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生遇到了革命——看電影《日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
文章來源: 點綴2012-08-16 10:56:37







當人生遇到了革命
——看電影《日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

 

 

具有極高知名度的《日瓦戈醫生》,無論是小說原作,還是電影再創作,都是那樣得哀婉悲壯,又是那麽得蕩氣回腸。它厚實深邃得就如廣袤的俄羅斯平原與壯麗的烏拉爾山脈並肩佇立,交相輝映。如果用世紀的史詩、經典中的經典這樣的術語來界定這部電影作品的話,則顯得用意太過單調與空洞,也太缺乏必要的認真與誠意了,或許隻有用靜水流深、真味無香這樣樸實無華的意念來描述它、形容它,才算能多少接近一些它的實質。

 

二十世紀的頭二十年,是俄國曆史上極其動蕩的年代。從1905年的星期日大屠殺到俄國革命開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俄國革命、俄國內戰、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並被槍決,到前蘇聯的建立,青年詩人尤裏•日瓦戈/Yuri Zhivago 以軍醫的身份親曆了這些事件,又以詩人的敏銳見證這個發生巨變的時期。他曾經為十月革命的勝利而鼓鼓,認為“這是一個漂亮的外科手術,把腸子的潰爛部分一刀切掉了”。可是,興奮沒有維持多久,他的心情就變為困惑與沮喪,從此苦難與悲哀,也就像影子一樣,跟隨了他的一生。

 

日瓦戈醫生的青年時代已經過去一百年了,可是今天的觀眾卻不會覺得,這會是一件發生在那麽遙遠以前的事情,相反倒會認為這個故事就發生在今天,就在你我他的身邊,甚至日瓦戈也就是我們當中的一個。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並且充滿了悲劇色彩,但也是才華斐然,成就卓著。做為醫生他被尊為紳士;做為詩人他擁有很多的崇拜者。在權力社會,他普通得連自己的健康與生存都成為問題,可是他死後,卻有大批人為他守靈送葬。他是一個小人物,卻又是一個大寫的人。他用他的尊嚴與良知贏得了人們的敬重與緬懷。

 

電影以巨大的曆史背景做為故事的緣由與環境框架,生動描繪了日瓦戈醫生的艱難人生。他被當地的紅軍遊擊隊劫持,被強迫在前線當隨隊軍醫這件事,徹底摧毀了他的正常生活。這期間他的家人完全失去了他的音訊,不知道他在哪裏,以及是死還是活著。他也不知道他們的任何消息,當兩年後他最終逃離遊擊隊,才知道在他失蹤的日子裏,妻子和兩個孩子,還有嶽父,他們已經回到莫斯科,之後又被一個國際援救組織安排去了國外定居。從那時起到日瓦戈醫生病故,整整有十年的時間他再也未見到他的妻子與兒女。

 

在這段歲月裏,日瓦戈醫生與他生命中的另一個女人勞拉在一起生活過一段不長的時間,隨後就被迫各奔東西。八年後,曆盡千辛萬苦,終於回到莫斯科的日瓦戈醫生,在去醫院上班的第一天,坐在電車裏的他,突然看發現路邊人行道上,一個正在急步行走的女人的側麵和背影像極了勞拉,激動之極的日瓦戈醫生,急忙下了車去追趕她,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心髒一陣痙攣,他想呼喚勞拉一聲,可是卻發不出聲音,隨後他掙紮了幾下就痛苦地倒在了地上。此時的鏡頭是個遠景,隻見路上的行人急忙從四麵八方趕過來相助,唯有勞拉依然是匆匆地行走,渾然不知她身後發生的事情,很快就在街角轉彎處消失了。生命的最後一個時刻,縱然是看見了,日瓦戈醫生還是與她深愛的女人失之交臂,哪怕是相互間能夠彼此對望一眼都成了無法如願的終生遺憾。

 

