應該都是進士以上的身份。從教授轉成處長，如同進士放了缺。隻有放了缺，科舉的價值才算實現。這個40比一，就是現今近乎神聖的高考後麵社會寄托的一種寫照。

做官有那麽大的吸引力嗎？答案還是肯定的。

為什麽要做官？在現時的文化之下，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很愚蠢。2009年5月，“北京晚報”登了一篇蘇文洋先生的有趣文章，題目是“上樹為民，上床為官”。 說的是互不關聯的兩個法律事件。 一是四川宜賓縣國稅局的分局長盧玉敏，花6000元去嫖一位13歲未成年少女（也稱買處）。東窗事發被抓。 盧大人號稱不知女孩為未成年學童，此說法被當地執法機構采信，盧大人被以一般嫖娼罪處理，行政拘留15天並處罰金5000元。 另一件事是，四川成都新都區平頭百姓李某，爬到其女鄰居窗外樹上偷窺該女，過程中或有些不軌之念。 後因忽然天降閃電被女鄰居發現，李某從樹上摔下，落荒而逃。後被執法機構處理，李某被判強奸未遂罪，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女鄰居有否權勢背景無從考證）。就算咱們的法律標準彈性很大，這兩件事加在一起玩笑也開得太大了。做官，於是成為“打不過你，隻好參加你”的條件反射，家長們凝聚在子女高考上某些含金量很高的寄托也就不足為怪了。

參與和權利這兩個民主原動力的背後是人類社會進化所產生的求平等內涵。民主和科舉是兩個不同的手段。 到目前為止，咱們一直試圖通過 科舉和高考來達到不被別人欺負的目的。變換一下孫中山孫大人話， 目的尚未達到，咱們仍很無奈。以四川宜賓盧大人的司法事件為例，以角色客串的方式，咱們可以分析一下科舉高考之路對此事是否有解。 最好的可能是你通過高考進入權利體係，成為執法機構的要員，把盧大人按應有的強奸現行犯定罪，嚴懲不貸，以儆效尤。 次好的可能是你通過高考進入權利係統，社會地位顯赫，你的女兒不會被盧大人強奸。 再次的可能是你通過高考進入權利係統，女兒仍很不幸被盧大人強奸，你通過高於盧大人的權勢，設法讓盧大人被依法嚴處。 最壞的可能是，你通過高考進入權利結構，你成為盧大人，強奸了別人的女兒而從執法機構裏麵輕鬆逃過。可能當然有無限多，而現實中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孩子高考時考不上大學，所以靠科舉和高考達到目的的幾率不大。 

民主就能達到目的解決問題？ 看你問誰。 四川宜賓的為人父母者一定願意試一試。就是真能享受民主程序了，家長們對高考的額外熱情也不會立馬減退，這就是偽民主的魔力所在。不但要滿足你一個求平等的期許，還給你一個高於平等之上 的可能。兩千多年積累下來的等級製，沉積在社會上就是文化。 走出科舉文化隻能是漸進式的，民主是方向，但是不可能讓大家快速放棄做駙馬的念頭。駙馬文化隻會隨著駙馬機會的消失而消失。

如此說來，大學畢業生不再由國家分配而改為自謀職業應該是淡出科舉文化的一大促力。 其效果，和科 舉時代選出不少進士，但無官職空缺，無法外放相同。虛幻的駙馬期許消失了，與當年的工農兵學員現象有些異曲同工之效。自然，權貴子弟依然會有比眾人多出許多的機會在自謀職業的過程中搶占有利地形，不平等不但不會消失，反會被放大開來。不全是壞事，民主的原動力不會消失，隻是不再對高考癡情，而去追求真正而可行的民主渠道。資本主義對民主的促進，在某種意義上是靠將封建皇權控製的機會一個個拿掉的方式完成的， 無處可去的民主原動力會衝出新的民主大路來。

托鄧大人的福，咱們給全世界做加工廠已經有一陣子。至於創造力，則是另外一個故事。 之所以第一台電腦，第一株疫苗，第一架飛機，第一家股份公司， 第一部手機，第一塊iPod都不曾從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發生，是因為咱們本該醞釀新事物的教育係統在孕育眾多的狀元。 狀元有狀元的用處，但是，文明的演進，提升，需要人類最充滿想象的創造力。隻出狀元，不出想像力，要從世界工廠前進一步，談何容易。拋開科舉，拋開皇權，拋開駙馬，拋開禁衛軍，拋開偽民主的誘惑，拋開家長們高含金量的期許眼光，實現蔡大人當年的“先進”追求，讓教育歸教育，官場歸官場，仍然是個夢。有朝一日，夢圓了，校園隻是培養情趣，提高技能，醞釀創新的“酷”場所，到那時太祖爺的“工農兵學員”沒準是個不錯的創意。 沒有了功利算計，不需要為世俗包裝，像跳水明星伏明霞、台球國手丁俊暉類的現代版工農兵大學生就沒必要進大學鍍金（注3）。 到時候大學沒準能攬到王朔、韓寒類的全新“工農兵學員”進來。有這種同學一起侃創作，那大學，爽的沒邊了。不過想進大學依然不會容易，除了要與“土產”天才王朔們競爭外，也會有許多想沾點兒酷光的留學生往哪裏擠。當然不是壞事，留學生也是廣義上的工農兵學員，用世界的資源為世界創造，那個崛起力道， 必將後勁十足。

注1：毛澤東的警衛隊，8341部隊中的一名低層政工軍官遲群在文革後期被毛派到清華任“革委會”副主任，全麵接管清華。

注2：1976年發生在清明節前後的一場民眾以吊念周恩來為借口表達對文革不滿的抗議運動。

注3：跳水王牌運動員伏明霞退役後被“特招”進入清華大學讀書。台球高手丁俊暉則被“特招”進入上海交大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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