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學那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後，我隨父親下放到錦州郊區。我命大福大造化大戶口落在城裏親戚家。小學、中學都是在城裏上的，而且兩所學校文革前、文革後都是“重點學校”。 

    為了“節約鬧革命”，學校暑假放得特短，寒假放得特長。把孩子們都轟回家，學校不用燒暖氣，自然就為國家節省出烤火煤。這事放在今天也值得推廣，不光省煤，還少出二氧化碳呢。 
      
    我每年最盼望的就是寒假。那時可以去石家莊看我媽。媽在那期間使勁犒勞我，變著法給我作好吃的。 但是，從錦州到石家莊要在偉大的首都北京轉車。雖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可小學三年級的孩子在大北京站辦中轉簽字還是讓人不放心。爸媽托了北京一個親戚幫我。那親戚跟形勢跟得特緊，送我上火車時說：“轉告你爸好好改造”。她可能就像說“向你爸爸問好”一樣，可我覺得是莫大的侮辱，至今不理那親戚。那親戚也許人不錯，十幾年後聽說我體弱，還給我捎來過一瓶蜂王漿。誰讓我鼠肚雞腸呢，到現在仍記恨在心。 
       
    後來就一個人轉車。那時進北京要有出差證明，沒有證明的不賣給進京的車票，車站比現在人少多了。但所有列車都以北京為始發和終點，人多得還是可以用成群、成片或人疙瘩來形容。我隨著人流到中轉簽字處，然後找廣州方向的隊，到了窗口就踮起腳衝著裏麵喊“最早去石家莊的”。 
      
    那時錦州 — 北京直快要 7 個多小時，北京到石家莊直快 4 個多小時。加起來 12 個小時，一個孩子很難敖。坐在車上總是想要是能有個伴兒就好了。 
      
    終於有一次有了伴，還是兩個。伴的來曆講起來話就長了。 
      
    文革向黨表示忠誠的另一個口號是“對階級敵人的恨就是對人民的愛，對黨的忠”。小學教師隊伍中的階級敵人已被清除了，老師們還在不斷尋找向黨表示忠誠的機會和材料。“黑五類”的孩子 =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成了積極要求上進的老師們的盤中餐了。 
      
    我運氣不好，就趕上了那樣的班主任。加上我不乖巧，挨罵就更多了。在走廊罰過站；站在講台前挨過路線分析會的批判；最嚴重的是被老師罵“帶著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那可是毛主席語錄裏的一句話，不是誰都能享用的。 
      
    小學畢業前兩周，這位積極分子老師去軍隊探望丈夫，接替她的是一位姓郭的女老師。那時畢業考試已經結束，下午也不用上學了。郭老師說“下午你來我辦公室一下”。我最怕老師叫我去辦公室，這次不知是凶還是吉 ?
      
    下午我按時到了學校，走進辦公室發現郭老師辦公桌旁站著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小姑娘。郭老師看見我笑著說：“來，我給你們介紹介紹，這是我女兒熊燕。今後你們倆要成好朋友。” 
      
    跟老師的女兒成好朋友，就跟給皇太子當陪讀一樣，那是榮譽。我這個被定為“帶著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的人能享此殊榮做夢也不敢想。     
       
    郭老師的這句話，這一舉動給了我自信和勇氣，使我的腦袋更花崗岩了。    
       
    那年我們一起坐火車去的北京，不光我倆，還有跟熊燕住同院的男孩，叫小明。年齡跟我們一樣。 
       
    為了趕在白天到北京，錦州人去北京多坐夜車。車是從沈陽發的，到錦州時座位早就坐滿了。晚上 10 點多鍾，我們三人上了車，在通道上一字排開坐下。因為知道沒有座位，事先就想著把裝替換衣服的小包當板凳。我跟熊燕坐在一起，怕擋人道，小明在另一個座位的靠背處。看得出來，他們倆也不是第一次坐這趟車。    
       
