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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注：該文是美國當代兩位知名學者對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和對外政策等方麵的反省，刊登在《國際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 2011年5-6月期上。
譯文首發於強國論壇：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115663075&b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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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納西姆∙尼古拉斯（Nassim Nicholas），紐約大學理工學院風險工程專業的傑出教授，《黑天鵝：百年一遇的影響》（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一書的作者。
馬克∙布萊斯（Mark Blyth），布朗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為什麽美國政治經濟精英階層一直處於狀態之外？當2007-2008年世界金融體係破產的時候，盡管許多分析顯示已經不可避免，並沒有隨處看到痛哭的情景。人們對於當前中東的動蕩局勢的反映也是如此，這一點都不奇怪。這兩者的關鍵問題，都是以“穩定”的名義人為地壓製了生命的跌宕起伏，即它的波動性。把觀察不到的風險推到其概率分布的統計尾部，並且允許這種高投入低概率的“尾部風險”從政治家的視野中消失，這不僅是誤導，而且是非常危險的。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全世界都在見證的就是高壓體製的爆發。
被人為壓製波動的複雜製度展示不出可見的風險，但卻常常極端脆弱。事實上，隨著在表象下麵無聲風險的積累，這樣的製度又太過於平靜，展示的變化最小。雖然政治領袖和經濟政策的製定者們所表述的意向是通過抑製波動來使製度更加穩定，但其結果往往是相反的。被人為約束的製度很容易變成“黑天鵝”，即對於一組觀察家而言，在統計上極不規範而且根本無法預測的大規模事件麵前，這樣的製度是極其脆弱的。
此類環境最終將經曆巨大的風暴，使人們措手不及，破壞數年的穩定，有時甚至會以比不穩定的初始狀態糟糕得多的方式收場 。的確，風暴來臨的等待時間越長，其結果對經濟和政治體製的破壞就越大。
設法限製變異性似乎是個好政策，（有誰不喜歡穩定而喜歡混亂呢？）所以，政治家們的好意不經意地增加了大爆發的風險。對自然製度屬性的同樣誤解導致了2007-2008年的經濟危機和目前阿拉伯世界的動蕩。政策含義相同：要使製度可靠，就必須讓所有風險看得見而且有出路——正如拉丁文所說：波動而不沉沒（it fluctuates but does not sink）。就像一個穩健的經濟體製鼓勵早期故障（即“小敗”和“快敗”的概念）一樣，美國政府應停止為了虛假穩定而支持獨裁政權，相反，而應讓政治噪音浮出水麵。在生意擺動的層麵上讓經濟穩健就必須允許風險可見。政治問題亦複如是。
穩定的誘惑
不久以前的金融危機和眼下中東地區的政治動蕩，二者的複雜性、相互依存和不可預測的風險都上升了。英美兩國的政策製定者們製定了旨在消除波動的長久政策——既讓經濟領域沒有繁榮和停止，外交事務也沒有“伊朗意外”。這些政策總是在產生不良的結果。例如，在美國，一連串的逐漸變大的紓困和政府幹預，特別是1983年以後（諷刺的是通過鼓吹自由市場的同一個裏根政府）對主要銀行的救援，使得美國的銀行製度變得非常脆弱。推行這種糟糕政策已經成了美國兩黨的共同努力。共和黨善於通過紓困來削弱大公司，而民主黨善於削弱政府。同時，金融製度作為一個整體隻展示輕微的波動；它在為政策製定者提供穩定的例證的同時不斷變弱，最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美聯儲理事會成員的本• 伯南克宣布“大緩和時代”。
