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對中國華北的重要工業資源，可以說是舉國上下，集軍、政、經、文等各方力量進行掠奪。通過血腥的殖民統治和龐大嚴密的掠奪機構，把華北的巨量物資和財富變成其發動、擴大、維持侵略戰爭的經濟動力，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極大的災難。
據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掠奪煤炭12000萬噸，鐵礦石450萬噸，鋁釩土3000萬噸，鎢、錳、金礦21.2367萬噸，棉花2000餘萬噸。但實際掠奪和造成的損失，遠遠超出此統計數據。以大同煤礦為例，日軍即掠煤炭1400餘萬噸，為上述數字的1/8；在山西晉城一個縣，日軍僅生鐵就掠運走50000噸；晉東南地區1941年以前日軍搶劫羊毛295萬噸。糧食掠奪量更為驚人。山西祁縣抗戰期間全縣人口僅10餘萬，被掠奪糧食竟達7500萬公斤……另外，日軍瘋狂抓丁，不顧條件野蠻生產，對中國的人力資源掠奪和對民夫屠殺更加殘酷。據1937年7月至1942年統計，被日軍抓去當“勞工”的青壯年就有529萬人。抗日戰爭期間大同礦區死亡6000餘人。山西靈石富家灘煤礦，日軍掠奪煤103萬噸，而生產這些煤炭的礦工死亡竟超過10000人。也就是說，日軍每劫掠100噸煤，就有一個中國人賠進了寶貴的生命。在日軍侵占河南焦作的7年多時間內強盜般地掠奪煤炭500餘萬噸，屠殺礦工和其它群眾數萬人，燒毀房屋上萬間。日山寺、妙樂寺等古跡也被日軍破壞殆盡。
在北平，日軍以“軍管理”的方式，霸占了華商電燈公司、石景山煉鐵廠、長辛店機車修理廠、清源製泥廠等企業。北平至華北各地以及其它地區的全部鐵路設施，也均被日軍奪為己有。其中包括11個鐵路廠，200餘台機車，4600餘輛客貨車。日軍還在金融方麵進行掠奪。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由日本侵略者操縱1937年2月12日成立），總行設在北平、它大量發行無儲備的不兌現的“聯銀卷”，依靠武力強迫華北人民使用。引起物價飛漲。初期發行這種偽卷，票麵共有1元、5元、10元三種，後來由於發行額的加大，印刷速度跟不上，偽中聯就增印50元、100元票麵的大鈔。1945年3月發行500元票麵的大鈔。同年5月又增發1000元票麵的大鈔。到日本投降時，竟出現了5000元票麵的大鈔。據偽中聯總裁汪時璨供認，在其任職的時間裏，共發行偽鈔1238億元。當時，在華北被日軍殖民統治的人民隻有1億，平均每人占1238元。由此造成物價飛漲的速度極快。在北平以玉米麵計，1938年每市斤0.10元左右，1942年12月漲至每市斤1.05元，1944年8月中旬每斤漲到5元，日本投降前夕每斤竟狂漲到1000元至1400元。日偽在發行聯銀券的同時，極力排斥打擊中國政府發行的法幣。1939年3月日偽頒布《擾亂金融暫行處罰法》，明令禁止法幣在其占領區流通，強迫人們用手中的法幣以低值兌換聯銀券。然後日方又到國統區以法幣套購外匯，購買物資，補充軍用，進一步加劇了國統區的通貨膨脹。
日軍變本加厲地對北平市民進行掠奪與壓迫。首先，加捐加稅，加重北平市民的負擔。1942年9月，日偽華北政府將原征收的稅賦提高數倍，並加大所得稅的額度。其次，日偽政府還巧立名目開展了一係列的所謂“獻金”、“獻機”、“獻袋”等運動。所謂“獻金”，就是搜刮民間銅器供給日軍製造武器。北平居民的家用銅製器皿、門環等，都被掠去。故宮的銅質文物亦被強行運走1000多公斤。至1944年，日軍以“獻納”名義從北平掠奪的銅達數十萬斤。“獻機”就是偽北平市公署強迫市民繳納“獻機基金”，購買飛機獻給日軍。僅市公署負責砍伐北平市的全部成材樹木，“獻給”日軍，計有20000餘株樹被其掠走，包括很多有保留價值的古樹。“獻袋”，即由偽市公署征集“大東亞戰爭慰間袋”，“獻給"舊軍。