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榮譽教授亨利·羅文日前發表文章稱，中國即將出現大變革，而且很可能是激烈的變革。在過去30多年裏，中國經濟以平均年增長率9%的速度迅猛增長，這使中國成為世界貿易和金融業的大玩家，而且在政治和軍事領域也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這種增長不僅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而且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遲早也將對國內政治產生影響。

點 擊 圖 片 看 原 圖

亨利·羅文（HenryS.Rowen）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榮譽教授，是斯坦福區域革新和創業工程主任，《大中國革新探索》（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8年）主編。

亨利·羅文12月1日發表在胡佛研究所網站上的這篇文章指出，即將出現的是政治和經濟兩方麵的變革。變革出現的順序將產生影響力的巨大差別，但這個順序非常不確定。無論如何，大變革很可能在2020年前出現。

社會變革

變革出現的早晚將產生重大差別。相信中國的增長將最終帶來政治變革是一回事（鄧小平在1988年告訴國務卿舒爾茨中國在50年後將成為民主國家，或許他的意思是‘忘掉它吧’），期待政治變革在這個十年內出現是另外一回事，本文的觀點是後者。不過，事情並不這麽簡單（從來不），下文還將談到的另一個觀點是在此階段很可能出現突然的經濟衰退。人們不應該期待這些預測的事件是各自獨立的，因為政治動蕩將損害經濟發展，而經濟突然衰退肯定產生政治後果。政治動蕩或經濟衰退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的相互作用隻是猜測而已，本文將做出一些猜測。

假設中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變革出現的時間應該是2015年，這是很近的未來，足以引起我們的關注，隨後幾年可能性將越來越大。把它們聯係起來的共同因素是中國的人均GDP到那時將達到17000美元（以2005年的購買力為準）。這是自由之家列舉的大部分“自由”國家或所有“部分自由”的非石油富國的經濟水平。有助於自由的因素還有教育程度，而這在中國也穩步增長。雖然今天中國的教育水平仍然屬於“非自由”的範疇，但假設增長率維持在年均9-10%，它將在2015年達到自由的基本水平。如果增長率下降到總理溫家寶所說的7%，該水平也將在2017年後不久實現（更準確地說，如果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在2017年被認定為“部分自由”的概率是50%，隨後概率將越來越大）。

可以理解的是，該話題的大部分討論集中在政治自由即人民選擇國家領導人的能力上。但自由之家有兩個自由指標：一是政治權利，一是公民自由（如美國的權利法案）。從這些標準來看，當今中國在政治權利上墊底，在公民自由上稍好一些。原本就不該有政治排名，因為中國是列寧主義國家，共產黨把經濟自由和嚴格的政治控製結合起來，但是經濟自由將產生深遠的社會後果。經濟自由的基礎是繁榮，而繁榮

是不平等分配的，中國東部城市裏已經出現了龐大的中產階級，越來越大的私營經濟，媒體比10年前更自由，比30年前的自由度更是大多了（但政治言論仍然不自由），勞動力市場更開放，都市居住權的限製也不那麽嚴格，宗教活動雖然常常受到騷擾但基本上被容許了，司法體係也在緩慢前行，人們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筆者想再次強調繁榮並不均衡，龐大的中產階級集中在東部城市裏。用自由之家的說法，這些進步意味著公民自由的進步。

從消極的一麵看，最近一直存在著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打擊，官方的委婉語是“維穩”。

現在還不清楚為什麽在共產黨控製似乎很強大的時候出現這種事。明年即將出現的領導人換屆似乎已經定下來了，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很多出現在少數民族地區。官方對阿拉伯世界的動蕩傳播到中國的擔心是真實的，但人們對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肯定也發揮了作用，因為這場風波在共黨領袖的心中一直栩栩如生。那場風波是最後導致蘇聯解體的東歐動蕩激發起來的，被視為危害黨的領導。如果你采取列寧主義者的做法，就不可能不特別小心。

不幸的是，中國官方最近以維穩的名義打擊持不同政見者。

中國的情形需要放在世界模式的背景下考慮，該模式顯示經濟發展和民主自由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係。這種聯係或許三種可能性可以解釋：1）經濟發展導致民主；2）民主或許促成發展；3）兩者或許有一個共同起因。經濟發展導致民主的第一種可能是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的假設，即隻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富人才能抗拒蠱惑人心的煽動家。穩定的民主預設了人力、社會、和物質資本的積累。教育促進增長，人們文化水平的提高促成反對獨裁的民主革命，使得反對民主的政變不大可能成功。