影片的每一個鏡頭,均是由日瓦戈醫生同父異母的弟弟葉拉科夫•日瓦戈/Yevgraf Zhivago講述出來的,但他不是向觀眾述說,也不是像電影旁白那樣的客觀的不帶感情的畫外音,而是向他的侄女,一個也叫托尼雅(同日瓦戈醫生的妻子名字一樣)的年輕女工,親口講述日瓦戈醫生的身世與經曆。這個年輕女子是勞拉與日瓦戈醫生的女兒。可是這個小托尼雅卻一直把另一個人當作是自己的父親,根本就不知道有日瓦戈醫生這個人,更不知道日瓦戈醫生才是她的生身父親。

 

原因很簡單,托尼雅八歲時,就被那個養父趁亂親手遺棄在人群裏,從此她成了一名在內亂中走失的兒童,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為此勞拉還到過莫斯科,在日瓦戈醫生弟弟的幫助下,去過所有的孤兒院找尋這個被丟失的女兒。最終不僅沒有找到,連勞拉自己也失去了音信,不知所蹤。用葉拉科夫的話來說,這樣的情形在當時也是經常發生的,由於政治的原因,有的人會突然失蹤,也許是死亡,也許是正在某處的一所集中營裏,所以到影片結束時,小托尼雅也沒有再見到自己的母親勞拉。 

 

大衛•裏恩/David Lean19081991)是世界級導演,電影《桂河大橋》和《阿拉伯的勞倫斯》都是他的曠世之作,《日瓦戈醫生》是他的又一個藝術巔峰。有人說,他被公認為是一位最精於電影技巧的導演,擅長以激情澎湃的手法演繹大時代下的個人悲歡,以至專門有一個詞“裏恩式”來形容他的這種風格。該片的特點不僅僅是劇情深刻,背景恢宏,更是一個殿堂級導演所帶來的一種超乎尋常的“裏恩式”的藝術衝擊。

 

影片一開始就是一幅靜止的圖畫,畫麵中是一排見證歲月滄桑的白樺樹杆,當片名《日瓦戈醫生》在這幅斑斕的圖像上疊印出來時,雄渾的交響音樂驟然響起。這段長達四分三十秒的音樂,就在這幅畫麵之上,一任激蕩的旋律洶湧騰奔,烘托出一部悲壯大戲的隆重開場。這就是裏氏風格,用史詩樣的音樂語匯,引導出史詩樣的動人故事,借以營造出不凡的氣度,宏大的場景,震撼的效果。這些,在他以往的作品裏早已成為一種裏氏風格,在《日瓦戈醫生》裏更被運用得天衣無縫、爐火純青。

 

裏恩決不是一個自我陶醉的電影匠人,在他的作品裏沒有刻意的浪漫,也沒有華而不實的故作高深,他的創作態度嚴肅,手法嚴謹,他在電影裏始終堅持用故事說話,在波瀾起伏的大背景下詮釋愛情、命運、甚至是使命的真諦,進而去解讀人性與曆史,令觀眾在感悟中有更多的啟迪與發現,還會有更多的想象與思考。他從影四十餘年,卻僅僅拍過十六部影片,足見他看重質量,遠遠勝於數量。

 

盡管隻有十六部作品,可是他卻由此獲得奧斯卡提名達56次之多,共獲得27項金像獎,他本人也七次得到最佳導演獎提名,兩次獲獎。這個成績說明他拍得片子每部都是才華之作,如果不是歌舞片《音樂之聲》在1965年的奧斯卡上異軍突起,《日瓦戈醫生》就不會失去最佳電影與最佳導演的兩個獎項。《日瓦戈醫生》沒有像《桂河大橋》與《阿拉伯的勞倫斯》獲得七項奧斯卡獎,而隻摘得五項桂冠,實在不是價值不夠,而是競爭對手太標新立異,太受歡迎了。

 

大衛•裏恩在當導演前,是剪輯師出身,並且很有知名度。因此鏡頭的運用與後期的剪輯,在裏恩的電影裏是絕對的亮點,很好地表現了他高超的審美造詣與技術水準。他的電影鏡頭洗練質樸,轉換自然,意境雋永。即使是殘酷的環境,苦難的紀錄,暴力的場麵,也都能表現出客觀世界的本質存在,也能抒發出一種難得的美學感念,這樣的鏡頭語言既能激發觀眾的領悟力,又能提高他們的審美感,在見仁見智的基礎上,演變成觀眾心目中那種不能替代的各自的感覺與深刻。