公認的獨立中央銀行家們陷入了同樣的陷阱。1990年後，美聯儲主席艾倫• 格林斯潘為了消除繁榮蕭條的經濟周期，嚐試著在經濟數據出現微弱下降信號的時候利用降低利率來控製經濟波動。此外，為了保證對銀行的救助計劃，他用隱式承諾——現在被稱為臭名昭著的“格林斯潘抄底”（“Greenspan put”）來調整他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已被證明具有嚴重滯後的副作用。華盛頓利用紓困穩定了市場，並卻還允許某些企業成長到“太大而不能倒閉”的程度。因為政策製定者們相信做點事要比什麽都不做好，他們覺得有義務去醫治經濟，而不是等著瞧經濟是否能自愈。
該錯誤在外交政策上的體現就是不顧一切地支持現任。如同銀行承擔巨大風險應該感謝格林斯潘的隱式保險政策一樣，像胡斯尼• 穆巴拉克在埃及多年從事公開掠奪這樣作為客戶的各個政府也理應感謝美國的支持。那些尋求防止波動的人的理由是必須避免道路上的任何坎坷。同時，他們卻自相矛盾地增加了導致大爆發的尾部風險的概率。考慮一個思想試驗：一個人在一個被人工消毒的環境裏呆十年，然後乘坐擁擠的地鐵，那麽他會很快死的。同理，防止小的森林火災可能導致更大的具有破壞性的森林火災。這個特性對於所有複雜製度都成立。
在經濟領域，控製物價是為約束波動而設計的，其理由是物價穩定設一件好事。盡管這種控製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好用，但是，任何此類製度的長期影響都最終是極為昂貴的，其清理的代價將遠遠超過累計得到的好處。長遠地講，從人為控製的昂貴代價的角度來看，一個獨裁政權，無論看上去是多麽穩定，其風險都是一樣的。
對於製度的製定者來講，這樣的嚐試可分為兩類：一是嚐試著遵從現有世界，二是嚐試著改革世界。人類的特點是努力改變他們的世界和這個世界所產生的結果。但是，政府的幹預卻充滿著無目的性和不可預見性的結果，特別是在複雜製度中更是如此。因此，人類必須容忍能夠吸收人類缺陷的製度來適應自然，而不是試圖改變製度。
例如，最近一份題為“監守自盜”（Inside Job）的有關金融危機的著名紀錄片把危機歸咎於銀行家的不誠實、瀆職以及監管的無能。但事實上人類總是不誠實的，監管機構也一直是落後的。雖然這個紀錄片在道義上是滿意的，但它卻天真地忽略了這一事實。這一次的唯一不同是空前規模的潛在風險和對製度的統計屬性的誤解。
商業精英們的不誠實，預測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有限能力，法規的不完善等缺陷都在傷害我們的公民。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防止這些缺陷傷害我們的公民的體製，而不是要消除這些缺陷。人類必須設法抵製控製的幻覺：正如外交政策要防情報一樣（應該減少對信息收集機構的依賴，以及在根本不可預測的領域對“專家”的預測能力的依賴），在已知某些法規使經濟體製更加脆弱的條件下，經濟應該不受監管機構的影響。因為市場的複雜性，繁雜的法規簡直就是在為律師們創收。同時，老練的金融衍生物交易員能夠繞過法規，構造出複雜的金融產品而獲利於繁雜的法規。
不要做火雞
以感恩節前火雞的生命為例：火雞飼養1000天，每一天都似乎在確認農夫對火雞的關愛，一直到信心達到最大的最後一天。如果有關穩定性的分析不是根據過去的變化而推導出來的話，那麽這種分析就是幼稚的，“火雞問題”就出現了。2007年金融危機開始的時候，對於穩定的信心同樣達到了最大值。
“火雞問題”對人類而言是把一個環境錯認為是另一個環境。人類同時生活在兩個製度裏：線性製度和複雜製度。線性領域的特點是其可預測性和元素之間的低度相關性，從而能使用數學方法進行可靠的預測。在複雜製度中，高度的相互依賴和極低的可預測性被掩蓋了，元素之間不存在可見的因果關聯。 正如那些都熟知而且被廣泛誤解的一樣，作為“引爆點”的非線性因素是存在的。設想一個人不斷往沙樁上添沙子而不看任何結果，直到整個沙樁突然崩塌。不看沙樁的結構而指責使沙樁崩塌的最後那一粒沙子是荒唐可笑的。可是人們就一直是這麽幹的，這是政策失誤。
