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片片綠毯包圍了土黃色的村莊、樹上新芽泛著光亮的春天，一輛卡車托著一道黃色塵煙向青年點駛來。這次不是發動機廠的卡車，是媽單位的卡車，百貨供應站的卡車比一般的卡車還要大一圈。

　　從駕駛室走下來的是小範。 

　　“新力，接你來了，收拾收拾回去吧”。小範一點修飾都沒有，就像來接親戚的孩子那種口氣。他遞給我一疊(大概有三聯)紙，上麵擁擠著幾個部門的大圖章，讓我拿它去公社辦戶口遷出手續。

　　我的鋪蓋卷、小木箱獨占了大卡車，從來沒有這麽奢侈過。

　　我就這樣離開了青年點。我種的紮根樹正衝著青年點的大門，上車時無意中看到它孤零零地站在那裏。宗師傅緊跟政治形勢，知青中的各種儀式一個不落。他讓我們種紮根樹，別人種了就不管了，隻有我洗臉水、洗衣水都端去澆它。樹苗有水就能活，沒水就慢性枯萎。我那棵樹又冒出了新芽，它替我紮根了。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知青回城也由個各個單位負責辦理，我自然要跟汽車發動機廠的子弟一起回去了。汽車發動機廠是集體單位，比媽單位辦理的晚一些，但撤點回城已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沒有人在乎那一點點時間差了。

　　媽文革前是一個普通職員，一介草民，我不過是一粒草籽。我們母女三人如果一直生活在衛民街2號的職工宿舍，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危害，轟走我們也不會有任何人受益，但是，他們轟走了我們。文革後媽仍是一個普通職員，一介草民，我由草籽變成了草民，他們不辦理我回城，也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危害，辦我回來也不會有任何人受益。不僅不會受益，辦理外單位青年點的知青手續也許還要麻煩一些，即便辦了，也未必該為接這一個人派一次車。但是他們辦了我的回城手續，還派車來接我了。世道變了，人心也變了。

　　第一次不是坐在卡車板上，第一次坐進了駕駛室。小範坐在我和司機之間，他熱情地找著話題。雖然我見到他仍叫了“範叔叔”，但是這麽多年沒有來往，加上心裏的隔閡未消，對他的熱情我隻是禮貌地敷衍。

　　卡車卸下我的行李先開走了，小範進屋跟媽打招呼後走了。媽因為每天跟他在單位見麵，送到門口就回屋了。我按照“送客要送到看不見”的規矩一直站在門口的石頭台階上目送小範。我家門口麵對著民族街，那是一條很直的街道，要等到客人看不見影子，除非他拐進旁邊的小胡同，如果不拐，我要站很長時間。小範走了40多米轉回身子朝我的方向看了看。當他發現我還站在那裏的時候，又折了回來。

　　小範圓臉龐大眼睛，眼睛很有神，一副喜幸麵孔。走回我麵前的時候，剛才在車上熱情聊天的陽光勁兒沒有了，他沉著臉問我：“新力、還記得小時候的事嗎？”

　　問得很突然，問得又很委婉。

　　“小時候的事” ：1967年夏天，我一個人在家的某個下午，小範帶著一群人進來對我說“這個家，我們占領了”。那天我也叫了他“範叔叔”，還以為他說的“占領”是鬧著玩兒。直到一同進來的霍慧芝衝我喊“別裝傻，快滾出去”我才明白是來抄家了。

　　“還記得嗎？” 想忘也忘不了！那以後我每天都生活在“小時候的事”的延長線上，先是我跟媽姐離別，再是我到錦州後失學，跟爸度過了數不清的寒夜，我一人穿湯越火走到今天，就是今天也還是那條延長線上的一天。