在天津，自從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日方搶占良田92.17萬畝，約占當時天津縣、清河縣兩縣耕地麵積的1/2。並成立了以軍事頭目為主的天津米穀統製會，實行殘暴貪婪的“米穀統製”，從天津掠奪了大批糧食。日本侵略者還以“軍事管理”、“委任經營”、“中日合辦”、“租賃”、“購買”等手段，大肆掠奪的中國民族工業。日方又以“物資統製”的名義，嚴禁自由經營和販運鋼鐵、糧食、棉紗、棉布、皮毛、煙草、火柴、建材、染料、汽油等40餘種物資。天津淪陷初期，日軍以該地作為掠奪華北戰略資源的中心，並由天津向整個華北幅射，使華北成為它擴大侵略戰爭的基地，日本政府通過野蠻、凶殘的掠奪，獲取了大量的軍用和民用物資。僅在1937年至1938年間，日本占領者就從天津掠走價值約40億英磅的物資。特別是日軍封鎖天津的水陸交通，控製天津港，接管海關以後，天津就成為日軍戰略物資的加工和集散地，天津的工業完全納人日本擴大侵略戰爭的軌道。日軍還成立華北鹽業公司，並指使漢奸成立興蘆公店，先後開辟鹽田25.3萬餘畝，將原鹽大批輸人日本國內，每年達幾十萬噸。為了進一步掠奪華北的物產和資源，日本從1939年開始擴建塘沽新港。到1945年，新港基本建成3000噸級的雜貨泊位4個和5000噸級的煤炭泊位1個。日本從天津港口運出了大量的煤、鐵、鹽、棉等重要戰略資源並掠走了成千上萬的勞工。
日本侵略者不僅從其占領區掠奪資源，而且還通過“圍攻”、“清剿”等軍事方式妄圖消滅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抗日軍民，並大肆掠奪根據地的物資。據不完全統計，在八年抗戰中，晉西北區24個縣被日軍搶掠糧食3057500石、牲畜1049940頭（隻）；北嶽區（冀晉區）31個縣被日軍搶掠糧食10.01億公斤、牲畜713008頭（隻）、被服3987530件；在太行區，日軍搶走糧食12056100石、牲畜279774頭（隻）、衣服3020514件；在太嶽區，日軍搶走糧食22.1億斤，食鹽702億斤，牲畜4780000頭，被服946500件，等等。
本文節選自：《民國檔案》1997年第4期，作者：王乃德翟相衛，原題：《日本帝國主義掠奪華北資源述評》。
據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掠奪煤炭12000萬噸，鐵礦石450萬噸，鋁釩土3000萬噸，鎢、錳、金礦21.2367萬噸，棉花2000餘萬噸。但實際掠奪和造成的損失，遠遠超出此統計數據。以大同煤礦為例，日軍即掠煤炭1400餘萬噸，為上述數字的1/8；在山西晉城一個縣，日軍僅生鐵就掠運走50000噸；晉東南地區1941年以前日軍搶劫羊毛295萬噸。糧食掠奪量更為驚人。山西祁縣抗戰期間全縣人口僅10餘萬，被掠奪糧食竟達7500萬公斤……另外，日軍瘋狂抓丁，不顧條件野蠻生產，對中國的人力資源掠奪和對民夫屠殺更加殘酷。據1937年7月至1942年統計，被日軍抓去當“勞工”的青壯年就有529萬人。抗日戰爭期間大同礦區死亡6000餘人。山西靈石富家灘煤礦，日軍掠奪煤103萬噸，而生產這些煤炭的礦工死亡竟超過10000人。也就是說，日軍每劫掠100噸煤，就有一個中國人賠進了寶貴的生命。在日軍侵占河南焦作的7年多時間內強盜般地掠奪煤炭500餘萬噸，屠殺礦工和其它群眾數萬人，燒毀房屋上萬間。日山寺、妙樂寺等古跡也被日軍破壞殆盡。
在北平，日軍以“軍管理”的方式，霸占了華商電燈公司、石景山煉鐵廠、長辛店機車修理廠、清源製泥廠等企業。北平至華北各地以及其它地區的全部鐵路設施，也均被日軍奪為己有。其中包括11個鐵路廠，200餘台機車，4600餘輛客貨車。日軍還在金融方麵進行掠奪。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由日本侵略者操縱1937年2月12日成立），總行設在北平、它大量發行無儲備的不兌現的“聯銀卷”，依靠武力強迫華北人民使用。引起物價飛漲。初期發行這種偽卷，票麵共有1元、5元、10元三種，後來由於發行額的加大，印刷速度跟不上，偽中聯就增印50元、100元票麵的大鈔。