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網上經常看到“毛主席的巨額稿費應該歸誰” 的討論，據說到1983年稿費共計153萬RMB。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心裏大概自有答案吧。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學習毛著的三十字方針，即“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64年5月解放軍總政治部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別稱：紅寶書)。

       1966年10月11日《解放軍報》發表了 “堅決響應林彪同誌號召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新階段”的社論，各大報紙緊跟響應。自此始於軍隊的學毛著活動，在全國人民中間展開了。至今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麽發放毛主席語錄的速度比發布票、食品券的速度快得多。連我這不認幾個字的一年孩子手裏也拿到了一本，同院不認字的劉奶奶也有一本。劉奶奶的可能是街道居委會發的，我的是從哪裏來的不清楚，反正每人手裏都有一本，或說至少一本。百度說《毛主席語錄》共發行了50億冊。當時有七億人口，每人有個一兩本不足為奇。問題是有誰是自己掏腰包買的？

       中國人編順口溜的能力天下第一，有抨擊時弊的，也有拍馬屁的。關於學毛著就有這麽一段：“一天不學問題多,兩天不學走下坡,三天不學沒法活”。在這種氣氛下，不是簡單的學了，而是背誦，要“融化到血液裏，落實在行動上”。

         我是我家最笨的一個，但我敢保證，我是我家記毛主席語錄最多的。爸沒有接觸紅寶書的資格；媽是會計工作忙；姐腦子裏裝的事多；隻有我這個剛入學腦子一片空白的人才能背下那麽多，記那麽牢的。不過，我相信我同齡人都會背誦紅寶書第一頁的第一條：“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添15個字,測試一下你的記憶力)

      在活學活用方麵我救過媽的駕。

    姐上中學後在學校吃午飯，我和媽在家吃前一天的剩飯。沒有剩飯的時候到附近的三·八飯店吃。這個飯店早上賣早點，午晚為顧客提供一般的家常飯菜，還可以隻買幹糧(饅頭、烙餅)帶回家。

   一天中午，我和媽走進飯店被裏麵的情景驚呆了。餐桌四周的椅子都沒有了，隔著灶間的牆上開了一個窗口，人們在窗口前排隊買飯，象單位的食堂一樣。這裏原本是顧客坐在桌前等服務員來身邊點菜，然後再由服務員端來，即所謂的“你坐著、我站著、你吃著、我看著”的服務方式。這種方式被看作是典型的剝削、資產階級生活的方式、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撤掉椅子是服務行業的一項革命。

   人們的午飯都很簡單，多是一碗餛飩，兩個燒餅。媽那天也是買了這兩樣，我的身高站在桌前吃飯沒有什麽不適，大人就不行了，大人們要貓腰喝一口湯，再直起身子咬燒餅。

      “剝削”一詞，我是在三·八飯店通過“坐”與“站”、“吃”與“看”這麽形象的方法記住的。以致於80年代初北京街頭出現人力三輪車時，我腦子裏首先反映出來的是“剝削”二字。我帶外國人逛北京時,那個人提出想坐三輪車，我反對他“剝削”,逗得他大笑並說“太形象啦”。三輪車除了讓我想到“資產階級的享受”，還聯想到駱駝祥子的苦難，就是忘了顧客給的錢可以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忘了這是一種就業方式。

 　雖說“毛澤東思想是精神食糧”，但人們還是每天得吃三頓飯，少一頓都餓得慌。飯店是不去了，家裏沒有飯，午休時間又不夠做飯的時候還是得去買。這次媽帶我到三·八飯店對麵的萬隆太食品店，那裏不僅賣糕點，還賣熟食。媽站在點心櫃台前對裏麵的店員說：“要三兩桃酥。”

      店員木呆呆地回答“要鬥私批修”，說完站在那裏一動不動。

        媽一楞，不知如何是好，我趕緊回答“為人民服務”，於是店員拿著稱盤轉身去取點心。

      出了食品店媽長長地舒了口氣說：“什麽時候開始興這個了，你真機靈能對答上來”。我長那麽大第一次聽到媽誇我機靈，那天我自豪極了，就好像那頓飯是我掙來的一樣。

       櫃台前的語錄攻防很快結束了，三·八飯店恢複椅子是好幾年以後的事。

   “破舊立新”的同時，還提出了“鬥私批修”、“破私立公”、“狠鬥私字一閃念”的口號。實現共產主義以“一切為公”為前提，舊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坐著吃飯”等人類自然的欲求都被視為“私”，成了“鬥”的對象。

      試想，沒有了“私心”，人們想的、幹的、一切都是為了他人為了社會，這樣的社會如果實現了，真叫無比幸福。在個人主義橫行的社會，調節“公”與“私”的關係決不是壞事。問題是這種做法能否真正鏟除人們與生俱來的私念。店員一動不動地要求你“鬥私批修”時，你來一句“你才該為人民服務呢”，毛主席語錄成了保護“私”的最好武器。為了保護自己人們更主動地更多地背誦起語錄來。有了語錄這塊盾牌就不怕語錄的矛來刺你。