　　被害人永遠忘不了傷痛，加害人能夠記住10多年前的事情，記住了那個叫自己叔叔的小姑娘在恐懼中哭泣，不是易事。也許他還有良心，也許他受到過良心的苛責。看著他那灰暗的臉色，不知為什麽我說不出“延長線上”那些話了。中國語言非常豐富，卻沒有預備道歉話。中國人不會道歉，想表示道歉的時候就是做出一些對你好的舉動來。我振奮了一下精神，裝出輕鬆的聲調：

　　“小時候的事，忘了！”

　　“忘了？！”

　　“嗯，早就忘了。”

　　“是啊，新力那會兒還小”，笑容又回到了小範的臉上。再次道別後，小範走了。我再次站在那裏目送他。他沒有拐進胡同徑直往西走，夕陽正好落到跟他一樣高的位置。

　　是啊，那會兒我還很小，那是我小學一年級暑假發生的事情。

　　跟小範對話後，我有種想跟誰嘮叨嘮叨的衝動。想跟媽說，媽不知道抄家時的情景，從頭到尾給媽講等於戳破她已經愈合的傷口，那樣的話，媽也許就不能像現在這樣跟小範自然來往了，還是不說好。想跟姐說，又怕姐罵我“你傻啦！為什麽說忘了？告訴他永遠也忘不了，看他說什麽”，姐腦子比我快，每當她罵我的時候，我都覺得她說的有道理，還覺得自己特別笨拙。算了，別自找沒趣了。還能跟誰說呢？沒有了。憋到今天，寫在這裏了。

　　我的文革從小範的“占領”開始，到小範問我“還記得小時候的事嗎?”結束。如果這不是親自經曆了的話，我一定懷疑這個“圓滿”的結果是作者編造的。從“反右”到“文革”那麽多冤案中哪個被害者見到過加害者對自己有過道歉的表示？最終不就是一句“母親錯怪了孩子”嗎！迫害你時用的是階級鬥爭的大棒，安撫你時用的是黨媽的失誤和關懷。我喜歡溫柔和諧的理論，喜歡延用黨媽論，但是想告訴黨奶奶，你不光錯怪耽誤了兒女，還傷了孫兒輩的心，毀了他們的前程。虐待兒孫的家族香火不旺，壓抑迫害人民的國家不會有真正的繁榮。

　　一個多月後，汽車發動機廠的卡車停到我家門口，車上坐滿了青年點的夥伴，還有大大小小的行李。他們讓卡車繞到我家把青年點最後分的糧食給我送來。卸糧食口袋的時候還帶下來他們熱情詼諧的話語，原本擔心他們罵我“下鄉時你搭我們的車，回城時你乘別人的快船，多不夠意思”。看到他們的笑臉便忘了這一切擔心，一心想知道他們這一路說了多少笑話，兩年半的時間裏我跟他們一起坐過好幾次這輛卡車，這次應該是最開心的一次，再也沒有一起坐這趟車的機會了。那是我迄今為止遇到的最真誠最愉快的集體。

　　幾乎是同時，爸落實政策回到了石家莊。爸工作過的幹校已經撤銷，石家莊市教育局安排他到一所中學教高中語文。爸那雙幹了20年粗活的大手又重新捏起了粉筆。

　　姐的戀愛大功告成，正在籌備自己的小家，幾乎見不到麵。

　　媽那時已經和保定的老伴離婚，重新回到了單身。媽每天從我臉上捕捉爸的信息。

　　“藕斷絲連”中的“絲”不知能維係多長時間，我是爸媽之間的一條堅韌頑強的絲。不知不覺中堅韌頑強的絲已經固化，她堅信重圓破鏡照不出原有的圖像，有形的不一定是家，無形的不一定不是家。固化的絲當然起不到愈合母體的作用。

　　一家人最終沒有回到一個屋簷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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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後來我到北京上大學，畢業後留校留學、結婚生女，過著簡單平靜的生活。大學的一個朋友說“一帆風順就是指你這種人的吧”。“隱瞞曆史”得來“一帆風順”的稱號，不敢接受。幸與不幸總愛跟人玩兒零和遊戲，所以，高峰時別太拿自己當回事，低穀時別太拿事當回事。