1945年3月發行500元票麵的大鈔。同年5月又增發1000元票麵的大鈔。到日本投降時，竟出現了5000元票麵的大鈔。據偽中聯總裁汪時璨供認，在其任職的時間裏，共發行偽鈔1238億元。當時，在華北被日軍殖民統治的人民隻有1億，平均每人占1238元。由此造成物價飛漲的速度極快。在北平以玉米麵計，1938年每市斤0.10元左右，1942年12月漲至每市斤1.05元，1944年8月中旬每斤漲到5元，日本投降前夕每斤竟狂漲到1000元至1400元。日偽在發行聯銀券的同時，極力排斥打擊中國政府發行的法幣。1939年3月日偽頒布《擾亂金融暫行處罰法》，明令禁止法幣在其占領區流通，強迫人們用手中的法幣以低值兌換聯銀券。然後日方又到國統區以法幣套購外匯，購買物資，補充軍用，進一步加劇了國統區的通貨膨脹。
日軍變本加厲地對北平市民進行掠奪與壓迫。首先，加捐加稅，加重北平市民的負擔。1942年9月，日偽華北政府將原征收的稅賦提高數倍，並加大所得稅的額度。其次，日偽政府還巧立名目開展了一係列的所謂“獻金”、“獻機”、“獻袋”等運動。所謂“獻金”，就是搜刮民間銅器供給日軍製造武器。北平居民的家用銅製器皿、門環等，都被掠去。故宮的銅質文物亦被強行運走1000多公斤。至1944年，日軍以“獻納”名義從北平掠奪的銅達數十萬斤。“獻機”就是偽北平市公署強迫市民繳納“獻機基金”，購買飛機獻給日軍。僅市公署負責砍伐北平市的全部成材樹木，“獻給”日軍，計有20000餘株樹被其掠走，包括很多有保留價值的古樹。“獻袋”，即由偽市公署征集“大東亞戰爭慰間袋”，“獻給"舊軍。在天津，自從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日方搶占良田92.17萬畝，約占當時天津縣、清河縣兩縣耕地麵積的1/2。並成立了以軍事頭目為主的天津米穀統製會，實行殘暴貪婪的“米穀統製”，從天津掠奪了大批糧食。日本侵略者還以“軍事管理”、“委任經營”、“中日合辦”、“租賃”、“購買”等手段，大肆掠奪的中國民族工業。日方又以“物資統製”的名義，嚴禁自由經營和販運鋼鐵、糧食、棉紗、棉布、皮毛、煙草、火柴、建材、染料、汽油等40餘種物資。天津淪陷初期，日軍以該地作為掠奪華北戰略資源的中心，並由天津向整個華北幅射，使華北成為它擴大侵略戰爭的基地，日本政府通過野蠻、凶殘的掠奪，獲取了大量的軍用和民用物資。僅在1937年至1938年間，日本占領者就從天津掠走價值約40億英磅的物資。特別是日軍封鎖天津的水陸交通，控製天津港，接管海關以後，天津就成為日軍戰略物資的加工和集散地，天津的工業完全納人日本擴大侵略戰爭的軌道。日軍還成立華北鹽業公司，並指使漢奸成立興蘆公店，先後開辟鹽田25.3萬餘畝，將原鹽大批輸人日本國內，每年達幾十萬噸。為了進一步掠奪華北的物產和資源，日本從1939年開始擴建塘沽新港。到1945年，新港基本建成3000噸級的雜貨泊位4個和5000噸級的煤炭泊位1個。日本從天津港口運出了大量的煤、鐵、鹽、棉等重要戰略資源並掠走了成千上萬的勞工。
日本侵略者不僅從其占領區掠奪資源，而且還通過“圍攻”、“清剿”等軍事方式妄圖消滅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抗日軍民，並大肆掠奪根據地的物資。據不完全統計，在八年抗戰中，晉西北區24個縣被日軍搶掠糧食3057500石、牲畜1049940頭（隻）；北嶽區（冀晉區）31個縣被日軍搶掠糧食10.01億公斤、牲畜713008頭（隻）、被服3987530件；在太行區，日軍搶走糧食12056100石、牲畜279774頭（隻）、衣服3020514件；在太嶽區，日軍搶走糧食22.1億斤，食鹽702億斤，牲畜4780000頭，被服946500件，等等。
本文節選自：《民國檔案》1997年第4期，作者：王乃德翟相衛，原題：《日本帝國主義掠奪華北資源述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