       小學生們也領到了“鬥私”的革命任務：寫“鬥私作文”、“鬥私日記”。三年級的蘇華(雖已改名，但院子裏的人們仍用舊稱)，想不起自己幹了什麽“私”事，急得在院子裏轉，那表情儼然象個大作家想不出下一步的情節一樣。突然她眼睛一亮，想起來了：下課時為了快點兒出教室，推了前麵的同學一把。“就寫這個”她高興起來。記得她問我“推”字怎麽寫？我說：你都不會我怎麽會？旁邊的誰說：推人得用手，肯定是“提手”旁。三個人也沒湊成一個“推”字來。

     後來老師不斷留這樣的作業，孩子們也就把“吃飯的時候光挑好吃的”、“不願意穿舊衣服”、“掃除時偷懶”等，有的沒有的，真的假的都寫上。好在我們一年級沒有這樣的任務，但上課的時間多用在背誦語錄上。

     孩子們跟形式跟得那個緊比學會一個流行的遊戲還快。大概是在國民都看了《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第n次接見紅衛兵》的紀錄片以後，“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成了時刻向在耳邊的聲音，家家戶戶開始掛毛主席像。主席像的姿勢也多是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的某個動作。

      大人們白天上班晚上開會，家務活大多是兄弟姊妹之間分工合作。請主席像也是孩子們的事。主席像絕對不能說“買”，要說“請”。

      一天下午，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好都在我家前麵的空地上幹著什麽，年齡段不同的孩子聚在一起的時候不多，那天不知怎麽那麽湊巧。一個女孩拿著剛剛“請”來的主席像的紙卷走過來對大家說：“你們聽說了嗎？把這個紙卷貼到耳朵上能聽到`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呼聲”。

     “真的？讓我聽聽”於是孩子們爭相搶那個紙卷，我也很想快點拿到耳邊，但孩子的世界是弱肉強食的世界，年齡最小的永遠排在最後。

      每個拿到紙卷的孩子都露出一副驚奇的神色說“聽到了！聽到了！”，看著她們那表情，我越發感到不可思議：不就是個紙卷嗎？怎麽會發出聲音？真是那樣的話，我多作點兒紙卷聽小喇叭節目的廣播。

     “真的，聽見了”我姐也那麽說。

       紙卷在孩子們的手中傳來傳去，終於輪到我了。嗯？根本聽不到！什麽也聽不見！姐老罵我傻、笨、遲鈍。也許真是那樣，要不怎麽別人聽得見，我聽不見呢。再多聽一會，再聽也還是聽不見，頂多有點兒周圍的說不清是什麽的噪音。

 　“根-本-聽-不-見!”我像往常一樣慢條斯理地說。

        我話音未落，姐“啪”地拽住我的後脖領把我托回家。

        “我告訴你，這時候必須得說`聽見了`，記住了嗎?!”

        “明明沒有聽見？”

 　   “別人都能聽見，為什麽你聽不見？”

        “就是沒聽見嘛!”

 　   “傻瓜，要麽讓人家說你`心中沒有毛主席`”姐說不服我，氣得臉都歪了。

 　    一部分人對毛主席的狂熱崇拜，也給一部分人帶來災難。在那前不久，附近的一個老太太把縫衣服的針插在牆上掛著的主席像上，被看作對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想暗害毛主席，拉出去批鬥過。姐大概是怕我也招來這樣的殺身之禍才那麽生氣的吧。

 　    雖然姐是怕我出事，替我著想，但為那件事我恨姐：一是她拽我的衣領把我拉回家，實在讓我丟麵子；二是她撒謊還有理。在撒謊有理上，我恨那天在場的所有的孩子，要是有一個人跟我一樣說“聽不見”的話，姐也不會那麽生氣，那麽訓我。姐罵我傻，說我心裏沒有想著毛主席，我覺得姐才傻呢，誰心裏老想著毛主席幹嘛？我就想著沒事時跟誰玩兒，晚飯有沒有好吃的！

         那天晚上姐向媽告狀，講了白天的一幕。媽皺著眉頭說“咳、禍從口出”。這句話我不知聽了多少遍了，媽從來不批評我，不偏袒我已經是相當生氣了。好像這次又是我不對，可我不明白我什麽地方錯了。我明明說的是實話，為什麽是“禍”?“禍從口出”是我最討厭的一句成語。

         那以後，我在“不說謊的好孩子”和“會說謊的聰明孩子”之間徘徊，時爾站在前者的立場上憎恨、嫉妒後者；時爾想向後者看齊。

 　    幾十年過去了，我很想找當時在場的幾個孩子問問她們真地聽見了嗎？遺憾我跟她們沒有聯係。寫到這裏我給姐寫了封信，談了我的想法。姐回信說：沒想到那麽一件小事對你刺傷那麽深。

         和後來發生的事情相比，那的確是一件屁事。但它發生在我人生觀、世界觀形成期，它攪亂了我的價值判斷。不管家裏還是學校從小就教育我們要作誠實的好孩子，可你真要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時不是被堵住嘴巴，就是挨罵。

         會不會說謊有智力上的差別。我常常想也許很多人說謊不臉紅，說謊成性的惡習是那時養成的。擔心他們把說謊的處世方法傳給後代，使惡習惡性循環。那樣的話，我們這個民族就完了。

 人生活在複雜的環境裏，是有不能說實話的時候，但可以保持沉默。

 (6)“不唯成份論”是紙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