　　30幾年過去了，姐還像小時那樣經常訓斥我：“你跟媽8年，跟爸8年，跟媽那8年非常費事。可是，你卻把孝心全給了爸一個人”。

　　姐說的一點兒也不錯，能理解她替媽打抱不平。但是，在我學會分身術之前隻能把自己放在爸身邊。

　　爸今年84歲，始終獨居，我是他唯一的精神安慰。如果媽姐看到我這係列的第2章，知道我跟爸是怎樣度過了那8年的話，一定會諒解我的不孝和“偏心”。


　　流行傷痕文學的時候，聽過幾個人說要寫爸和我，但是至今沒有見到一行字。他們能猜測出父女生活不易，但想像不出有多難，寫不出來。我也曾多次想起過爸背著我說“長大了你寫書的時候”的情景，幾次想寫，不知該寫誰，從何處下筆。爸的內心我不知道，媽的事情知道得更少，要寫隻有寫我自己，我沒有大出息不值得寫。這樣想來想去三十年過去了，30年前的事情確確鑿鑿成了曆史，我腦子裏昨天發生的事情，後輩們要靠書本去琢磨研究了。社會學家認為，底層的生態是那個社會的真情實態，底層的思想反應那個民族的真正意識。這樣看，客觀地紀錄下我那段底層生活的經曆也許是件有意義的事情。

　　第一次在網上寫文章，體會到了網友的議論是最好最及時的鼓勵，“幾曾回首”的朋友們以前後左右的觀點給予提醒，從錯別字到時間概念給予訂正，督促我更準確客觀地記述每一件事情。


　　一位外國網友說“讀你的東西急得我抓耳撓腮，怎麽還看不到複仇啊，快點寫，等著看到複仇的場麵”。如果他看到就此結束了，一定替我感到窩囊。不過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文革後有沒有複仇？複仇的形式是怎樣的？

　　聽說過有人挨著個報了仇，不知他用了什麽方法。我也考慮過，如果允許我挨著個報仇的話從那裏做起？從抄家那天算起，一邊往外扔抄出來的東西，一邊惡狠狠地罵我“哭、哭死你”的霍慧芝應該算作報仇之列吧。為人之母的中年婦女對一個小姑娘喊出這樣的話無異於自殘，隻覺得她醜陋，不值得我去報仇。也許她是為了追求當時流行的信念和主義才不惜自殘的，但是從她的舉動中可以得到一個啟示：一個人在追求信仰之前先要作好自己的教祖。

　　前五裏營子的何二白話，借“攻擊林副統帥反動標語”事件給我辦了一個寒假的學習班，給我和爸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痛苦，這個仇一定要報。我去前五裏營子找過他，在買肉剛剛不要票了，糧食剛剛可以隨便吃了的時候他死了。前五裏營子流傳著他的劣跡：在合作社賣點心的櫃台前從服務員為前麵的顧客包好的幾包點心中若無其事地拎走一包被人追回來。就是這麽一個人，土改、四清、文革都是我黨在農村率先使用的積極分子。且不說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如何，使用這種人搞起來的運動不管起初多麽轟轟烈烈最終都將失去人心。原以為我們不幸遇上了何二白話這種政治無賴，看到《芙蓉鎮》裏的二流子王秋赦時才知道那種人代表了那場革命的一部分。

　　站四小學的班主任郭大肥給我開路線分析會，衝我喊“帶著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也不恨她，隻想跟她聊一次師之道。我去站四小學找她的時候，那裏的老師告訴我她調到教師進修學院當老師的老師去了。更該跟她好好聊聊了，卻全然沒有了興趣。