 

電影《日瓦戈醫生》就是又一部這樣的驚世之作,裏麵的每一個情節,每一個橋段,每一句對話,每一個鏡頭,每一個剪輯,都是導演的心思深蘊,用意獨具。其中的每一個人物更是被刻畫得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如猥瑣卑鄙的維克多•科瑪洛夫斯基/Victor Komarovsky;勇敢堅定又走火入魔的革命家帕沙•安季洛夫/ Pasha Antipov (後來又用名斯特林考夫/Strelnikov);善良賢惠、體貼溫婉的日瓦戈醫生的妻子托尼雅等等,就更不用說兩位主要人物,日瓦戈醫生和勞拉的性格特點是多麽得靈動豐富,令人難以忘懷。

 

日瓦戈/Yuri Zhivago醫生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為人謙誠,又有正義感,是一個好醫生,好丈夫,好父親,可是在關鍵之時沒有能把握住自己的感情,做出了有愧於自己妻子的事情。事後他很自責,並毅然提出與勞拉結束關係。可是命運還是讓他為自己的放縱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不幸人生中更為不幸的階段便由此開始,他在回家的途中被遊擊隊抓走,一去兩年,直接導致妻子與幼小的兒女以及年邁的嶽父無法再在當地生存而回去莫斯科,再遠走他國。從此日瓦戈醫生的這段婚姻就中止了,直到他死去,他再也不曾見過他的妻兒。也許這種苦難的長期經曆,能夠稍許消解他對妻子的那份愧疚。

 

顯然日瓦戈醫生是一個十足的悲劇人物,悲劇的原因來自革命與動亂,自然也來自於他的性格與命運,可是同女主角勞拉相比,他的苦難還不算什麽,最悲哀的還是勞拉。勞拉/Lara Antipova還是一個十七歲的學生時,就被媽媽的情夫維克多•科瑪洛夫斯基/ Victor Komarovsky誘奸,很快又被這個男人淩辱與遺棄,可惜的是情竇初開的勞拉竟然深陷在這段孽情裏不能自拔,以後又始終沒有能夠擺脫這個惡魔的糾纏,最後還是這個科瑪洛夫斯基把勞拉從日瓦戈醫生身邊騙走,致使勞拉與瓦戈醫生生離死別,終生未能再得以相聚。

 

勞拉的丈夫是帕沙•安季洛夫,在短暫地婚姻生活後,熱衷於暴力革命的安季洛夫就去了前線,留下勞拉獨自帶著一個女嬰苦苦等他,也正因此,這期間勞拉才有機會認識並最後愛上了日瓦戈醫生。安季洛夫自從去了前線就再也沒有回來,後來是聽科瑪洛夫斯基說他已經死於非命。勞拉被一個最不愛的男人死死地糾纏住,她的一生毀也在了科瑪洛夫斯基的手裏,這是勞拉的悲劇,也是無法回避的宿命。勞拉的遭遇令人扼腕歎息,無言以對。勞拉這個人物沉重得也令這部影片更加沉重。

 

想象不到的是日瓦戈醫生的扮演者竟然是埃及影星奧瑪爾•謝裏夫/Omar Sharif,在偉大的影片《阿拉伯的勞倫斯》裏他飾演了一個令人印象極其深刻的阿拉伯青年將領阿裏,是勞倫斯的戰友與堅強支持者。這位具有明亮雙目的明星,在《日瓦戈醫生》裏,一改他在《阿拉伯的勞倫斯》中的果敢硬朗的形象,扮演起溫文爾雅,又優柔哀傷的一個俄國知識分子,令日瓦戈醫生這個人物出神入化到真實至極,無人能比。日瓦戈醫生不屈服於命運的壓力,卻又悲苦無助,絕望無奈的心理活動,通過他的眼睛被表現得絲絲入扣,生動逼真。這是一個有非凡演技的天才演員,但畢竟它是阿拉伯人,由他來演俄國人是有點兒離題太遠了,可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是,他演得極好,讓人們以為他就是俄國人,這也證實了導演裏恩的魄力與眼光。

 