羅伯特·巴羅（RobertBarro）在分析了一百多個國家後發現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初級）預示著更高的自由，這是支持李普塞特觀點的證據，雖然在有利於選舉權的因素出現和它在政治上的具體表現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時間滯後。在教育水平上，2000年中國25歲以上的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74年，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和快速擴張的高等教育方麵教育進步的步伐在加快。到了2025年，2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正規學校教育將達到8年。教育帶來的進步雖然緩慢，但經過一段時間終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巴羅把這種滯後歸咎於製度的惰性，雖然受到經濟和社會變量出現變化的影響。他注意到大概20年後，“民主程度就將完全由經濟和社會變量所決定。”

這個觀察幫助人們理解為什麽像中國這樣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當今的自由程度遠遠低於現有經濟發展程度預測的那種水平。

亞當·普沃斯基（AdamPrzeworski）及合著者也發現經濟發展水平最好地預測了不同政權出現的概率，但他們的解釋是如果和從獨裁到民主的轉型國家相比，富裕國家的民主更容易生存。這些研究者注意到，一個國家的收入水平越高，該國的民主政權維持下來的機會就越大。

中國共產黨人在表達各種怨憤不滿時感受到的禁忌越來越少。

巴羅和普沃斯基等人發現民主並不直接導致更高的經濟增長，佩爾森（TorstenPersson）塔貝裏尼（GuidoTabellini）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他們認為民主導致經濟增長的證據非常弱。他們寫到“民主”這個概念太籠統，而製度細節非常重要。該理論的畫麵仍然不清晰，文獻仍然存在不同觀點。

第三個可能性是民主和發展擁有共同的起因。這個觀點得到

戴龍·阿西墨格魯（DaronAcemoglu）和合著者的支持，他們認為“雖然收入水平和民主是正相關關係，但沒有證據表明存在因果關係。相反，曆史因素往往影響不同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發展道路的偏離，導致民主和經濟表現的正相關關係。”這些學者認為政治和經濟發展道路交織在一起。有些國家走上民主和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道路，有些國家則遵循專製、壓迫和更有限的經濟發展的道路。

不管人們采取哪種解釋，民主的中國在東亞並不算稀罕，因為日本、韓國、台灣都被自由之家列為民主國家，新加坡被列為“部分民主”國家。

它們顯示西方式的民主能夠在華人社會生根發芽。

中共為選舉開了一扇小窗戶，1988年允許村級領導幹部選舉。到了1990年代中期，90%的村委會主任都是通過投票而上台的。但個人直接提名、多個候選人、秘密投票、公開唱票、馬上宣布投票結果、正常的罷免程序等要求並不總是得到遵循。多年前人們就猜想這種選舉將擴展到鄉鎮層級，但這種期待並沒有出現。

這使得中共麵臨一個變化的情景，人們在表達怨憤和不滿時感受到的禁忌更少了，而這些不滿和冤屈往往是當局的錯誤造成的。其中一個例子就是2011年7月的溫州動車事故。這個事故本來就夠糟糕的了，讓許多人憤怒不已的是當局試圖掩蓋真相（從字麵意思上就是把摔到橋下的車廂和屍體掩埋）。

人們表達不滿的方式之一是通過當局所說的“群體性事件”。這些事件主要是罷工和抗議的結合體，抗議警察的不公，抗議地方黨組織征地拆遷牟利以及少數民族民眾抗議種族歧視等。在1995年，報道的群體性事件大約一萬起，十年後的官方數據增加了十倍。如今政府已經停止報道這個數量，但非官方的估計是2010年大概有16萬起群體事件。抗議者一般都避免直接挑戰中共的權威，更願意引用黨的文件、法律和國務院規定和領導人言論中列舉的權利。抗議者也非常小心地把議題局限在本地事務上。人們不應該認為這個國家的抗議活動將嚴重威脅政權的存在。人們知道曆史上這些抗議的作用是什麽，領袖們有時候鼓勵他們抗爭，作為趕走當地腐敗官員的方式。但是，盡管這並不說明中共搖搖欲墜，但也並非中共執政正當性的證據。

當局表現出的焦慮反映在社會出現的深刻變化上。正如傑夫·代爾（GeoffDyer）在2010年10月的《金融時報》上寫的：

因為組織親民主的情願活動而被關進監獄的劉曉波是政治改革的旗手，但在很多方麵他並非當局的主要挑戰。劉先生屬於上一代的持不同政見者，這些人在天安門事件後已經被邊緣化了。普通中國人很少聽說過他。