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可能把政府不能預見埃及的革命歸咎於情報失誤（如同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把他的政府沒有預見到1979年在伊朗發生的伊斯蘭革命歸咎於情報失誤一樣）。但是，沒有看到最後一粒沙子的作用並不重要，被隱瞞在統計尾部的風險才是關鍵。作為複雜相關和蔓延效應的一個結果，在所有人為的複雜製度中，極少數可能事件起著主宰作用。這些極少數起主宰作用的可能事件被稱為“黑天鵝”。
工程、建築、天文、大部分的物理學，以及許多公共科學都是線性的。複雜的領域包括人類社會、流行病、和經濟。至關重要的是，線性領域提供的是沒有大的衝擊的輕微變化，而複雜領域提供的是大的跳轉和差距。複雜製度之所以被誤解，主要是因為人類的複雜性已經超出了人類在線性領域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不能正常地把人類的複雜性轉換到複雜領域。人類能預測日食和空間飛行器的軌道，但卻不能預測股票市場或埃及的政治事件。所有的人造複雜製度都具有共性甚至普遍性。不幸的是，虛假的平靜（緊接著就是黑天鵝之驚喜）似乎是其屬性之一。
預測的誤差
如同對待一個搖搖欲墜的沙樁，把一座危橋的垮塌歸咎於最後通過危橋的卡車是愚蠢的。提前預測哪一輛卡車可能壓塌這座危橋就更加愚蠢。有責任的是製度，而不是製度的組件。但是，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很多人認為預測次貸危機會有幫助。次貸危機是金融危機的一個症狀，而不是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同理，奧巴馬因為他的政府沒有能預測埃及危機而對“情報錯誤”的指責，是對複雜製度的誤解和糟糕政策的綜合症。
奧巴馬的錯誤就是一個局部因果鏈錯覺的例子，即錯把催化劑當成誘因，並假設人能知道是哪個催化劑產生的哪個結果。對於所有觀察家，尤其是參與其中的觀察家們來說，埃及動蕩的最後一幕是不可預測的。以此而論，指責中央情報局和資助中央情報局對這種事件進行預測是一樣愚蠢的。各國政府都在對複雜製度產生的事件的預測上浪費數十億美元，因此在個體層麵上，這都不是在統計學意義上可以理解的。
Sentia集團是向美國政府賣預測分析的承建商之一。該集團的馬克∙阿杜拉罕（Mark Abdollahian）指出：政策製定者應該把埃及想象成拉斯維加斯。在紙牌遊戲中，如果你做的比平均好4%，那麽你是真正賺錢了。但這個類比是不真實的。在埃及問題上沒有什麽“好過4%”。這不僅是金錢的浪費，也是在根據錯誤論據上構建虛假的信心。這就是說：情報分析師所犯的錯誤和風險管理製度不能預測經濟危機是一樣的，當錯誤發生後， 他們給出的借口都完全相同。政治和經濟的“尾事件”不可預測，他們的概率也不可科學度量。不論花多少錢去研究，預測革命和計算紙牌不同。人類永遠不會把政治變成像紙牌那樣容易駕馭其隨機性。
關於中東當前動蕩的大多數解釋都是按照把催化劑當成誘因的混亂邏輯給出的。突尼斯和埃及的騷亂最初針對的是商品價格的上漲，不是針對令人窒息不受歡迎的獨裁統治。巴林和利比亞是GDP很高的國家，負擔得起進口糧食和其他大宗商品。即使其邏輯令人欣慰，其重點又一次錯了。應該研究的不是事件，而是製度及其脆弱性，物理學家稱之為“滲透理論”。“滲透理論”研究的是地形的性質，而不是地形的單個因素的性質。
當處理本質上不能預測的製度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麽辦？區分兩種類型的國家很有用處。 第一類國家，（因為政治緊張局勢是公開的）政府的變化不能導致政治結果上大的不同。在第二類國家裏，政府的改變能引起激烈、深刻的不可預見的變化。
考慮那個飽受“內閣不穩定”影響的意大利。盡管意大利自二戰以來已經有過六十多屆政府了，但她的經濟和政治都穩定。（的確，有人也許會說意大利的穩定是因為政府的頻繁更迭。）同理，盡管一直有負麵新聞，從各個政府能跳離均衡多遠的角度來看，黎巴嫩是一個相對安全的賭注。盡管所有的噪音、聯盟的變化、街頭示威、和政府的更跌，那裏卻趨於相對溫和。例如，從這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穩定方麵考慮，執政聯盟從基督教黨派轉移到真主黨並不是隨之發生的跳躍。政府從一個政黨變成另一個政黨這樣的平衡置換，在這個製度內部所起的是減振器的作用。