　　想報仇不過這幾個，要感謝的卻很多，永遠感謝那些明裏暗裏給過我幫助、照顧的人們。


　　跟讀者中還有兩個特殊人物：我丈夫和女兒。丈夫生在上海長在北京，與我同齡，沒下過鄉，甚至連搬家都沒有經曆過。他知道附近有人下放，看過傷痕文學，從書上知道一些文革受迫害的人的情況。但他沒有想到我竟是這樣在社會的邊緣和縫隙中生存過來的。驚訝我把過去的事情記得這麽細，埋得這麽深。

　　女兒四歲來日本，6歲開始在熱心媽媽們辦的中文班學習漢語。堅持10年學完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小學1年級至中學3年級的語文教材。任何國家的語文教材裏都隱含著德育教育的內容。女兒用的這套教材裏，節約的典範是毛主席穿破襪子接見外賓；忘我工作的典範是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裏工作了一夜，出來後跟掃馬路的工人師傅握著手說“同誌，你辛苦了”；講要做誠實的孩子用了列寧打碎了姑媽家的花瓶勇於承認錯誤的故事；學習“消息”的寫作方法時用了毛澤東的《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作範文。

　　在國外學這樣的教材，比國內的同齡孩子更熱愛祖國、更崇拜毛澤東那代領導人，因為她沒有接觸過中國現實社會中不如人意的地方。我的“紅太陽”係列給了她很大衝擊，她難以相信今天那個物質豐富，高樓林立的國家，不久前曾經是今天的北朝鮮，更不能相信她的媽媽受過那麽多不公平的待遇。她問：為什麽教材上一點兒都沒有提到？我答：政治教材裏有一點兒概念而已。

　　女兒感慨地說：“經曆這麽多不公平，你竟然沒有扭曲，真了不起。”這句話讓人高興，也讓人深思。我為什麽要扭曲？數數我文中好人多，還是壞人多？當然是好人多！好人多，為什麽還會有長達10年殃及到國家每個角落的混亂呢？不值得反省一下嗎？也許有些偏激，總覺得居委會主任級以上的幹部應該反省一下自己是否昧著良心推波助瀾了。

　　“扭曲”的定義可能因人而異。但是，製造社會混亂、破壞人家安穩生活的人一定是心靈扭曲的；把黑說成白，把無說成有，把饑餓說成飽食的，一定是扭曲的。被扭曲的人給扭曲了，才是真正的悲劇。如果說我沒有扭曲，是因為身邊總有樸實正直好人的身教。


　　第一次在網上寫文章還有個意外的收獲，它讓我遇到了文革前居住過的大院的小朋友。這個讀者較少的題材能有如此巧遇可算奇跡，就像在大海裏遇到了文革初期“破四舊”中丟掉的那些心愛的小魚，盡管他們已經是跳躍幾重龍門的大魚了，但是記憶停留在了小魚時代。

　　那是個門口不大卻有著大中小三層套院的大院子，住了28戶人家。我家住在裏院的南端，小魚家有兩間房，一間鄰著我家，另一間靠中間一些。小魚和弟弟跟姥姥在家時，我像出入自己家一樣進出他家。小弟弟剛剛會坐，我爬在床邊扣他腳心，他笑了，我又去抱他，他比我想像的重，我沒有我想像的有力氣，“咕咚”腦袋碰在床邊，小弟弟給麵子沒有哭。現在想想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姥姥為什麽沒有製止過我。

　　我媽做好飯在門前擺好了小桌，發現小魚站在旁邊便招呼道“快過來一起吃吧”。小魚說“我媽媽還沒走呢”，暗示他媽媽不許他討嘴吃，明示他媽媽就站在身後他不敢入座。結果逗笑了在場的大人。

　　平和的日子，常見的情形，裏麵何以有階級鬥爭？如果沒有文革、沒有極左，我會在那裏和他們一起長大，留下一些笑話，鬧點兒小別扭，再演義一些溫馨的故事。一定會是別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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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眾網友、眾鄉親的鼓勵支持和調侃。歡迎閱讀本係列的續篇。

爸近影

 

   
    2011年夏 爸冒雨送我到火車站

 

              4 “紅太陽”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