相反，壓力更加多樣化而且來自不同地方。都市郊區富裕階層如果財產權受到侵犯更樂意組織大型抗議活動，而且確保電視攝像機的拍攝。中國迅速增長的司法群體裏有很多人主張建立更加獨立的法院，其中不僅有法官也有背負冤屈的公民。

而且，現在還有因特網，雖然當局盡一切努力審查和左右輿論導向，但網絡已經成為反叛和嘲諷的源頭。

中國的黨國是這樣一場暴風雨，人們往往容易忽略列寧主義陰影下出現的越來越充滿活力的社會。

中共確實是一場暴風雨，愛德華·斯坦菲爾德（Edward Steinfeld）在2011年7-8月那一期《波士頓評論》上總結如下：

在這個新製度下，國家權威和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本質已經完全不同了，這個現實被國家狂熱地試圖開發新規則維持控製和影響力的努力所證實。為回應對變化了的國家作用的期待，出現了依法治理的新話語。除了新

稅法、合同法、物權法、環境保護法之外，國家還出台了政府信息公開的法規，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中國的信息自由法。有些省比如經濟發展很快的福建已經出台了強調集體協商作用的新的勞動法。

有關政治未來的話題，領導人的公開言論存在不同的口氣。黨的許多領袖已經表達反對審查和支持言論和媒體自由的觀點。至於當局，溫家寶總理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采訪時說“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和需要是不可阻擋的。”（這句話遭到中國媒體的封殺）

技術已經改變了人們接觸信息的方式和相互交流的能力。

其中一個是無處不在的手機，當今中國使用的手機超過8億5千萬部，未來幾年，手機用戶可能超過10億。每天有五億條短信在流傳，政府已經失去了對人們傳播信息、組織抗議活動和揭露腐敗等的控製（比如下一場類似薩斯的傳染病）。手機成為突發事件引起的群體性抗議活動的組織工具。

因特網的重要性無可爭議。中國有五億網民，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因為信息的其他來源和娛樂一直比其他國家受到更多限製，它的社會影響力也就更大些。這就產生了尋求信息和發布博客的用戶和試圖確定限製性邊界的審查者之間不斷上演的博弈。領導人對阿拉伯世界抗議活動的恐慌近乎草木皆兵，最近以一種滑稽的方式表現出來。因為突尼斯革命者將他們成功的起義命名為“茉莉花革命”，所以這種花在中國就曾經成為不存在的植物。二月份，當中國的“茉莉花革命”信息開始在網上傳播的時候，三個漢字茉莉花被屏蔽了，發短信根本無法使用這些字，連胡錦濤主席唱“茉莉花”這首歌的視頻也從網上消失了。

人民通過因特網或者使用手機展現出來的力量破壞了列寧主義控製的原則：用地域和社會階級把人們孤立起來。所有這種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當局的許可，因為這些社交網絡技術帶來的經濟利益，如果它們受到嚴格限製，中國的經濟增長將受到嚴重影響。

經濟和政治動蕩？

所以，中共領袖認為維持黨對國家的控製所必須的經濟高速發展播下了它們垮台的種子。但是中國的高速增長能夠持續嗎？每年9%以上的速度將降下來，這是絕對的真理，就像樹不可能長到天上去，30年的高速增長（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短暫停滯了一段時間）已經非常罕見了。普遍的觀點是通過勞動力增長乏力、工人從生產力低下的農村向生產力高的城市流動放緩、國家向國際技術前沿邁進的途徑等形式出現衰退。

最近一些學者巴裏·埃森格林（BarryEichengreen）、康鎬炫（KwanhoShin）、樸東炫（DonghyunPark）等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們發現幾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國家的高速增長都是在以2005年國際價格計算人均GDP達到16740美元後突然停止了，其增長速度從每年5.6%突然降至2.1%。他們注意到中國的軌跡是在2015年達到這個水平（或者如果每年增長率是7%的話，是在2017年）。他們預測未來的經濟衰退將是年增長率是2%到3.5%，這將意味著中國的增長速度降至6到7%（作者認為這種結果不是確定無疑的，但可能性很大）。基本原因是人均GDP到了這個程度後，工人從農業轉向工業的回報開始下降，利用外資和技術的利益也隨之消失。導致經濟衰退的另外因素是中國故意壓低人民幣匯率。這三位作者觀察到，越過16000美元水平仍然持續保持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隻有兩個，那就是城市國家新加坡和香港。

