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清華：陳寅恪昧於情勢；馮友蘭“與時俱進”！

藍山煙霞

說明一下，這篇短文不是要褒貶誰。隻是對前輩的事情作一點評說，看看對我們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所啟示？首先破題：昧，糊塗。“昧於情勢”就是對情況和形勢認識不清，比較糊塗。“與時俱進”就是思想緊跟潮流，能合著時代步伐一同前進。

為什麽說陳寅恪昧於情勢，而馮友蘭就算得上是“與時俱進”呢？我們隻要看看二人的生命軌跡，就都一目了然了。

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歷史學家，古文學家，語言學家。通曉十多種語文。專於魏晉及隋唐史。《柳如是別傳》，《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其代表作。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中文及歷史教授（1925-1948）。

在本人看來，陳寅恪在什麽時候，或者在哪些方麵“昧於情勢”呢？

首先是出國留學。“為什麽要留學？”陳寅恪好像不太清楚，看起來就像是：“留學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陳寅恪自1902年12歲開始，先後留學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直到1925年35歲才回到中國。

陳寅恪三次出國留學，累計共14年，時間跨度23年。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沒有一張大學文憑。隻有一張復旦公學（大學預科）文憑。陳寅恪留學14年最大的收獲就是具備了閱讀蒙古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突厥語，西夏語等十多種語言的能力。

可是作為中國魏晉隋唐史的研究者，陳寅恪真的需要這10多種語言嗎？可見陳寅恪在設計自己的人生這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上非常糊塗。一個人用10多年時間去學一堆無用的知識，實在是對生命的極大浪費。

其次，陳寅恪在政治上也比較糊塗。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帝製，建立了共和。稍有常識的人都明白，“三民主義”雖然談不上是完美的，但它所代表的共和政體，比起腐朽的滿清王朝，畢竟進步很多。

但陳寅恪一方麵推崇懷有“滿清情節”的王國維，另一方麵，將“三民主義”貶為“俗諦”，即庸俗的東西。認為隻有擺脫了這個“俗諦”，才有學術自由，也才能發揚真理。

中共執政後，1953年曾邀請陳寅恪擔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提出就職的兩項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於是陳寅恪隻好繼續任教於中山大學直到去世。

中共自己都說：“共產黨人是最講政治的”。陳寅恪居然天真地認為，在中共執政下，自己可以擁有一塊“完全不問政治的小天地”，這就不是天真，簡直就是糊塗到了“不識時務”的地步了。

和“不識時務”的陳寅恪比起來，另一位“學術大師”馮友蘭卻又“太識時務”了。

馮友蘭（1895－1990），河南南陽人，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代表作有“三史”等三套中國哲學史著作；“六書”等六本自成體係的哲學著作。

馮友蘭1918年畢業於北大。1919年考取公費留學資格，冬赴美國留學。1923年夏論文答辯通過。1924年獲博士學位。1923年馮友蘭論文答辯後即回國，曆任燕京大學等校哲學教授。1928年起任清華大學教授兼哲學係主任，1929年兼任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從青年時代起，在設計自己的人生和高效率地利用時間方麵，就遠遠勝過陳寅恪。

而馮友蘭在認清政治形勢，善於把握機會方麵，更是陳寅恪望塵莫及的！馮友蘭曆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三個“朝代”，竟然都能左右逢源，屹立不倒，令人嘖嘖稱奇。

1934年馮友蘭獲邀出訪捷克及蘇聯，回國後分別就蘇聯見聞及歷史唯物主義作兩次演講，觸怒國民黨當局，遭逮捕審訊，但不久即獲釋。

事後馮友蘭迅速向國民黨靠攏，不久即加入國民黨。1937年中日戰爭全麵爆發，馮友蘭隨清華大學先遷長沙，再遷昆明，其黨籍關係中斷，1939年再次加入國民黨。任教西南聯大期間，馮友蘭與國民黨高層往來密切。1945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友蘭被選為主席團成員。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月5日馮友蘭即致信毛澤東，自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告誡他“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1952年馮友蘭由清華轉入北大，仍任哲學教授。

馮友蘭多次檢討自己歷史問題，在國內外數次公開表示新理學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敵”，是“擁護國民黨政權”等。並經常配合政治形勢，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

1966年文革開始，馮友蘭被抄家關入牛棚。1968年毛澤東表示“北大有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如果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馮友蘭得以離開牛棚，恢復自由。

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馮友蘭出任四人幫掌握的“梁效”寫作班子顧問，相繼發表一些批孔和反複古等文章，為江青集團效力。1976年四人幫垮台，梁效寫作班子遭徹底清算，馮友蘭亦遭長時間關押審查。

1980年起，馮友蘭開始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自稱是“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至1989年完成，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觀念貫穿全書始終。1990年11月26日，馮友蘭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享年95嵗。

像馮友蘭這樣善於察言觀色，明哲保身，在各個時代都能很好地生存的人，在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中，是比較少見的。

馮友蘭這樣做，究竟應該算是“善於觀察風向，見風轉舵”的政治投機？抑或應該算是“敢於不斷否定自己，與時俱進”的進步行為呢？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實在不是簡單地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

本人以為，陳寅恪與馮友蘭，在為人處世方麵可以說是兩個極端。我們作為後來者，應該怎樣以兩位“大師”為借鏡呢？

本人以為，應該有一點陳寅恪的“率真”，但不可變成迂腐；應該有一點馮友蘭的“圓通”，但不可變成油滑。

網友諸君，你的看法如何呢？

---（完）