勞拉的扮演者是英國女星朱莉•克裏斯蒂/Julie Christie ,拍這部片子之前她憑借電影《親愛的》,拿下過奧斯卡影後的殊榮,可是真正讓她紅遍國際影壇的卻是電影《日瓦戈醫生》。她把勞拉野性堅毅的一麵表現得淋漓盡致,又把勞拉善良淳樸的另一麵也展現無遺。這個人物沒有多少對話,可是一出場,觀眾從她的氣質與眼神中就記住了她,這是一位在表演上非常有感覺的女星,《日瓦戈醫生》所以能夠非常打動人,勞拉這個角色功不可沒,這位演員把一個俄國年輕女人在那種動蕩年代的處境與遭遇,詮釋演繹得非常到位,十分可貴。

 

影片中日瓦戈醫生的同父異母弟弟的扮演者,竟是當年英國四位男巨星之一的亞利克•基尼斯/Alec Guinness,雖然他的戲隻是為整個故事傳真引線,並不是這部電影的主角兒,但他可是大片《桂河大橋》中轟動全世界的尼科森上校的扮演者,憑此角色他在1956年的奧斯卡上成為影帝。他加盟《日瓦戈醫生》說明導演裏恩很念舊,願意繼續延攬這些曾經合作過的影星來打造他的最新作品。

 

日瓦戈醫生的妻子托尼雅的扮演者是喜劇大師查理•卓別林的女兒傑拉丁•卓別林/Geraldine Chaplin,她也是因為這部《日瓦戈醫生》而打響了知名度,從此片約不斷。影片中她乖巧的扮相,忍辱負重的精神,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可以這樣說,這部電影如果僅僅有朱莉•克裏斯蒂扮演的勞拉這個角色,還不能夠表現出應有的張力,必須還要有傑拉丁•卓別林飾演的托尼雅這個人物,才可以讓故事變得完全與完整,同時也令戲劇衝突在人物之間的互補與可比性方麵,得到強烈地提升。一部具史詩地位的電影,一定是每個角色都是缺一不可、無法替代的。《日瓦戈醫生》正因為有傑拉丁•卓別林扮演的妻子一角,而使這部影片充滿了光亮,並讓這部片子更有深度與力量。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前蘇聯著名詩人和作家鮑裏斯•帕斯特納克/ Boris Pasternak,在重重阻撓與壓力下寫出了不朽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在西方出版後立即引起轟動,為此195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這位文學巨人,可是他被迫拒絕了這個殊榮,並很快死於迫害與病魔的雙重打擊。幾年後,鐵幕外的一個英國導演率領一支由埃及人、英國人、美國人組成的演職人員隊伍,把這部小說搬上銀幕,引起了同樣的轟動。

 

看過西方人獨立拍攝的有關中國革命的影片,裏麵明顯的臉譜化與符號化的詮釋常常會雷倒中國觀眾。我們不是俄國人,不知道他們看《日瓦戈醫生》時會有怎樣的感受?他們也會笑場嗎?也許會,因為影片裏對遊擊隊政委,街道幹部以及居民委員會主席的描寫雖然似曾相識,但也確實很搞笑,相信這是西方人的理解與表演所致。但是影片中的故事卻是極其震撼與發人深思的,麵對革命與動亂,沒有人能幸免,有錢人如此,沒有錢的人也是如此,電影中被燒毀的農舍和村莊,還有因無家可歸或躲避戰亂而流離失所的農民,就是有力的證明。

 

俄國以暴力革命開創的世界上所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今天早已不複存在了,但是它的影響並沒有因為這個政權的消失而煙消雲散。繼911之後,暴力革命與暴力恐怖卷土重來,世界危險得就像一個火藥桶,隨時都會引發更致命的爆炸。人們是無辜的,沒有人喜歡被殺戮,也沒有人向往生活在動蕩的社會中。和平不是理想,是生存的必須。當人生遇到了革命,生命遇到了暴力,就會斯文掃地,人的尊嚴也就無從談起。因此決不能讓悲劇再次發生,這是人們的呼聲,也是電影《日瓦戈醫生》問世近五十年來,仍然深具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電影《日瓦戈醫生》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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