    我和熊燕聊一會兒伏在膝蓋上睡一會兒。第一次與人同伴坐這趟夜車，到北京的 7 個多小時，顯得比以往我一個人坐時短多了。     
      
    閑聊中得知，熊燕父親被扣上特務反革命的帽子下放到農村。她還告訴我同行的小明是個非常懂事的孩子，父親文革初期自殺，他那麽小就幫著母親照顧殘疾弟弟和一個妹妹，院子裏的人們都誇他。    
      
    原來我們三個都是“黑五類”的孩子，一個比一個不幸。不是有點原因，不是萬不得已誰家會讓那麽小的孩子一個人坐那麽長的夜車呢。 本來我們都有個幸福的家，本來應該是摟著媽媽脖子熟睡的時候，我們卻踡曲在火車的通道上，憧憬著到站後見到親人的情景。   
      
     “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 ( 毛語錄 ) ，還出了個張鐵生。隻要鬧革命，答白卷也可以上大學。上大學能帶來多少實利誰都清楚，於是，當地出現了爭當張鐵生的熱潮。學校根本不學習，隻鬧革命。那時的革命已經不是打砸搶了，學生最大的追求就是“早日加入共青團”。為了這個表現自己，為了這個巧立名目地折騰。      
       
    熊燕跟我上了同一所中學，她在二班，我在五班，我們有時放學後一起玩兒，一起交心，但沒有談過自己的煩惱。也許彼此的煩惱都心照不宣了。熊燕有自己的世界，她愛畫畫兒，而且畫得特別好。有空就埋頭畫。越畫越好，越好越專注，越專注越不問窗外事，也就獲得了心靜。
       
    我沒有專長，畢竟是菜農的女兒了，裏裏外外一把手。但我有一個信念，太陽不會停在一個地方，一定會轉到我頭上來的。年複一年地在家門前的一小塊空地上種向日葵。心想：我要向這向日葵學習，太陽不轉過來我就轉著脖子找太陽。
      
    中學的老師在做人上比小學時期的老師強多了，再也沒有刁難過我。看透了自己沒有爭先進的資格，就不用爭了。不用爭取什麽了，也就不用嚴格要求自己了。什麽樂我幹什麽，沒樂找樂造樂。慢慢地把班裏的無政府主義分子 ( 不聽老師話的人 ) 、自由主義分子 ( 不遵守紀律的人 ) 都緊緊地團結在一起。
      
    中學畢業的時候，熊燕邀我：“到我家坐坐，叫上小明，咱們一起聊聊”。我那時在去向上遇到了很多麻煩，特別怕別人問我什麽，支支吾吾地推辭了。
       
    之後，我到河北趙縣一個不通汽車、沒有電燈的偏僻村莊插隊，同學們也各自隨父母單位到錦州附近的農村去了。彼此失去了聯係。
      
    我常常後悔那次沒有去熊燕家，常常想起郭老師，還常常想起那個懂事的男孩小明。 
      
    30 多年過去了，當年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和自由主義分子都把自己的孩子送上了工作崗位，自己也被轟下了工作崗位，成了真正的自由人。當年的先進和後進如今團結成一片，一起下館子，進歌廳，還想起了尋找當年的“花崗岩腦袋”。    
        
    09 年夏天，我終於跟他們相聚了。從沒說過話的男女生們竟互相稱呼起小名來。 
       
    我請同學們幫我尋找熊燕。終於在沈陽一所高中找到了她。 
         
    她考上了美院，現在是高中的美術老師，在家裏開著油畫教室，丈夫是美院的油畫教授，兒子是美院的油畫高材生。油畫一家，油畫專業戶。   
       
    她說她一直把油畫當作城堡，在裏麵作一城之主，活得充實。 
       
    我說我把向日葵作榜樣，一直尋找著亮堂，活得開朗。 
        
    她為我畫了這張向日葵，題名“我的太陽”。 
       
    她還告訴我：小明已是一家大公司的經理了，但是現在沒有聯係。 
        
    很想擁抱著郭老師，告訴她我那時沒有說出的感受，遺憾的是她已經不在了。

    不管哪個朝代、什麽多方都有背陰和朝陽，但不管哪個朝代、什麽地方都拒絕不了太陽的運轉規律。陽光一定會照到每個人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