這個現象的核心是生產力增長的放緩。他們寫到：

經濟放緩出現在經濟增長過程的這個時刻，即人們不再能從農村轉移多餘勞動力到工

業領域來刺激生產，引進外國技術的收益開始降低，但全要素生產力（TFP）從不尋常的3%以上的高水平突然急劇降至零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這個方麵，中國具有獨特的優勢以保持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中國地域遼闊可以大量注入投資，西部省份人多但貧窮。針對這一點，作者寫到：

如果增長奇跡在國內移植的話，占中國人口相當比例的內陸省份的經濟發展（人口比很多國家還多）在未來幾年仍然可以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政府已經擴展了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高速路和鐵路到這些欠發達地區，為它們的經濟轉型做準備。

假設確實出現了突然的經濟衰退，後果會是什麽呢？從國內來看，衰退很可能根據地域和行業不同而有所變化。已經出現的情況是很多資本投資很可能回報率很低，3000億美元的高鐵投資中很多可能就是如此。政府會做出削減資本投資和鼓勵消費的反應嗎？中國的整個出口已經引人注目地下降了36%。政府說要這麽做。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穩定，實際上也是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要求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最起碼年均增長率應該在7%。雖然存在神奇的門檻的說法並不可信，但這個速度若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會被認為非常好的，如果經濟大幅度衰退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將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後果。

從國內來說，經濟增長放緩的前景出現很多問題，如這種衰退的不同影響如何跨國收入分配，我們知道貧富差距已經非常巨大了。有錢有勢的某些人在炫耀他們的財富，網上已經出現了很多這種事。如果困難時期到來，人們會怎麽看待這種消費？

哪些經濟領域受到影響最沉重？房地產泡沫破裂已經即將來臨，建築工人將麵臨失業困境。汽車行業如何呢？作為世界第二大，2010年銷售汽車1800萬輛，官方預計在2021年將達到5000萬輛。這對已經讓政府頭疼的問題如包括大學畢業生在內的失業和就業不足意味著什麽？人們對希望破滅會做出什麽反應呢？人們對本來就不受人愛戴的黨的不滿是否會大幅度增加呢？

至於對國際產生的可能影響，埃森格林和同事的觀點是“有人估計，中國一家就占全球需求增長的30%，金磚四國總體占需求的45%，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作為整體是世界的絕大多數。”簡而言之，中國經濟衰退將嚴重影響世界經濟增長。

受影響最大的是原材料供應如巴西、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但也包括日本和歐洲的機器供應商。考慮到國際貿易的多邊特征，美國的出口也將受到影響。

中國的國防和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麵也將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增長衰退意味著未來軍事潛力的擴張就不會這麽大。中國將發現更難提供許多人預計將擁有的，人民解放軍無疑期待的各種先進武器的貨款。如果國家的困難足夠沉重的話，中共可能被誘惑把外國人當作替罪羊。首要的目標就是美國人。

中共有一個選擇，通過逐漸引入自下而上的政治變革試圖避免可能的大動蕩。這就是曾經也是列寧主義政黨的國民黨在台灣的做法。政治選舉首先在地方政府，隨後在國民代表大會進行，直到最後選舉總統。這個過程雖然也不是沒有困難但相對來說還算順利。中國沒有采取自上而下的途徑或許是因為黨的領袖看到這對其控製的威脅實在太大了，或許因為擔心造成政治動亂。人們很難批評中國領袖這樣的權力專家，但大麻煩確實就在前麵。

兩種變革的相互關係

回到最初的立場：在2020年之前某個時候中國將很可能出現政治變革或經濟變革或者兩種

變革同時出現。如果這種變革出現了，兩種變革出現的順序可能產生很大差別，雖然人們隻能預測情況會如何變化。如果首先出現實質性的政治自由，那麽不那麽嚴重的經濟衰退就不會造成災難性影響。但是如果出現另外一種情況，經濟動蕩先於政治改革，那麽，嚴重的經濟衰退將造成政治自由化、保守派勢力成功控製局勢、或陷入長期的政治動亂。我們不得而知。

不管怎樣，中國在未來十年的發展將很可能深刻地影響世界其他地方，就像過去這些年對世界產生的影響一樣巨大，隻不過是用其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