由於單獨一個政黨不能得到全部甚至多於臨時性的控製，政體內的大的變動得到了控製。考慮相比之下的伊朗和伊拉克。穆罕默德•禮薩•沙阿•巴列維和薩達姆•侯賽因兩人都利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來控製動蕩。在伊朗，當國王被推翻時，權利向霍梅尼的轉移就是一個巨大的不可預見的動蕩。事後，分析師們可以令人信服地描述如何去殺掉伊朗共產黨人、如何流放左派人士、如何遣散民主反對派，以及如何把異見人士都關進讓霍梅尼崛起的那個清真寺。美國在伊拉克揭開了蓋子，卻驚訝地發現該國政權並沒有從強權跳躍到像法國那樣的政權。但是，由於製度本身的特質，事先提前預見這一切是不可能的。可以說，越是控製波動，政權的動蕩就可能越大。從法國大革命到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人類曆史充滿了這樣的事例。不知何故，人類仍然無法理解其中的含義。
對隨機性的恐懼
隨機性是來自不同環境的一個健康的遺傳特征，人類卻恐懼它。鑒於過去是一個更加線性的世界，這個特征增強了體質和生存的機會，它可以扭轉今天的複雜世界，讓波動與藏在虛假“大緩和”時期後麵的討厭的黑天鵝的外形一致。這並不是說要接受任何所有波動，比如，不該禁止保險。
但是，除了把催化劑當成誘因這樣的混亂之外，還有兩個心理偏見：控製幻覺和行為偏激（即做點什麽總比什麽都不做好的錯誤觀念）。這就導致了要去施加人工解決方案的欲望。格林斯潘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一個總是鼓勵人們去不顧一切地承諾更好的結果的一個民主國家裏，無論實際的還是延誤到來的花費如何，他都難找到無所作為的理由。
變化就是信息。如果沒有變化，就沒有信息。這就解釋了為什麽美國中央情報局沒有能預測埃及革命和一個時代以前的伊朗革命。埃及和伊朗的革命者們相對於他們要推翻的政權來講，他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有多大力量。所以，美國政府不應該因為穩定的力量而賄賂和讚譽世界上每一位微不足道的君主，而應該鼓勵這些國家政治參與的透明度，讓信息浮上水麵。波動本身並不可怕。因為允許波動公開，就像黎巴嫩和意大利的不同方式那樣，可以造成小波動的穩定。
正如塞尼卡在《老年癡呆症》（De clementia）中所寫：“重複的處罰雖然能粉碎幾個仇恨，但卻能攪起所有的仇恨，就像被修剪過的樹木會發出無數的枝杈一樣。”通過重複處罰所得到的強製性和平，是包括巴以衝突在內的許多棘手衝突的核心。此外，不與人民打交道而隻與高級官員打交道，這樣簽署的任何和平協議都不會靠得住。古羅馬人聰明地認識到：羅馬法律意義下的自由人才可信任，並可與其從事合同工作。引申含義是：在遵守一項協議的意義上，隻有自由人才可信任。一個經過協商獲得衝突雙方廣大民眾認可的條約更容易得到長期遵守。同理，沒有哪家中央銀行強大到能夠控製穩定，也沒有強權強大到能夠單獨保障堅實的和平。
因為奧薩馬 •本•拉登遇到的事而指責本•拉登是穆巴拉克在他倒台之前一直引用比喻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是利比亞前領導人卡紮菲一直強調的。曆史上，尤其是自從“9∙11”以後，美國的中東政策在防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名義下過多地打壓了任何所有的政治波動。這是錯誤的。西方及其專製的阿拉伯盟國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打壓到地下，使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強大了。甚至屠殺他們，使得他們更加強大。
讓-雅克•盧梭說：“小的攪動賦予了靈魂積極性。使物種繁盛的不是和平，而是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某種不能預測的波動。這是生命的一個包裹：世界上沒有無噪音的自由，也沒有無波動的穩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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